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危言

總序
《盛世危言》評介
頭品頂戴江蘇布政使司布政使臣鄧華熙跪奏
《盛世危言》彭序
《盛世危言》鄭序
《盛世危言》陳序
《盛世危言》初刊自序
《盛世危言》增訂新編凡例
卷一 通論
道器
議院上
議院下
附論：《今古泰西諸國設立議院源流》
又：《答某當道設議院論》
公舉
原君
[附錄]：深山虎太郎所著《民權》、《共治》、《君權》三論
自強
附錄：《膠報·論普國中興事略》
節錄：《國民報·公議第二篇》
節孫：純常子《自強論》
附錄：薛叔耘星使《變法論》
公法
交涉上
交涉下
條約
教養
附錄：李提摩太《轉移積患養民說略》
建都
入籍

卷二 禮政
學校上
附論：《德國學校規制》
《英、法、俄、美、日本學校規制》
《英、德、[法]、俄、美、日六國學校數目》
學校下
西學
附論：《中國宜求格致之學[論]》
《華人宜通西文兼行切音快字》
女教
考試上
附：《法國激勵人材說》
考證下
附節錄：何沃生律師所著《新政論議》
藏書
附譯：西土《論英國倫敦博物院書樓規制》
日報上
日報下
典禮上
典禮下
傳教
訓俗
附論：《粵省有三大害》
附錄：《序〈富國探源論〉
醫術

卷三 吏政
刑政
卷四 戶政
卷五 戶政
卷六 兵政
卷七 兵政
卷八 工政

在中國歷史發展的長河中，每一個特定時代都會出現一批對當時和后世產生深遠影響的學術著作，人們習慣於把這些具有重大學術價值的著作稱之為名著。歷代名著以其豐富的內涵、睿智的思想和深刻的啟示，不但給世人提供了行為龜鑒，而且影響到歷史發展的進程。惟其如此，關於名著的匯編與刊刻，歷代層出不窮，成為我國學術發展史上一個突出的現象。僅以20世紀為例，30年代商務印書館出版「嚴譯名著叢刊」，影響頗大。從50年代開始，商務印書館又組織翻譯、出版「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其范圍之廣、規模之大、時間之長，無與倫比。90年代末，河北教育出版社又推出一套「二十世紀中國史學名著」。所有這些，都顯示出國人對於名著的濃厚興趣和價值認同。2l世紀伊始，華夏出版社決定編輯、出版一套「影響中國近代史的名著」叢書，遴選12種近代中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撰寫或翻譯的學術名著加以評注、整理出版。這不僅是繼承前賢事業的總結性工作，而且這項工作本身又將成為學術文化發展的有機組成部分，可謂具有雙重的意義。

一
談到學術名著，在一般的文獻目錄書中並沒有一個固定的分類和確切的定義。但是，由於世人長期約定俗成地廣泛使用這個概念，這個概念仍然存在一定的評價標准。我認為，名著最主要的內涵就是具有鮮明的時代精神，體現出時代的特征。優秀的學術名著大多能夠站在時代潮流之上，揭示當時社會所普遍關注的問題，反映特定時代人們的思想境界與精神風貌。如果我們比較全面地考察歷代具有代表性的名著，就可以看出這些名著產生的社會背景及其作者的思想動機，發掘出名著蘊涵的學術價值和社會意義，從中得到借鑒和啟迪。

(一)名著是連接歷史與現實的津梁。關注學術與社會的關系，是我們評價學術名著的起點，同時也是我們重視學術名著的歸宿。研讀歷代學術名著，歸根結底還是為了有助於世人認識社會歷史發展的脈絡，揭示社會歷史演變的規律，增強自身的歷史感和現實感，適應時代發展的潮流，自覺投身於社會歷史運動，積極參與歷史的創造活動，為現實社會服務，把人類社會納入良性發展和理性運轉的軌道。

