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術史·宋元卷(全二冊)

研究中國學術史，寫出一部《中國學術史》的想法，在我的心中醞釀，可說已經有二十年了。這一設想的萌芽，還是從我多年從事的先秦歷史、考古方面研究開始的。記得在「文革」終結後不久的1981年，第二次「先秦史學術討論會」在陝西西安舉行，我作了一個題為《重新估價中國古代文明》的發言，其中一節就叫做《學術史與古代文明》。
當時我提到「中國有非常悠久的歷史傳統。我國的古代文明，是人類創造的有數幾大遠古文明之一，久已蜚聲於世。盡管國內外學術界關於中國古代社會性質有種種不同的見解，當時文明的輝煌絢麗，卻沒有人能夠否認」。特別是考古學所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果，使人們對古代中國的認識耳目一新。然後盡管如此，長時期以來對中國古代文明的估價是很不夠的，「為什麽學術界流行的傳統觀念總是把中國的古代文明估計得比較遲、比較低呢?我們覺得，這有著深刻的學術史上的原因」。因此，雖然我主要研究的是遙遠的古代，卻不能不同時將眼光注視到後世甚至是現代的學術史。
這一點對我的業務工作來說，很關重要。我反復考慮，逐漸明白了學術和歷史的關系。學術，不論是其整體，還是各個分科，都是在歷史上產生的，有著興起、發展及演變的過程。認識學術，必須放在歷史的大背景中去考察；評價學術，也不能離開歷史的情況與條件。這樣說，當然不是把一切學術都作為意識形態來看待，只是說明學術有著自身的歷史，同時又難免受到整個歷史的影響和限制。研究學術的歷史，從歷史的角度看學術，這就是學術史。
在這里需要說一說什麽是學術。80年代有過什麽是文化的熱烈討論，那時我曾戲仿禪語說：文化這個詞，不講人人明白，越講越不明白。學術這個詞，或許也是這樣。不過在近些年，國內有一種趨勢，說學術似乎一定不包括自然科學，學術與科學成了涇渭分明的兩個概念。這在字面上、內涵上都是不合適的，用在現代以前的學術上尤其不妥當。有學者主張，科學和技術應該區別開來，這樣講的科學更應算在學術以內。我們講的學術史，用現代分科來說，包括文科、理科等的歷史。
幾年前有一場學術與思想的爭論。一些論著提出，學術有別於思想，學者不同於思想家，甚至在論文的分類上都有學術與思想兩途。揣想這種看法的起源，是要強調理論性、根本性問題的重要，但強將學術、思想划分開來，是不合實際的。我有一次提到，梁啟超作《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都專門以思潮相標舉。至於後來的思想史著作，核心是哲學史，便不是涵蓋全面的學術史了。
真正的學術大家，沒有不具有深刻而系統的思想的。歷史上的學者，有些於當世文化知識無不通習，如中國的朱子、英國的培根，固不用說；現今的學者，也多在專門的學科之上有其高瞻遠矚的思想觀點，連自然科學家也不例外，有誰能說愛因斯坦、斯蒂芬·霍金等不能稱為思想家呢?
人類的知識本來是整體的，學術在任何歷史時期也是整體，只是由於具體個人的能力有限，難以窺其大全，才根據知識的結構分立為若干學科。也正因為如此，不同學科有許多交叉搭界、無法割裂之處，而新的學科每每即於學科間的邊緣創造出來。全面地、整體地研究學術史，能夠更好地看到學科間的關系，也可以更好地了解不同學科學者間的關系。在多學科交叉已成為學術進步趨勢的今天，我們的研究更必須注意這一點。
大家知道，學科的精細分化主要是近代的現象，所以研究古代的學術史，特別有必要從整體出發。現在探討古代學術的作品，一般是以現今的學科作為出發點。例如今天有力學，就在中國歷史文獻中尋找與現代力學有關的觀念和發明，從而構成了中國力學史。這當然是非常有意義的，足以揭示古今學科的關聯，並對古代的成就作出估價，然而古代何嘗有力學這一學科?有關材料只能由種種文獻爬梳輯集，其在當時學術中的位置如何，與當時學術其他方面的關系如何，很難從今天力學的范疇來說明。
由此可見，學術史研究不僅需要是全面的、整體的，還應該是歷史的。我們應當按照歷史上學術的本來面貌去觀察。十年以前，在紀念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90誕辰的研討會上，李約瑟研究所所長何炳郁教授曾就中國自然科學史研究講過這樣的意見。我覺得，他的見解對整個學術史都是適用的。
中國有研究學術史的優良傳統。前文提到的梁啟超的兩部書，可說是現代意義的學術史專著的開始。另外，章太炎的不少論著，其實也有同樣的貢獻。至於歷史上學術史性質的作品，追溯起來可以早到晚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盧鍾鋒先生的《中國傳統學術史》，是一部很好的中國學術史史。他所論及的歷代學術史性質著作，上起《庄子》的《天下》篇，下訖徐世昌所纂《清儒學案》，有五十五種之多。分析這一系列著作，不難發現，其中意義最重大、內容最精彩的，無不作於社會及文化的歷史發生劇烈轉折之際。
