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現實主義及其批判

序
譯序︰《新現實主義及其批判》與國際政治學的本體論“革命”
中文版前言
第一章︰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與世界政治研究
第二章︰規律與理論
第三章︰簡化理論與體系理論方法論等領域進行討論，而是要刨根問底，集中追問“我是誰”、“國際關系的本體是什麼”這個多多少少遮掩了半個多世紀的理論問題。時機也恰好出現。1979年，新現實主義創始人肯尼思‧N．華爾茲出版了《國際政治理論》，試圖挑戰政治現實主義大師摩根索及其《國家間政治》在國關理論史上無與比肩的地位。正當新現實主義倚重理論模型的“簡約、精當以致幾盡完美”而重造現實主義話語的霸權雄風之時，華爾茲的“阿基里斯之踵”也暴露無遺。“你的本體論有問題!”批評者們大聲疾呼。解構話語霸權，是知識分子的傳統和良知。面對新現實主義的主導地位，“批評者們認識到，如果他們不起而回應，現實主義將挾勝利之威而揚揚得意，至少暫時會這樣。因此，一場激烈的論戰開始了”(基歐漢語)。本體論問題成為反對新現實主義之諸子百家的攻訐焦點。

這場論戰，一方是至今還佔據主流地位的新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對摩根索的政治現實主義進行了結構主義的改造，融入了系統論等科學主義的東西，建立了較為縝密的科學體系；另一方是當時影響漸隆的非主流學派，它們是一個由制度經濟學、社會哲學、西方馬克思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等各思潮組成的松散的聯合陣線。雙方圍繞新現實主義的三個基本假定有何缺陷?如何恰當地定義權力、利益和均勢?應該建構一個什麼樣的國關理論模型才最有解釋力?如何理解國際政治與國內政治的區分?自然科學方法能否和如何貫徹到國際關系理論研究中?國際關系中交往與制度因素的作用如何?如何研究國際政治中的霸權與階級斗爭?國際政治是物質本體，制度本體，還是社會本體?這場論戰，廣而言之，可以說目前仍然在進行，但從嚴格意義上講，到了1985年就基本上告一段落。這里大概有兩個原因，一是在五年多的時間內，當時學界的各派領袖均已先後登場，各顯神通，“群英會”舞台上開始落下帷幕；二是1984年，批判新現實主義的陣線開始分裂和重組，一方面，持自由制度主義(又稱新自由主義)傾向的基歐漢發表了《霸權之後》，並以此奠定了他和他的學派在國際關系理論界的主流地位，新自由主義在理論假定、研究方法、本體立場等方面向新現實主義靠攏，國際關系理論界出現了所謂的“新一新合流”。另一方面，原先信奉哈貝馬斯社會批判理論的阿什利．發表了振聾發聵的《新現實主義的貧困》，開始轉而從法國後現代哲學那里尋求批判資源，非但繼續批評新現實主義，而且也將矛頭指向新自由主義等所有堅持結構主義、實證主義、國家主義和功利主義的國關流派。原本意義上的新現實主義批判活動，至此開始發生轉向，進入了另一個論戰層次。也許基歐漢先生意識到了這一點。1986年，他把華爾茲《國際政治理論》的精華與批評它的一些最優秀文章，匯集成冊，希望將這次國關理論史上少有的精彩論戰作一總結，將其真知灼見及求索精神，濃縮成一面智慧之鏡，以期上承前賢，下澤來者，促進學術爭鳴與理論發展。近20年來的國際政治理論發展表明，《批判》成了理論批評史上不可或缺的文本。回觀之，《批判》所反映的那場論戰，結束了新現實主義的話語獨霸，揭開了另一場更為深刻爭辯的序幕，造就了新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這兩大學派問鼎主流的機會，開創了冷戰後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界“百家爭鳴”的局面。對于中國讀者來說，《批判》的意義也非比尋常。我們從中可以窺閱康德、黑格爾、馬克思、涂爾干、韋伯、尼采、福柯等人的國際思想洞見，直接從大師級學者那里感受西方各種重要國關理論流派的文本，了解並真實把握批判社會理論、西方馬克思主義以及後現代主義對于國際關系理論的應有意義，進而質疑，我們理論研究的根本性前提上，有哪些並不符合馬克思哲學的真諦?我們在研究方法的討論中，是否也在進入一種獨斷的誤區?我們研究的目標，有沒有缺失了一種令我們安身立命的人文關懷?譯者和“國際政治理論前沿譯叢”的編委朋友們堅信，這些問題正是當下中國國關理論研究中的緊要之處。我們有必要從海德格爾所謂的“繁忙”中抽身出來，反思一下“ 我”之存在，追問一番國際政治作為“存在者之存在”的問題，使我們有可能更接近國際政治叢林的林中之道。這也是譯者雖自知功力不逮，卻抱著不懈的熱忱，排除眾難，力爭把這本理論經典介紹給讀者的原因所在。
第四章︰政治結構
第五章︰無政府秩序與均勢
第六章︰世界政治體制中的繼承與轉換︰超越國際關系理論
第七章︰世界政治理論︰結構現實主義及其起越
第八章︰社會力量、國家與世界秩序︰超越國際關系理論
第九章︰新現實主義的貧困
第十章︰政治現實主義的豐富傳統
第十一章︰反思《國際政治理論》
致謝

