生命之華∶百年巴金

序
一位作家的誕生
在死胡同里看見了一線亮光
美麗的夢
愛情的三部曲
永遠的老師
做讀者和作者的朋友
我相信正義的勝利
蕭珊
寫在寒夜中
我只翻譯我喜歡的
與世界語結下不解之緣
他看到了古老民族的新生
晴天霹靂
我今天仍為這些文章感到痛苦
十年浩劫
我不願離開你
最后的傑作
后記
巴金生平年表簡編
附錄1 還巴金以歷史的公正
附錄2 巴金主要著作簡目
附錄3 巴金手稿片斷

巴金的傳記已經出過好些本了。在我看來，這本《生命之華》是頗具特色的一本。對於巴金這樣一位生活了一百年、寫作達九百萬字的作家來說，要以十五六萬字的篇幅來寫他的傳記，我想著者的困難不是材料太少而是材料太多，書中可以看出剪裁取舍的匠心。所以篇幅雖小，重要的材料卻沒有什麼遺漏，讀者從書中可以看到一個完整的、豐滿的巴金的形象。
作家巴金是五四運動的產兒。這個思想啟蒙運動引進了同中國傳統觀念對立的新思潮，啟發了這個少年思考自己十多年來的生活，他所處的家庭和社會。這個「家」正在敗落。通過這些思考，他認識到，這敗落不但是必定要發生的，而且是應該的。他要為封建桎梏壓抑之下的男女青年發出「我控訴」的呼喊。這些經過他以新思潮思考過的生活經歷，就成了他創作的最初源泉。
五四運動那時，各種思潮都傳到中國。少年巴金接受了無政府主義。這是因為無政府主義在中國宣傳得早一些，他也最先接觸到。他十五歲，就十分激動地讀了克魯泡特金的《告少年》。他說，從這本書里，他得到愛人類愛世界的理想，得到了一個小孩子的幻夢，相信萬人享樂的社會就會和明天的太陽同升起來。這本傳記用了不少的字數寫巴金懷着這樣信念積極投身到宣傳無政府主義的活動之中。
關於無政府主義這種從國外引進的思想，巴金也是經過自己的思考和辨別來接受的。他說。「我是一個中國人，有時候我不免要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看事情，發議論。」書中引了他喜歡的一句話：「我有我的『無政府主義』。」對此，書中作了恰當的分析：在中國，「事實上，從來沒有過一個固定的嚴密的『無政府主義者的組織』。在所謂『無政府主義者』中間有各種各樣的派別，他們所標榜的最終目的都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大同世界。至於怎樣實現這種大同世界，任何一派的『無政府主義者』都沒有具體的辦法，甚至就根本沒有去研究這種辦法。在中國共產黨登上歷史舞台，並且日益壯大之后，中國無政府主義者就失去他們活動的立足之地了。所以當巴金一次又一次表示想舍棄寫作，做一些『更痛快』的事時，卻始終未能如願。」這是一個符合歷史事實的說明。
書中還講了這樣一個很有點意思的掌故：「1945年8月，毛澤東應將介石之邀從延安飛重慶，在談判的余暇也會見了一些文化界人士。巴金就是在這時第一次見到毛澤東的。毛澤東對巴金說：「『奇怪，別人說你是個無政府主義者。』巴金答道：『是啊，聽說你從前也是。」
足以表明巴金的無政府主義的特色的，書中舉了這樣一件事：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由此引起了舉國一致的抗日戰爭。這時，巴金發表了《只有抗戰這條路》這篇文章，這樣表明了他這位無政府主義者的態度：
「我是一個安那其主義者。有人說安那其主義者反對戰爭，反對武力。這不一定對。倘使戰爭是為反抗強權、反抗侵略而起，倘使這武力得着民眾的擁護而且保衛着民眾的利益，則安那其主義者也參加這戰爭，而擁護這武力。」
著者指出：「他的『無政府主義』就是人道主義和理想主義的結合，其中也包含了他的愛國主義。一個人道主義者、理想主義者不可能不是一個愛國主義者。」巴金的這篇文章，正好印證了這個論斷。
