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的中國經歷了一系列根本性政治變革——從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到共產黨取得全國政權。所有這些變革都曾受到工人運動的極大影響。
本書在廣泛吸收歐美工人問題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將工人政治放在比較的角度加以研究。以一種更普遍的眼光關注罷工、工會、政黨等問題,探討了工人的文化與生活狀況,為人們展示了一幅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工人豐富多彩的畫像。
目錄
中譯本序
英文版原序
導論
第一部分 地緣政治,1839-1919
第一章 移民城市
廣州移民
寧波移民
江蘇一華北移民
原籍、職業與工人團結
第二章 來自南方的工匠
行會與工匠群體
早期的工匠抗議
政治化
「傳統」的激進主義
行業意識與階級覺悟
第三章 來自北方的無產者
鄉土源流與幫會
工廠以外的勞動者
產業無產者
大眾文化
罷工模式
結語
第二部分 黨派政治,1919-1949
第四章 激進主義的全盛期,1919-1927年
五四運動
共產黨的誕生
保守派的挑戰
統一戰線
五卅運動——脆弱的聯盟
三次武裝起義
第五章 保守主義時期,1927-1937年
幫會與蔣介石的崛起
國民政府時期——工人組織由盛而衰
幫會的插手
共產黨「左派」
結語
第六章 激進派的復活,1937-1949年
抗日戰爭與工人民族主義
內戰與共產黨工匠
國民黨內的派系斗爭
積極反共
國民黨勢力的瓦解
結語
第三部分 產業政治
第七章 煙草業
勞動狀況
地緣性分裂
┅┅
第八章 紡織業
第九章 運輸業
結論
附錄
英文版原序
導論
第一部分 地緣政治,1839-1919
第一章 移民城市
廣州移民
寧波移民
江蘇一華北移民
原籍、職業與工人團結
第二章 來自南方的工匠
行會與工匠群體
早期的工匠抗議
政治化
「傳統」的激進主義
行業意識與階級覺悟
第三章 來自北方的無產者
鄉土源流與幫會
工廠以外的勞動者
產業無產者
大眾文化
罷工模式
結語
第二部分 黨派政治,1919-1949
第四章 激進主義的全盛期,1919-1927年
五四運動
共產黨的誕生
保守派的挑戰
統一戰線
五卅運動——脆弱的聯盟
三次武裝起義
第五章 保守主義時期,1927-1937年
幫會與蔣介石的崛起
國民政府時期——工人組織由盛而衰
幫會的插手
共產黨「左派」
結語
第六章 激進派的復活,1937-1949年
抗日戰爭與工人民族主義
內戰與共產黨工匠
國民黨內的派系斗爭
積極反共
國民黨勢力的瓦解
結語
第三部分 產業政治
第七章 煙草業
勞動狀況
地緣性分裂
┅┅
第八章 紡織業
第九章 運輸業
結論
附錄
序
拙著《上海罷工——中國工人政治研究》中譯本面世,對我來說乃是極大的榮譽。我想,書中的許多觀點肯定會引起中國學者的爭議,我希望他們的反響能夠激發出針對中國工人之社會起源和政治影響的熱烈討論。就本書主題而言,中國學者比我更有發言權,我期待著從他們的批評中學到更多的東西。
我對上海工人運動發生興趣,源於自己對近代中國的民眾反抗、革命和政治力量之間相互關系的長期痴迷。我的處女作是有關19世紀中期至20世紀中期淮北地區農村動亂問題的研究。我認為,傳統形式的農民暴動之發生,親緣與地緣關系比起階級地位更為重要。我在該書中指出,這些傳統的東西,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進入這一地區開展動員農民工作的共產主義革命者陷於兩難境地。盡管共產黨干部吸收利用了既有的暴動模式,但在1949年後,他們也將全新的階級斗爭方式引入了當我將研究目光從遙遠的淮北農村轉向世界大都會上海時,我的研究重點也從農民叛亂問題研究變為工人運動
研究。但即便是在這一高度「現代」的背景之下,我發現,在不斷演進的反抗方式中,與工人中存在的世俗關系——地
緣祖籍、性別、文化程度等等——相比,階級地位的作用仍
然不那麽突出。 當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干部著手在上海工人中開展組織工作時,他們的努力受到了工人隊伍中既有壁壘的深刻影響。反之,這兩個政黨不同的社會基礎也深深地刻畫出了先是國民黨政權然後是共產黨政權的不同特性。
雖說本書研究立足於上海、南京、台北和美國的檔案文
獻,但我很清楚,書中肯定還有不少重大局限和疏忽之處。
而且我也知道,其他學者從不同的分析角度入手,雖然占有
同樣的資料,卻有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所以,重復一
遍,值本書中譯本問世之際,我期待著批評與建議——無論
是經驗上的還是理論上的。
我要對那些為本書在中國的翻譯和出版作出不懈努力的人表示感謝。尤其,對劉平先生在翻譯上以及對劉東先生在協調出版方面所作的努力,我深表謝意。同時,我要再次表達對我的許多上海朋友——他們分布於上海社會科學院、上海市檔案館、上海圖書館、上海師范大學、復旦大學等單位——的感謝,感謝他們在過去歲月里所給予我的慷慨支持。最後,我要強調一點,對於本書事實上或是詮釋中可能存在的缺點,文責自負,與上述個人和單位無涉。
我對上海工人運動發生興趣,源於自己對近代中國的民眾反抗、革命和政治力量之間相互關系的長期痴迷。我的處女作是有關19世紀中期至20世紀中期淮北地區農村動亂問題的研究。我認為,傳統形式的農民暴動之發生,親緣與地緣關系比起階級地位更為重要。我在該書中指出,這些傳統的東西,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進入這一地區開展動員農民工作的共產主義革命者陷於兩難境地。盡管共產黨干部吸收利用了既有的暴動模式,但在1949年後,他們也將全新的階級斗爭方式引入了當我將研究目光從遙遠的淮北農村轉向世界大都會上海時,我的研究重點也從農民叛亂問題研究變為工人運動
研究。但即便是在這一高度「現代」的背景之下,我發現,在不斷演進的反抗方式中,與工人中存在的世俗關系——地
緣祖籍、性別、文化程度等等——相比,階級地位的作用仍
然不那麽突出。 當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干部著手在上海工人中開展組織工作時,他們的努力受到了工人隊伍中既有壁壘的深刻影響。反之,這兩個政黨不同的社會基礎也深深地刻畫出了先是國民黨政權然後是共產黨政權的不同特性。
雖說本書研究立足於上海、南京、台北和美國的檔案文
獻,但我很清楚,書中肯定還有不少重大局限和疏忽之處。
而且我也知道,其他學者從不同的分析角度入手,雖然占有
同樣的資料,卻有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所以,重復一
遍,值本書中譯本問世之際,我期待著批評與建議——無論
是經驗上的還是理論上的。
我要對那些為本書在中國的翻譯和出版作出不懈努力的人表示感謝。尤其,對劉平先生在翻譯上以及對劉東先生在協調出版方面所作的努力,我深表謝意。同時,我要再次表達對我的許多上海朋友——他們分布於上海社會科學院、上海市檔案館、上海圖書館、上海師范大學、復旦大學等單位——的感謝,感謝他們在過去歲月里所給予我的慷慨支持。最後,我要強調一點,對於本書事實上或是詮釋中可能存在的缺點,文責自負,與上述個人和單位無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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