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出版社與吳先寧同志共同合作，經周密考慮與多方聯系，約集近數年來獲得博士學位的古典文學研究者，組織出版一套中國文學史研究系列著作，第一批共十二種，起名為《日晷文庫》。我覺得這一叢書的名稱很有特色，它不但是比喻中華古典文學還如日行天，燦爛輝煌，照耀我們正在進行現代化建設的祖國大地，而且象征我們這一代年輕的研究群體視野開闊，思想敏銳，全身心地投入這一蓬勃向上的精神領域，努力開創一個更加光彩奪目的學術天地。
80年代以來，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確實進入了一個嶄新的轉型時期。這是本世紀前80年所未曾有過的。所謂轉型，我認為最主要的，是對古代文學由單純的價值判斷而轉向文學事實的清理，也就是由主觀框架的設施而向客觀歷史的回歸。這是我們古典文學研究界在觀念上的一大躍進。前幾年在學術界曾提出“重寫文學史”的口號，可惜口號雖然提出，討論並未具體展開。但我們的研究實踐卻明確回答了這一問題。那就是文學史的研究，應當注意史的發展線索，文學史研究的基本單位，不是簡單排列的一個個作家，而是連續不斷向前推進的不同時段。這就不是作家評論的程序匯編，而是文學群體的有機活動系列，包括作家之間的關系（如新老作家的交替，文人集團的友誼與沖突），作家群體的形成與消散，文學思潮的興起與衰落，創作風格的變化，不同文體的代興。這之中，群體與時段的研究，是這些年來最出色的成績。有誰在這方面下了工夫，他的著作就能使人耳目一新。因為即使歷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也不是孤立的人，在他的周圍，有一個流動著的文學環境，有一個層次不等的群體，即使是大師級的人物，他也是屬于同時同地的藝術家族的。
這種趨向，在古典文學研究界，特別是在年輕研究者中，已經形成一種沖力，那就是要從過去佔很大優勢的局部、個體研究中掙脫出來，對文學的長時期發展階段作出整體的把握，在這種把握中表明研究者的力度與深度，反映這一代學人所特有的對文學命運的關切與憂思。
轉型期的另一表現，就是重視“歷史一文化”的綜合研究。古代文學研究要向深度發掘，當然要著力于文學內部發展規律的探求，但這種探求是不能孤立進行的。這些年來，文學與哲學思想、政治制度，以及與宗教、教育、藝術、民俗等關系，已被人們逐漸重視。人們認識到，不能孤立地研究文學，也不能像過去那樣把社會概況僅僅作為外部附加物貼在作家作品背上，而是應當研究一個時期的文化背景及由此而產生的一個時代的總的精神狀態，研究在這樣一種綜合的“歷史一文化”趨向中，怎樣形成作家、士人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從而產生出一個時代以及一個群體、個人特有的審美體驗和藝術心態。正如19世紀法國文藝評論家丹納在《藝術哲學》中所說的，“個人的特色是由于社會生活決定的，藝術家創造的才能是以民族活躍的精力為比例的”。當然，我們這樣做，不僅要考惠文學與其他社會意識形態的親緣關系，更要探索文學在總的“歷史—文化”環境中怎樣顯示其特色。它不是使文學隱沒，而應是使文學作為主體更加突出。
這就是古典文學研究中的文化意識。如果說，這些年來我們的古典文學研究真正有所進展的話，那麼，這種文化意識的觀念及其在實際研究工作中的運用，是最可值得稱道的成就。如果我們林從理論上對古典文學研究的經驗進行一些探討，那麼這個文化意識問題就是其中最值得重視的新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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