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論(上卷)

序
五四
重訪五四——論「五四」思想的兩歧性
中國現代歷史中的「五四」啟蒙運動
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
《新青年》經濟倫理變革及其限度
《新青年》與兩種自由主義傳統
一九一五:復辟時期的文化界
觀念
中國近代轉型時期的民主觀念
陳獨秀的民主神話及其思想資源
論新文化運動時期的科學主義思潮
跨語際的實踐:往來中西之間的個人主義話語
重構空間:1919年前後中國激進思想里的世界概念
論戰
杜亞泉與東西文化問題論戰
「問題與主義」論辯的歷史意義
中國自由主義的烏托邦——胡適與「好政府主義」論戰
從抗爭到妥協:人權論戰的困境
全盤西化與本位文化論戰
民主思想的貧瘠土壤——評述一九三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關於「民主與獨裁」的論戰
思潮
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與保守
二十世紀中國的反傳統思潮與中式烏托邦主義
無政府主義與現代中國社會思想的嬗變
「五四」激進思潮中的民粹主義主題（1919~1922）
論中國近代唯意志論思潮
「五四」時代的宗教思潮及其現代意義
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

當本書面世的時候，二十世紀已經成為歷史的背影、翻過的一頁。二十世紀的中國是一個真正的大時代，一個處於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大轉折年代。自先秦以來，這樣的大轉折時代並不多見，除了春秋戰國和魏晉，就是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蔓延至今、而仍未完成的現代性轉型。這一轉型，不僅是社會結構的變化，而且也是思想意識的轉換，因而二十世紀的中國思想史，就成為一部范式轉換的思想史。

思想史與一般的知識史、學術史不同，它涉及的對象並非知識領域的一般或專業的知識，而是曾經或者能夠對社會和時代發生重大影響的思潮、觀念和公共意識，換言之，它也是一部社會意識形態的歷史。在傳統中國，儒家文化曾經長期扮演了主流意識形態的角色，它不僅有一套完整的宇宙觀、人生觀和社會政治文化，而且其背後還有整個基層的宗法家族制度和上層的大一統王朝帝國制度作為建制化的保障。盡管儒家意識形態經歷了漢代的陰陽五行宇宙論和宋明理學的幾度變化，但作為一種普遍而穩定的思想范式，一直持續到十九世紀後葉。然而，1895年以後，中國傳統的社會結構開始加速崩潰，特別是科舉制度的廢除、大一統王朝帝國制度的解體和宗法家族制度的式微，從根基上動搖了儒家意識形態的社會建制，從此儒家成為缺乏社會基礎的孤魂。它之所以在五四啟蒙運動中受到毀滅性的沖擊，其原因大半於此。

張灝把1895年到1925年即從甲午到五四這三十年稱為中國近代史的「轉型時代」，即從傳統的儒家意識形態范式向現代性范式轉變的時代。山這意味著，這一「轉型時代」是二十世紀與已往歷史聯結和溝通的橋梁，正是從這里出發，形成了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的問題意識和基本命題。

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的問題意識首先面對的是轉型時代的嚴重而深刻的危機。宋明以後儒家意識形態的基本命題是所謂的「內聖外王」，其中一個是與個人安身立命有關的信仰或意義問題，另一個是由個人修身（內聖）推導出來的社會秩序安排（外王）的問題。按照儒家道德理想主義的規划，當社會中的君子都以道德的自覺修身養性，並由己而外推，一步步將儒家的仁義原則擴大到家族乃至國家、天下時，不僅個人獲得了生命和宇宙的永恆意義，而且也將實現聖人所期望的禮治社會。然而，「內聖外王」的道德理想主義到二十世紀初發生了嚴重的危機。概括地說，傳統的危機表現為兩個基本的層面:即道德和信仰層面的意義危機和社會政治層面的秩序危機。

針對於此，五四啟蒙運動提出了「科學」和「民主」兩大主張，希望以科學的方法克服意義的危機，以民主的藍圖重建社會政治秩序，然而，隨著啟蒙運動內部的分化，對科學和民主的理解愈加復雜和分歧，現代性不再是一個統一的、自明的范式，在西方各種思潮的影響之下，分化成多個尖銳對立和緊張的思想模型。簡單地說，分化成三個現代的思想陣營：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和文化新保守主義。它們對意義危機和秩序危機各有各的解決之道，但又因此帶來了新的問題，不僅傳統的危機沒有得到舒解，反而在新的歷史語境下加劇了危機本身。可以這樣說，除了短暫的個別時期之外，這兩大危機籠罩著整個二十世紀中國，至今沒有獲得解決，而且將這一問題遺留到了下一個世紀。

我們先看道德和信仰層面的意義危機。儒家原來所建構的那套意義系統，好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和以仁學為中心的人生觀，曾經維持着中國數千年士大夫乃至一般民眾的信仰和意義世界。只要按照儒家的那套修身的方式去做，生活就是有意義的，最終可以達到與自然融合的天地境界。然而，到二十世紀初，在西學東漸和社會結構急遽變化的雙重沖動下，這一儒家提供的意義世界發生了嚴重的崩潰，從而使得從士大夫到一般民眾的思想產生了巨大的混亂和虛脫。張灝曾經將儒家的意義危機分為三個層面。第一是道德取向的危機。儒家的基本道德價值取向由以禮為基礎的規范倫理和以仁為基礎的德性倫理組成。在1895年以后，先是儒家的三綱為核心的規范倫理受到譚嗣同等人的激烈批評，隨后，儒家的德性倫理——以仁為核心的君子理想和以天下國家為軸心的社會理想，也在五四時期受到全面挑戰，盡管德性倫理的若干形成還保儒家學說過去提供了一整套關於宇宙、自然、生命和人生的來源和意義架構，它組成了中國人最基本的世界觀。到二十世紀初，這一世界觀已經遭到了全面的質疑，中國知識分子陷入了深刻的精神虛空。第三個層面是文化認同危機。中國過去所持有的世界意識是一種華夏中心主義的天下觀念，西方列強的侵略迫使中國人睜眼看世界，接受了現代國際觀念，從而使得原來的文化認同、對自我的認知發生了很大的顛覆。凡此種種，組成了一個深刻的、全面的意義危機，貫徹了二十世紀大部分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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