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是在十兒年前，我在人民大學哲學系讀研究生的時候。有一天，一位朋友神秘兮兮地問我：「聽說過沒有，德國原來有兩個馬克思，而且觀點相反!」我瞪大了眼楮，搖搖頭。我的研究方向是馬克思思想研究，但我只知道那一個馬克思。我為自己的孤陋寡聞而難過，也為馬克思有一個冤家而不安。從那以後，我就留心這另一個所謂的「馬克思」。漸漸地，在中國的學術界，這個人開始浮出水面了一他就是馬克斯·韋伯。
把馬克斯·韋伯(Max Weber)與卡爾·馬克思(Karl
Marx)放在一起，是有一定理由的。前者的名與後者的姓發音相同，這自然是第一個原因。同時，他們又都是德國人．都把自己天才的腦力用於人類社會，尤其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研究，得出了引人注目的成果。正如彼得·漢密爾頓所說，不論在哪里講授社會學，馬克斯·韋伯、杜爾克姆和卡爾·馬克思總是被奉為社會學家的三位現世神明，而不論這種三位一體的表面伙伴關系仔細看來是多麽貌合神離。而且，韋伯和馬克思都不甘心做書齋中的學者，而是具有強烈的干預現實、參與政治的意向。
韋伯與馬克思之間許多方面剛好相反。這種相反也是某種意義上的相同，因為只有同一尺度上的兩端才是真正的相反。馬克思是無產階級的代表，而韋伯則自稱「是資產階級(市民階級)的一員」。馬克思站在革命者一邊，論證統治的不合理性和非合法性，而韋伯則把統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作為自己的研究內容，並站在俾斯麥一邊。尤其是在一些重要觀點上兩人正好相反。在馬克思看來，基督教新教的出現和在社會中確立自己的地位，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結果。因此，應該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萌芽和發展中尋找基督教改革的根源。而在韋伯看來，相反地，應該到基督教的新教中去尋找資本主義經濟產生的根源，因為正是新教的倫理成為資本主義經濟形式產生的動因。如此等等。
但是，韋伯是韋伯，馬克思是馬克思。他們各有自身的目標和價值。談論所謂「兩個馬克思」，不過是在追求一種戲劇性效果。如果說馬克思是太陽，則韋伯並不是月亮。他並不只是反射太陽光線，而是自己也在發光。馬克斯·韋伯的名聲、價值，可以說與卡爾·馬克思無關。盡管當他於1864年出生的時候，馬克思正好創立第一國際，名聲如日中天。馬克斯·韋伯名聲的增大，既不是由於名字上與「馬克思」發音相同，也不是由於觀點上與馬克思意見相左，而是由於他對於「社會學」的特殊貢獻。他開創了一種類型的社會學研究，闡述了一些對於社會學的發展來說是至關重要的思想。而且他所使用的一些概念，如「有意義的社會行動」、「理想型」、「統治形式」和「社會的分層過程」等，都已為人們所采用去研究廣泛的問題。
韋伯的社會學視野是極其開闊的。不僅涉及到社會的經濟和商業，政治和法律，而且涉及到宗教和音樂。在宗教里面，不僅有西方宗教，而且有東方宗教；不僅有現代宗教，而且有古代宗教。他關於儒家的研究在國際上是很有名的，我國學者也都知道。他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也較早地有了中譯本。對於非專業人士來說，經常被人們提及的是他關於新教倫理和統治的三種類型的觀點。
韋伯認為合法的政治統治有三種類型：一種是傳統型統治，是建立在習慣和古老傳統神聖不可侵犯的要求上的。這種統治者通常是族長、部落首領之類，他們的格言是：「服從我，因為我的人民一直這樣做。」第二種類型是個人魅力型的統治，是建立在某個英雄式人物個人魅力上的，先知、聖待和革命領袖是他們的典型。他們的格言是：「服從我，因為我能改變你們的生活。」最後一類是法理型的統治，是建立在對於正式制訂的規則和法令的信賴基礎上的．他們的代表人物是選舉產生的統治者。他們的格言是：「服從我，因為我是你們法定的長官。」
韋伯的社會學思想並不都像三種類型這樣清楚和有趣。由於他涉獵廣泛，思想繁雜，語言晦澀，後人對他的理解遇到了很多障礙，爭論至今沒有平息的意思。韋伯的名聲在我國也已不小，有些專業人士正在研究。但對於多數非專業的人們，對韋伯的認識還是「霧里看花」。其中的一個原因是，缺少對於韋伯生平的介紹。國內多數關於韋伯的書籍側重思想介紹，至於韋伯的個人經歷則大而化之，語焉不詳。從這方面看，眼前這本韋伯小傳正好顯出自己的優勢。它側重於韋伯生平經歷，講得頗細，而且大量地保存了韋伯書信的原文，以及珍貴圖片，使人們對於這位思想家的家庭環境、成長過程、工作經歷、婚姻生活、人際交往以及精神病發作及其治療等情況有所了解。而這也將有助於對於韋伯思想的把握。所不足的恐怕只在於譯文質量。由於譯者水平不高，對於韋伯缺少研究，文中難免錯誤。切望讀者指正。
是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