北大出版社把美國新自由主義國際政治學大師羅伯特．0．基歐漢先生主編的《新現實主義及其批判》(下稱《批判》)，納入于“囤際政治理論前沿譯叢”首批刊行，顯示出它的獨到之處。《批判》雖成書于上個世紀80年代中葉，但嚴肅的中外學者認為，它極具前沿性，其思想深度、學術取向和價值關懷至今仍然沒有被超越，只是常常被一‧哄而起的“時尚”、“新意”和“高論”遮蔽而已。近20年來，每當學者們意欲窮究國際政治學之本真，洞察國際政治發展之邏輯時，人們還是不能繞過《批判》。《批判》率直、深刻與思辨的光芒，已經影響了幾代學人，成為當代西方國際關系理論批評史上的一座高峰。如果說，20世紀30—50年代，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的論戰主要是認識論的討論；60—70年代，傳統主義與科學行為主義的論戰主要是方法論交鋒的話，那麼，80年代新現實主義及其批判者之間的較量，則主要圍繞了一個遠比認識論和方法論更為復雜和根本的問題︰“國際政治是一種什麼樣的存在?”戰後相當長的時間內，國關學者們似乎認為這個問題已經解決或無需要“解決”，但近來的理論發展表明，即使學界在認識論和方法論上都見解趨同、看法完善、觀點“正確”，本體論還是有可能成為學理爭端的火山口。一一‘個日臻成熟的社會科學學科，正如一個孩童一樣，發展到相當的程度之後，不能不驀然自問“我是誰”這個根基性問題。

實踐家憑借智慧和經驗在現實世界里縱橫捭闔，思想家卻一刻也不能駐足于真善美這些形而上領域之外。國際關系領域也是如此。到了20世紀70、80年代，在馬克思、尼采、福柯、德里達、哈貝馬斯、吉登斯等人的影響下，國際關系理論界已經不滿足于在認識論、方法論等領域進行討論，而是要刨根問底，集中追問“我是誰”、“國際關系的本體是什麼”這個多多少少遮掩了半個多世紀的理論問題。時機也恰好出現。1979年，新現實主義創始人肯尼思‧N．華爾茲出版了《國際政治理論》，試圖挑戰政治現實主義大師摩根索及其《國家間政治》在國關理論史上無與比肩的地位。正當新現實主義倚重理論模型的“簡約、精當以致幾盡完美”而重造現實主義話語的霸權雄風之時，華爾茲的“阿基里斯之踵”也暴露無遺。“你的本體論有問題!”批評者們大聲疾呼。解構話語霸權，是知識分子的傳統和良知。面對新現實主義的主導地位，“批評者們認識到，如果他們不起而回應，現實主義將挾勝利之威而揚揚得意，至少暫時會這樣。因此，一場激烈的論戰開始了”(基歐漢語)。本體論問題成為反對新現實主義之諸子百家的攻訐焦點。

