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以古鑑今──今日還是瘋狂年代
吳玉山（中央研究院院士）
蔡東杰教授在我國的關際關係學界中，以多本宏觀歷史的專書享有盛名。要讓歷史與國際關係對話並不容易，能持續進行高水準的專書寫作在當今的學術環境中更是難得。作為「歷史與國關」領域的一份子，我在此先對蔡教授豐富的研究成果表達敬意，並為這一本他的最新力作《瘋狂的年代：世界大戰源起與全球秩序未來》的付梓而感到特別高興，因為這是一本直接將歷史連繫到當今，值得我們再三省思的大作。
本書用歐洲歷史的發展耙梳了兩條脈絡，一條是長期的戰爭如何型塑國家，一條是工業革命與資本主義所產生的影響，兩條脈絡相互作用，其結果就是二十世紀兩次慘不堪言的世界大戰，以及在其中所展現出的人類極限瘋狂。書中以二戰時幾近屠城式的大轟炸起頭，給了讀者最強的震撼；在書的結尾又將此一瘋狂的戰爭邏輯連續到當今，足資世人（尤其是正在嚐受新冷戰初始滋味的台灣）大大地警惕。
《瘋狂的年代》把故事的起頭拉到歐洲的黑暗時代，開始敘述在缺乏大一統帝國的情況下，歐洲如何透過戰爭逐漸產生國家。一四五三年被認為是一個分水嶺，當時英法百年戰爭結束，同時東羅馬帝國（拜占庭）被來自小亞細亞的鄂圖曼帝國滅亡，標誌著歐洲的帝國遺緒不存，而民族國家開始興起。歐洲從民族國家興起後便持續征戰不休，一直沒有統一。這裡又分為兩個階段，民族國家初興後的彼此相戰產生了提升王權的效果，而將歐洲帶入了近代。尊榮的神聖羅馬帝國始終存在，但是早已不是真正的帝國，這好像周天子在東周的地位。結束三十年戰爭的西發利亞和約對於列國制度的認可就如同中國由春秋步入戰國，歐洲乃進入第二個民族國家相爭的階段。「戰國時期」的歐洲各國君主競相稱帝，又相互為戰，展開了綿延兩個世紀的七場戰事。幾個主要的國家逐漸確立其地位，這也如同中國的戰國七雄。七大戰事以拿破崙戰爭為終點，同時神聖羅馬帝國也滅亡，令人聯想到東周的覆滅。只不過歐洲的戰國時期並沒有如中國的戰國，因為秦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併吞六國而結束，反而無限延長下去。在此作者對於東西方歷史的嫻熟，讓他能夠隨筆進行跨時跨域的比較，展現了讓人嘆服的識見。
在歐洲的這些民族國家當中，最能展現霸權之姿的便是法國，而這立即帶來諸國的抗衡。法國佔有人口優勢，又經由百年戰爭提煉出強盛的民族意識與國家制度，更逐漸走上了專制王權的顛峰，這猶如戰國時代的秦，而歐洲各國幾個世紀的反法同盟也就有如六國的「合縱」，當然法國也盡力施展其「連橫」戰術，進行對反法同盟的離間。法國最後一次嘗試建立霸權是在拿破崙的時候，並且以強盛的民族主義推動全員皆兵，乃得以橫掃歐陸戰場，但是同樣敗於諸國的反法同盟。如此一再出現的歷史場景讓國關學者歸納出「權力平衡」的規律，並且認為是放諸四海皆準的鐵則。
從歐洲的「春秋」（一四五三至一六一八年）到「戰國」（一六一八至一八一五年），兩個階段的長期相戰造成了長遠的影響（書中稱為長戰爭的影響）。這是歐洲的歷史，但是因為以後歐洲對於全球的深遠影響，因此也就成為造就今日世界的巨大型塑力量。戰爭孕育了國家，也型塑了國家，使得其中最能汲取與動員資源者獲得了優勢，成為數個主要的強國。這種列強並存的局面在一六四八年結束三十年戰爭的西發利亞和約中得到確認，各國獲得了對內最高、對外相互平等的主權。歐洲的主權國家在其後的年代中相互征伐，愈益習慣了無政府下的生存遊戲，也採取了有效的動員制度，以及靈活多變的政策。任何軍事科技一旦被一國引進，就會在各國間傳布，因為這是競爭與生存的需求。
