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頡剛學術思想評傳

中國傳統的學術文化，歷史悠久，源遠流長，有著璀璨的成果和豐厚的積累。它長期以來哺育了中華兒女、塑造了中華民族的性格與精神，在世界學術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從19世紀中葉以來，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也帶來了西方的學術文化。西學東漸，經歷了幾個階段，先是器物文明的傳播，其後是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的傳播，直到馬克思主義傳人中國。西方的學術文化，涵蓋廣闊，影響深遠，進入中國後生根、開花、結果。它改變了中國學術思想界以至全社會的發展方向和前進步伐，中國從傳統的封建社會跨進近代社會。其間，中學和西學、舊學和新學、傳統學術和近代學術發生了激烈斗爭和逐步融合。中國20世紀之學術即在這一斗爭和融合的再創造過程中呱呱墮地。

中國近現代學術肇始於嚴復翻譯西方的學術名著，19世紀末，他翻譯了赫胥黎的《天演論》，向中國人介紹了進化學說，使中國學術界的觀念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此後，他又陸續翻譯亞當·斯密的《原富》，穆勒的《群己權界論》，甄克思的《社會通詮》，斯賓塞的《群學肄言》，孟德斯鳩的《法意》，穆勒的《穆勒名學》，耶方斯的《名學淺說》，這些都是中國傳統學術界罕有研究、著述的領域，中國近代的經濟學、政治學、法學、社會學、邏輯學得以借鑒，因之萌生。

1901年，梁啟超發表《中國史敘論》，說明近代歷史學與傳統歷史學之區別：「自世界學術日進，故近世史家之本分，與前者史家有異。前者史家不過記載事實，近世史家必說其事實之關系，與其原因結果。前者史家不過記述人間一二有權力者興亡隆替之事，雖名為史，實不過一人一家之譜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間全體之運動進步，即國民全部之經歷，及其相互之關系。」他大聲疾呼，歷史學必須沖破傳統，發生革命性的變化，並認為這是有關國家興亡的大事，他說：「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悠悠萬事，唯此為大。」此時，夏曾佑編寫《最新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是我國第一部用章節體寫作的具有近代色彩的中國通史。其他學科也在20世紀之初相繼跨人近代時期，1910年沈家本創辦的法學會和《法學會雜志》可說是近代法學的萌芽；王國維、羅振玉研究殷墟出土的甲骨可說是近代考古學的濫觴；章太炎研究印度哲學、王國維研究叔本華，開近代中國人研究外國哲學的先河；五四時代，陳獨秀、胡適鼓吹文學革命，中國近現代文學得以誕生，胡適寫作《中國哲學史大綱》，第一次用西方觀點對中國古代思想進行分析研究。至於自然科學，19世紀後期已由李善蘭、徐壽、華蘅芳等翻譯了許多著作，做了大量准備。1915年，留美的中國留學生成立中國科學社並創辦《科學雜志》，中國近代的自然科學研究也逐步展開。

本書為《二十世紀中國著名學者傳記叢書》中的一本。本書從近代學術發展史的角度，對顧頡剛所處的時代背景以及他的思想來源和主要學術思想 進行了簡單梳理，深入淺出地介紹了顧頡剛孜孜求學的一生，闡述了他在疑辨古史、古籍研 究、歷史地理研究、民俗研究等多方面的治學成果，評價了他對中國學術發展的巨大貢獻和 學術地位。並附有顧頡剛主要著述及研究顧頡剛的重要論著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