這場論戰，一方是至今還佔據主流地位的新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對摩根索的政治現實主義進行了結構主義的改造，融入了系統論等科學主義的東西，建立了較為縝密的科學體系；另一方是當時影響漸隆的非主流學派，它們是一個由制度經濟學、社會哲學、西方馬克思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等各思潮組成的松散的聯合陣線。雙方圍繞新現實主義的三個基本假定有何缺陷?如何恰當地定義權力、利益和均勢?應該建構一個什麼樣的國關理論模型才最有解釋力?如何理解國際政治與國內政治的區分?自然科學方法能否和如何貫徹到國際關系理論研究中?國際關系中交往與制度因素的作用如何?如何研究國際政治中的霸權與階級斗爭?國際政治是物質本體，制度本體，還是社會本體?這場論戰，廣而言之，可以說目前仍然在進行，但從嚴格意義上講，到了1985年就基本上告一段落。這里大概有兩個原因，一是在五年多的時間內，當時學界的各派領袖均已先後登場，各顯神通，“群英會”舞台上開始落下帷幕；二是1984年，批判新現實主義的陣線開始分裂和重組，一方面，持自由制度主義(又稱新自由主義)傾向的基歐漢發表了《霸權之後》，並以此奠定了他和他的學派在國際關系理論界的主流地位，新自由主義在理論假定、研究方法、本體立場等方面向新現實主義靠攏，國際關系理論界出現了所謂的“新一新合流”。另一方面，原先信奉哈貝馬斯社會批判理論的阿什利．發表了振聾發聵的《新現實主義的貧困》，開始轉而從法國後現代哲學那里尋求批判資源，非但繼續批評新現實主義，而且也將矛頭指向新自由主義等所有堅持結構主義、實證主義、國家主義和功利主義的國關流派。原本意義上的新現實主義批判活動，至此開始發生轉向，進入了另一個論戰層次。也許基歐漢先生意識到了這一點。1986年，他把華爾茲《國際政治理論》的精華與批評它的一些最優秀文章，匯集成冊，希望將這次國關理論史上少有的精彩論戰作一總結，將其真知灼見及求索精神，濃縮成一面智慧之鏡，以期上承前賢，下澤來者，促進學術爭鳴與理論發展。近20年來的國際政治理論發展表明，《批判》成了理論批評史上不可或缺的文本。回觀之，《批判》所反映的那場論戰，結束了新現實主義的話語獨霸，揭開了另一場更為深刻爭辯的序幕，造就了新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這兩大學派問鼎主流的機會，開創了冷戰後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界“百家爭鳴”的局面。對于中國讀者來說，《批判》的意義也非比尋常。我們從中可以窺閱康德、黑格爾、馬克思、涂爾干、韋伯、尼采、福柯等人的國際思想洞見，直接從大師級學者那里感受西方各種重要國關理論流派的文本，了解並真實把握批判社會理論、西方馬克思主義以及後現代主義對于國際關系理論的應有意義，進而質疑，我們理論研究的根本性前提上，有哪些並不符合馬克思哲學的真諦?我們在研究方法的討論中，是否也在進入一種獨斷的誤區?我們研究的目標，有沒有缺失了一種令我們安身立命的人文關懷?譯者和“國際政治理論前沿譯叢”的編委朋友們堅信，這些問題正是當下中國國關理論研究中的緊要之處。我們有必要從海德格爾所謂的“繁忙”中抽身出來，反思一下“ 我”之存在，追問一番國際政治作為“存在者之存在”的問題，使我們有可能更接近國際政治叢林的林中之道。這也是譯者雖自知功力不逮，卻抱著不懈的熱忱，排除眾難，力爭把這本理論經典介紹給讀者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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