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這本書不是一部藝術史，也不是一部文化史，而是一部文明史。它探討各式圖像內含的歷史意涵及時代精神，藉以說明文明發展的痕跡與脈絡。
作者撰寫此書主要出於兩個理念，其一是以非文字的史蹟驗證吾人從文獻資料所見之文明歷史取向（參見拙著《古代文明的開展──文化絕對價值的尋求》與《現代世界的形成──文明終極意義的探求》），其二是從藝術創作的評論闡明柏拉圖所指出的「真、善、美」事理，而此二者實為一體，它們都在指示何為真理。
歷史本身即為不同時空的結合體，它充滿著不同的事物，變異是其尋常的現象，因此若歷史變遷並無其目的、而事物的價值無其常理，則歷史只是好古者或念舊者遊戲的墓園，它可能是知識的寶庫，卻也是迷惑求知者的快樂絕境。作者的主張至此已昭然若揭：歷史是文明發展的過程，而文明是真理的追求，雖然真相世人永不能確知。
我們可以否認這個道理，但我們永遠無法否定這個道理。若有人要說這只是一種想像，那他就必須思考一切以現實功效為準據所建立的觀點，有何者堪稱為真、為善、為美、而具有「義當如此」的力量？真正的功利主義者最後只證明「最大的利即是義」，但他們始終不能倡議「最大的義即是利」，因為若然則功利主義便不能以科學的地位立言，而且最大的義竟是無視於利，「義利兩全」之說非愚則誣，這證實「實際的」其實是「有限的」。所有實證主義者皆不能放棄道德詞彙的使用，道理亦類此。當專家強調其知識的權威性時，多不能同時承認其知識的侷限性，卻有延展其權威的傾向，而將「專家」轉化為「領袖」，這也說明務實者究竟不能圓滿，難怪競務虛榮者皆是務實之輩。
在知識而言，現代文化的是非顛倒或是非不明的亂象，是源於「科學掛帥」的結果。以科學為人類社會支配原則的錯誤不在於科學，而在於人。科學是有限的，而人的理想則為無限，科學乃為人而存在，不是人為科學而存在，以科學裁定人事誠可謂削足以適履。人文不是相對於科學，更不是反科學，而是包含科學，且超越科學，雖然如今在專業化體制之下人文學者多對科學所知不深，但人文學的本質是求「物理之上」而非「物理之外」的道理，故而人文學者不能輕視科學，科學家卻可以──正當地──忽視人文。然就現在實際的學術分工情況而論，人文學的知識量確實遠少於科學，在眾多的學門中僅文學、哲學、藝術、與史學屬於人文學，而其餘概屬科學，於是人文學僻處一隅似甚合理，何況現代人文學者的避世性甚強、且以所學合乎科學觀點為榮！歷史學探討一切人事，本應為人文學之首，但它今日卻淪為人文學之末，此即因學史者大多自許「科學化」而僅習事不問道。可知現代科學掛帥是「民主的」，而推翻民主既是無望的也是自私的，故傳道者應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堅持勇氣與「忍受人間錯誤」的承擔精神。
求知應即求道，而道乃是貫通一切事物之理，故求知者不應在知識領域上有所偏執。然這不意謂所有事物皆為同等重要，事有輕重緩急，道有高低層次，求知者乃「以有涯逐無涯」，須知「質不是量的累積」，方不致玩物喪志，此即是柏拉圖富有文才卻瞧不起詩人的緣故。今日的學者不喜價值判斷，卻不能不行價值判斷或不知不覺中一再為之，他們總以「客觀」的方式表達其「主觀」的意見，而自以為所說為「公論」，殊不知公論不是公眾的主張，而是有識者的卓見，這對一般人而言就是個人的價值觀。
藝術的定義問題便是反映此種矛盾現象的一個實例。若以「價值中立」的「科學式」觀點立論，則所謂藝術乃是一切人為的創作（非人為的創作如山水草木便非藝術品），這是所有不談超越性觀念的文藝學者必然的說法，也就是「客觀的學術論述」；然而一般藝術史學者或藝評家皆不可能以這個準則（廣泛而公平地）討論藝術作品，一方面是因為在此定義下藝術品變成多至無法處理，另一方面是因為沒有好壞美醜可言的藝術既不值得也不必加以評述。於是當今藝術研究的怪象是，學者經常選擇其心中所認定的美好（上乘）作品為討論對象，卻不能或不願說明這些作品所以為美的絕對道理，或是無法以一貫的審美標準討論所有的作品。任何一部「藝術史」皆以史上少數的傑作為題材，而非均衡地介紹各式藝術品，此種作法其實正是「文明史」而非「文化史」的取向，但事實上現今大部分人文學者皆不接受主張絕對價值的文明觀，這個衝突性──因當事者自覺不深故不可謂為緊張性──顯示「美」的源頭為「真」，此理可以被忽視，但不能被否定，而不從真理評論藝術者均將陷於形式與技法的分析，永不能為個人的審美觀自圓其說。美感確是因人而異，但這是因為各人資質與素養高低不同，而不是表示美無恆常的標準或美感為後天經驗所造就，此義即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總之，藝術若無絕對的優劣，則藝術品就是一切的東西，而藝術學者就是博物家，於是品味一詞理當消滅；若此說為不可，則知藝術實為啟示世人真理存在之理的最普遍奇蹟，如此亦可知，美雖為層次不高的事理，卻是求道者絕不能忽略或無能力評析之事。
這本書的寫作未曾得到外界的支持，它的出版也不為謀取世人的肯定，淑世固然是作者的心願，但是非對錯的申明是我更強的意念。成功不是志士仁人的命運，但挫敗也不是他的習性，在絕對的事理之前君子並無勇氣夠與不夠的問題，他只是忘記害怕和自己的存在，然後才知「知其不可為而為」原不是情感、不是決心、不是能力、不是格調，而是義務。此書不為鼓勵或安慰人心而問世，它是知識的探索和作者盡己的呈現，但願在知行合一的精神中讀者得到他的生命方向和勇往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