無政府主義問題，在巴金的一生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早年曾給他以思想的啟蒙，后來又曾使他不斷遭到非議，到了「文化大革命」那時，甚至還因此要給他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這本傳記對這一問題所作的敘述和分析，應該認為是公允的深刻的，可見史識。著者曾就巴金的無政府主義問題寫過一篇專論，《新華文摘》曾予轉載，可見這意見受到學術界的重視。
目前流行的人物傳記中，有所謂「合理想像」一說，把那些諸如「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的情節，都繪影繪聲，寫得栩栩如生。你在場嗎?你秘密安裝了攝象機和竊聽器嗎?你怎麼知道的?這種所謂的「合理想像」其實足不合理的編造，以濟其材料不足之窮。而這本《生命之華》卻沒有一點想像之詞，書中所述，可說是無一字無來歷，無一事無根據。著者詳細占有了有關材料，以前曾經將巴金著作中自傳性的文字輯錄為《巴金自敘》一書。所以在寫作此書時能夠得心應手，材料取之不盡，正不必用虛構(所謂合理想像)來做填充劑。重視所敘事實的真實和准確，可說是本書一個最顯著的特色。
不但在敘述巴金生平事跡的時候，就是在敘述傳主所處的環境背景的時候，著者都具有這種力求准確的史家風格，是把巴金其人及其創作都放在一定的具體的條件下來介紹的。例如，在抗日戰爭中，日本侵略軍在曠日持久的地面戰爭中不能征服中國，於是就對后方和平居民狂轟濫炸，想以此動搖中國抗戰到底的決心。在這一時期巴金的許多小說和散文創作都寫了敵機轟炸造成的慘狀，寫了人們對於轟炸的憎恨和復仇的決心。這本書介紹分析了這些作品，同時還引用了一個統計數字：從1938年到1941年四年里重慶一地每年遭到空襲的次數、投彈數、死亡人數受傷人數毀屋棟數。讓讀者具體了解這些作品的時代背景。書中在分析巴金的《豬與雞》、《兄與弟》這一組寫「小人小事」短篇小說的時候，引用了當年中央通訊社的調查數字工人生活指數，1942年8月上半月合戰前指數，重慶是四十三倍。這些小說反映的正是這個時候，小說中引用的這些調查數字對於書中所作的分析正起了畫龍點睛的作用。分析巴金作品的多了，像這樣把它擺到一定的歷史背景中，並且引述有關數字以為印證的，似乎還不多見。
巴金晚年最重要的著作無疑是《隨想錄》。這部作品是在怎樣的背景下問世的呢?書中是這樣說的：
「《隨想錄》的那篇短短的『總序』和談影片《望鄉》的第一篇，都是1978年12月1日寫的，同時發表在同月17日《大公報·大公園》上。這個日子很有意思，因為第二天，12月18日，有着划時代意義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第三次中央全會開幕。鄧小平說：『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我們冷靜地估計了形勢，考慮今后的路怎麼走，界限的划分是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這次會議確定了一系列的新的方針和政策』。……三中全會的召開，巴金開始發表《隨想錄》，這兩件事情同時發生，表示全中國的人，從中國共產黨的高層領導，到一個普通的作家，都在深思同一個題目：過去的那一切災難是怎樣發生的，今后的路要怎樣走?」
