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十年來是我專注於「史學理論和符號學」問題的時期，除在德國承擔有關中國思想史符號學分析寫作計划之外，也在不同情況下通過會議、講演、論文寫作等，從不同角度探討了這一跨學科領域中的種種問題。旅居加州灣區的這五年里，研讀和寫作也大致未離此課題范圍。今年下半年又在此主題范圍內進行多次學術訪問：6月在巴黎的「史學理論」考察和里昂的符號學訪談，7月在德國卡塞爾的符號學會議，以及9月在杭州的「符號學和人文科學方法論」會議，等等。現在我把十年來在海內外發表過的相關論文和議論匯集成冊，以就教於海內外華人學界。希望我的特殊的觀察角度能夠有助於讀者了解今日人文科學認識論和方法論發展所面臨的一些基本問題及其與符號學研究的關系。在我看來，深入了解這些問題的性質和探討未來學術的方向首先應擺脫現有學術框架的限制，主要是當前西方人文科學教學科研體制的限制。「符號學」和「歷史理論」都是在人文科學內突破傳統學科限制的工作領域。
廣義而言，符號學和歷史理論都是「比較學術研究」總類內的亞類。所謂「比較」涉及語言、歷史、學科和方法各個方面。顧名思義，比較研究自然超越了各種學科的固有范圍，從材料、方法、風格到評估標准。因此，比較研究的方向和性格與專業學科的方向和性格之間具有內在的分歧性，其所需要的教學科研條件往往不是主流學科體系所能現成提供的，文、史、哲、語、宗、藝均如此。換言之，比較研究學者需要超越主流學科框架去進行額外的工作。也就是說，「額外工作」要求研究者在主流學科規范之外去發揮獨立的創造性和想像力，並勇於面對由此而來的學術性、職業性，以及甚至是社會性的壓力。因為，在今日學術教育廣泛商業化的時代，主流學科易於成為學者知識分子獲得職業性和商業性成功的運作基礎。比較研究則傾向於削弱主流學科領域的「轄權」及其准則的權威性，從而不免影響到學人的職業性利益。不幸，非學術性的利益競爭和學術制度內的勢力較量今日已成為比較學術發展的嚴重障礙，我們特別可以從已高度制度化的當代西方教育學術界察覺其影響。今日西方教育學術界中存在著的各種各樣的客觀因素都對思想和學術的方向和方式產生有效的限制作用。
不過，半個世紀以來，比較研究已經成為世界人文科學發展的主要動力之一。今日中西人文科學理論突破性發展的關鍵恰恰在於如何全面系統地推動比較研究活動。所謂跨學科和跨文化的方向正體現了比較研究的基本精神和方法。前者指學際方法論和理論的互動研究，後者指不同文化傳統的歷史資料之間的有效會通。二者均與學科間現成的嚴格划界觀念相沖突，包括那些已轉化為新的「學科」的比較研究領域(比較文學，漢學，甚至符號學)。作為比較研究中最具動力性和創發性的領域如符號學和歷史理論，其主要任務不在於形成固定的對象和方法的轄區，而在於通過研究各相關學科及其相互關系以形成新的視野、對象、任務和方法的運作框架。所以二者是比較研究中的理論運作「指揮中心」之一。比較研究不僅不是企圖擺脫傳統學科的標新立異之舉，反而是以傳統學科為基礎和對象的學術創新活動。傳統學科和比較研究必然在對象材料方面大幅重疊，卻在目標和方法方面多有歧異，包括輕重緩急運作策略方面的歧異。比較研究認識論和方法論(如符號學和解釋學)的一個中心任務在於處理人文科學全局性、關系性和(社會、文化、學術方面)應用性的問題，從而表現了更高的分析性和綜合性功能。這樣，從理論上說，比較研究理論今日實應成為和主流傳統學科相互配合、共同進取的學術伙伴，如果學者能夠多從追求學術真理，少從追求學術名利角度立身處世的話。不言而喻，按照今日不分真理和利益的現代「智者派」觀點來看，這一基本學風准則並不可取。智者派功利主義態度和學術商業制度化的結合已導致今日人文學術思想革新滯礙難行。幸而在學術制度化較為松動的中國學界，比較研究創新的機會似乎可能要比西方學界還來得大些。西方較嚴格的學科分划制度往往反易於成為學術商業化競爭中派系運作的有效基礎，其派系競爭具有制度化保障，非派系性的創新企圖極難獲得落腳點。在今日西方也不存在一個超制度的個人進取精神傳統。本文集對國內讀者的期望部分地也在於此。
這本論文集由四個部分組成：比較史學理論，比較符號學理論，中西比較學術認識論問題以及今年夏、秋之際參加各種符號學活動時對符號學和其他人文學科關系所發表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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