產生在周漢間的《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韓非子·顯學》、《淮南子·要略》，以及《史記·太史公自序》所述司馬談「論六家之要指」，分別自儒、道、法等家觀點，回顧和總結了先秦諸子百家的學術思想，為後人描繪了這一「樞紐時期」的絢麗畫卷。
陸德明《經典釋文》一書，草創於南朝末，成書則應下及唐初。其《序錄》對漢代以來占主要地位的經學，以及《老》、《庄》注釋，作了條分縷析的敘述，「以著述早晚，經義總別，以成次第」，其體例為後來類似作品所遵循。
理學風氣興於宋代，歷元至明，發達到了極點。明清之際，學者遭遇了被形容為「天崩地解」的變故，不得不對學風痛加反省。此時出現的黃宗羲《明儒學案》，和黃宗羲至全祖望多人纂成《宋元學案》，無論從內涵之豐富，還是識見之精卓來看，都堪稱傳統的學術史作品的頂峰。
更大的歷史與文化的變革，如所周知，發生於清末民初。章太炎、梁啟超的學術史著作，即應此時運而問世。梁氏的兩本專書雖出於20世紀20年代，但他在1902年已有《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發表，成為他這方面研究的先聲。
自1902年到現在，差不多又是一百年了。在新的世紀之交的當口，中國以及世界正在經歷更深刻、更重大的變遷。面對新的挑戰，我們的學術界已經意識到有再次回顧和反省的必要。我想，這便是近幾年學術史工作，包括材料的整理、個案的討論、分科的總結、整體的鳥瞰，一下子都成為熱門的原因。
當前要做的學術史研究工作，以我的陋見，不妨歸納為兩條：一條是重寫學術史，另一條是續寫或新寫學術史。
歷史作為已成既往的客觀真實，是不能加以改變的，而對歷史的認識和評價，卻因學者所憑借的材料、所依據的理論及方法，經常變易更新。如去年在上海的一次學術會議上不少先生指出的，目前重寫學術史的條件已經是具備了。
就我個人長期投人的學科領域來說，近年田野考古發現的古代簡帛佚籍，其性質實在是令人深感震撼的。這大量的寶貴發現，使晚清以來在疑古思潮影響下形成的好多學術史觀點，頓時不能成立了。過去被認為沒有什麽可供論述的，如孔孟之間的儒學、黃老一派的道家、數術與兵陰陽家等等，都有了足以憑信的材料。涉及先秦「樞紐時期」的學術史問題，很自然地又影響到對秦漢以下各代學術流變的看法。關系著歷朝學者爭論不息的若干疑難，像漢學、宋學的問題，今文學、古文學的問題等等，都有了重加考慮的必要。當然，這只不過是為了表明學術史應該重寫而舉的一個例子。
相對於古代學術史來說，近現代學術史自有其特殊的重要性。不管是漢宋學問題、今古文問題，還是什麽，與當前學術的關系均已淡遠，即使是梁啟超著作中暢論的種種，和今天也有距離。與今天的學術存在直接聯系的，乃是近百年的學術史，這便不是重寫，而是續寫或者說新寫學術史的問題了。
研究歷史的人都能理解，講現代的學術史重要，不等於現代以前的學術史不重要。歷史研究的價值，正建立在歷史本身的連續綿延之上。特別是我們中國的歷史文化，由上古至今傳統未曾斷絕，研究近現代學術仍不能離開對整個學術演變遞嬗的概觀。
我們這部十一卷本的《中國學術史》，就是重寫中國學術整個變遷的一次嘗試。
撰寫的准備和設計，始於1993年。有關中國學術史的一些想法，得到多位專攻學術史的年輕學者的支持，也幸獲江西教育出版社各位先生的許可，這樣「中國學術史」即作為工作課題而成立了。應該感謝參加本書撰述的諸位，他們在各自崗位的繁重事務中盡可能集中時間，確實做出了引人注目的成果。
老實說，當著手組織這部《中國學術史》時，我心中頗有些忐忑。我一直認為學術史應當作為一項艱辛的研究，不可限於史實材料及已有觀點的臚列。用在中國科學院朋友中流行的話來說，是不贊成「以編代研」。不過，中國學術史范圍遼闊，想全面論述又絕非短短幾年所能完成。為此，我建議《中國學術史》采用勾畫輪廓、選擇重點的方式，以敘說各歷史時期學術發展的大勢為主，這部書便是依此而著成的。
中國人一貫主張治史的目的在於鑒今，司馬光的著作《資治通鑒》，突出地代表了這個看法。竊以為不能以這一點要求所有歷史研究，有的研究的動機恐怕還只是求知。但是，學術史的研究確是有這樣的效用的。重寫和續寫學術史，將有益於新世紀中國學術的創新。假如這部不夠成熟的書能於此有一些貢獻，我們便十分滿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