巴金的思考就寫在這本《隨想錄》中。這本傳記以《最后的傑作》為題特設專章介紹這書。全書五集一百五十篇，包含了作者對歷史特別是對「文化大革命」的深層思考。所謂「文化大革命」，「就是披着『左』的外衣的宗教狂熱。那麼人獸轉化的道路也就是披上『革命』外衣的封建主義的道路了」。他提出了一個建立一個「文革博物館。的主張：「用具體的、實在的東西，用驚心動魄的真實情景，說明二十年前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只有牢牢記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歷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來。」人們無從預測一座叫做「文革博物館」的建築物何年何月才會出現在地面上，但是，正如這本傳記所指出的：「這部書，可以說就是一座袖珍的『文革』博物館。假如他年真的有那麼一天建成了這博物館，那麼這書將是博物館的最詳盡的說明書。
可以看出，著者是懷着對傳主崇敬的心來寫這本傳記的。但是有的地方也談到了自己的不滿足，例如在介紹《新生》這部小說的時候，就以為主人公李冷「人格成長的內在原因，書中似乎缺乏合乎邏輯的說明」，「思想變化的線索似不夠清晰」。這一類的評語又從另一個方面顯出了著者的求實精神。
一本作家的傳記當然要記錄傳主寫了些什麼作品，這本傳記在寫了這些之外，還着重探討了一個問題，為什麼巴金在他的后半生再沒有什麼成功的創作了。他的主要作品都是1927年到1946年這二十年間寫的。1949年他以極大的興奮歡迎新時代的到來。順應着徹底否定過去的時代潮流，巴金也否定了自己過去的作品，決心要寫出無愧於新時代的大作品來，他要反映新的生活和新的人物。他是這樣做了。結果就正如書中所說的，他「於是就犯了一個錯誤，拼命寫自己不熟悉的東西。」自己不熟悉的東西當然也就寫不好。例如寫志願軍戰土的中篇小說《三同志》就是一篇這樣的作品。寫完之后他不願發表，直到最后才勉強把它作為失敗之作編入全集，並在書前寫道：「我寫了自己不熟悉的人和事，所以失敗了，這是一個慘痛的教訓。」
在《激流三部曲》的寫作意圖中，原來還有第四部：《群》，是寫覺慧出走以后的事。-—直到六十年代，他還沒有放棄這個想法。這是他所熟習的人和事，是在心中醞釀了多年的計划。可以設想，如果寫出來，至少不會是失敗之作吧。可是他一直沒有動筆。歷次政治運動和文化批判不能不使他感到緊張。這書中引用了1960年巴金給妻子的一封信，其中談及《群》的寫作，他說，「若照從前的計划寫出來，一定會犯錯誤。」誰不害怕「犯錯誤」呢。
妨礙巴金從事創作的，還有一個看來似乎正好和這相反的原因，就是給了他很高的社會地位和政治地位。用巴金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我像一個舊社會里的吹鼓手，有什麼紅白喜事，都要拿我去吹吹打打」。在這種種干擾之下，一個人還能有多少時間去寫作呢。這本書寫的是巴金，其實許多作家，像鼎鼎大名的郭沫若、茅盾、曹禺……等人，在1949年之后，就不再有成功的創作甚至就完全不再有創作了。這原因，恐怕可以說是大致相同的。
傳記屬史部，在時下流行的眾多人物傳記中，有些卻是很難以史才、史學、史德來要求。而這《生命之華》雖只薄薄一小冊，卻是可以這樣要求的。
這本書原是山東畫報出版社所出的「名人照相簿叢書」中的一種。於1998年8月印了一萬本。早巳售缺，在書店里不容易遇見了。現在鷺江出版社願意重印一版，以滿足有興趣的讀者的需要。著者趁此機會作了少量的訂正和增補，並把人民文學出版社《重讀大師》一書中所收的那一篇《還巴金以歷史的公正》取來，作為這一個版本的附錄，這樣，它就比前一個版本更有改進了。著者囑我為修訂本作序。我即將當年發表的一篇書評，稍加修訂交卷。當年魯迅為曹靖華譯《蘇聯作家七人集》作序，結末說：「靖華的譯文，豈真有待於序」，我想，我也可以套用這活：這本書以它內容的結實嚴謹，自會贏得讀者的愛重，豈真有待干我的序言。再抄一句魯迅那篇序言中的話為我的這一篇作絡「倒是我得以乘機打草，是一幸事，亦一快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