中國古代思想家非常注重考察社會的變遷與學術發展的互動關系，揭示學術名著的時代價值。先秦時期的孟子說：「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后《春秋》作。」(《孟子·離婁下》)。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夏、商、周三代一統天下的歷史被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割據、大國爭霸的局面所代替，因而頌揚夏、商、周王朝功業的《詩經》也就不復存在，代之而起的是記載諸侯國歷史的《春秋》。在孟子看來，《詩經》代表三代王朝興盛統一的時代，而《春秋》則代表諸侯爭霸的分裂割據時代。我們從這句話中可以得到兩點認識：一是名著的產生受時代的激盪，夏、商、周三代與春秋、戰國歷史的演變及其特征，直接影響着《詩經》與《春秋》的盛衰興替；二是人們從名著的盛衰消息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社會歷史的演變，區分歷史發展階段，認識歷史發展規律。西漢司馬談、司馬遷父子寫《史記》，是一部藏之名山、流韻千古的學術名著。司馬談極為重視時代發展與學術事業的關系，臨終之前還諄諄告誡司馬遷說：「自獲麟以來四百有余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史記·太史公自序》)。這里既講到從春秋末年諸侯割據到漢朝統一的時代變遷，又強調學者應該把這一歷史變革及時記載下來，把握住歷史發展的脈絡。司馬遷繼承父親的史學意識，以揭示社會歷史演變為己任，鄭重地說道：「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史記·太史公自序》)。他把自己撰述歷史的事業和周公制《禮》《樂》，孔子修《春秋》聯系起來，既表現出深邃的歷史感，又表現出鮮明的時代感，所以《史記》能夠成為「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學術名著，決非偶然。漢代以后，歷代學者認識到名著是居今識古和引古籌今的載體，開始從理論上探討名著的社會價值。南朝劉勰撰《文心雕龍·史傳篇》，指出：「開辟草昧，歲紀綿邈。居今識古，其載籍乎!」意思是說，人類社會的產生，在后世看來乃是非常遙遠的事；而人類歷史又是一次而過，不具有重復性。后人要想考察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軌跡，只能借助於前人的文獻記錄；一旦離開文獻記載，歷史的真相也就渺茫難稽。唐朝建立以后，成為我國封建社會中葉空前統一的強大皇朝。唐太宗李世民及其大臣們時時以隋朝短祚為借鑒，注重總結歷史的教訓。李世民認為：「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貞觀政要·任賢》)。即把前人的行事當作一面鏡子，既能看到歷史上朝代的興亡、政權的更替，叉能為現實政治提供參照，避免重蹈覆轍。李世民從親身經歷的政治生涯中認識到史籍的重要性，大力提倡修撰前代史書。他在《修晉書詔》中說：「不出岩廊，神交千祀之外；穆然旒纊，臨睨九皇之表。是知右史序言，由斯不昧；左史詮事，歷茲未遠。發揮文字之本，通達書契之源。大矣哉，蓋史籍之為用也!」(《唐大詔令集》卷八一)。強調后人居今識古的途徑，只有通過史學名著去認識歷史過程，深刻地揭櫫了史籍作為溝通歷史與現實紐帶的作用。明末清初著名學者顧炎武強調：「引古籌今，亦吾儒經世之用。」(《亭林文集》卷四)。以自覺意識著書立說，做天下有用的學問，撰寫出《日知錄》和《天下郡國利病書》等名著。他認識到要想寫出名著，就必須戒除治學浮躁、心存僥幸、急功近利等不須做扎實的學問，這樣的著作才有學術價值，才能對社會揮作用。

在今天看來，學者居今識古，是為借鑒歷史上的經驗教訓，以史為鑒；而引古籌今，則是要把歷史上的經驗教訓應用到現實社會，古為今用。如果離開歷代名著(當然不僅僅限於名著)，這兩個目標都將無法實現；而恰恰是名著的存在，搭起了歷史與現實相互聯系的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