這條國家與戰爭的脈絡，後來又和工業革命與資本主義的發展脈絡糾纏，從而把無政府下的生存遊戲推到極致。在新體系下經濟不平等（資本主義的必然）與群眾政治（經常被昂揚的民族主義所激動）帶來了不穩定的結構，軍工複合體與金融集團則在幕後施展影響力將國家帶向衝突。於是不可避免的經濟危機總是引發政治動盪與民粹式的排外浪潮，新主權結構下的「影武者」則藉機操縱，國家乃在無政府的國際環境中走向戰爭，這就是二十世紀兩次世界大戰的基本成因。總體來說，長期戰爭所型塑的主權國家，加上現代資本主義下的政經體制，帶來了「現代戰爭狂熱綜合症候群」。無論是外交的轉圜、制度的設計（歐洲協調、國聯）、民主體制的建立或是和平運動的倡議，都沒有辦法壓倒這個邏輯。
上述的長歷史分析框架，其實是採用了國際競爭與國內制度這兩個變項來解釋戰爭的產生與狂熱，因此基本上是結構性的理論。如此則需要解釋一般認為十九世紀拿破崙戰爭後較少大國間劇烈戰爭的現象，以及二十世紀後半葉的類似狀況。傳統的解釋是認為十九世紀歐洲出現了經典的權力平衡系統，而二十世紀後半葉則是由於美蘇間的核子恐怖平衡帶來大國間的相對穩定。本書則以為十九世紀的和平並非真實的和平（所謂「虛假的維也納和平」），同時也依靠著英國以其強大霸權穩健地扮演「離岸平衡者」的角色；至於二十世紀的後半葉則是在美國的霸權籠罩下產生了相對的大國間穩定關係。蘇聯被美國宣傳為強大而邪惡，這是有利於美國施展對其集團盟國的控制，實則蘇聯與美國的權力差距甚大，也很少採取擴張的政策。傳統的理論也會強調決策者產生的影響，因此德皇威廉二世與希特勒對於兩次大戰的爆發都產生重大的作用。本書則以為戰爭是基於結構，因此威廉二世與希特勒的歷史作用是有限的，他們都是在結構的巨大壓力下做出決策。與之相對的，兩次大戰的聯盟國也不是那麼無辜，僅是為了反侵略而被捲入戰爭。在這方面本書提出了在二戰時美國羅斯福總統知道對日本進行戰略物資的封鎖會引來日本對美開戰，但仍然依照這個計畫行事，原因是美國的體制也渴求戰爭；而對日本投擲原子彈也不是戰事所必須，而是為了在實戰中顯露美國的絕對軍事權力，毫無疑問地建立其可信度，以便在戰後施展霸權，而這也是結構所產生的影響。
本書的分析框架把我們帶入一個新的視角，超脫了傳統的國際關係與民主道德論述，揭露了主權國家與現代政經體制的戰爭傾向，而提出了對當今世局的警示。如果無政府的國際體系與現代政經制度會帶來戰爭的狂熱，而這兩個因素現今持續存在，則「現代戰爭狂熱綜合症候群」就在我們的身邊累積能量。如果霸權國無法維持其優勢或以其權力成功地操作離岸平衡，則戰爭將一觸即發。此種情況搭配上軍事科技的飛躍發展，其毀滅力將無可想像。
本書所令人深思的，除了長歷史的縱深、理性與直白的分析，與對當今的警示外，還讓人想到幾個有趣的問題，或許作者在接續的大作中會進一步探索。首先本書是以歐洲的歷史為綱本，並以缺乏帝國作為前提，而推導出戰爭與主權國家之間的關係。與此相對的，東方的中國卻屢屢建立時間跨度頗長的大帝國，而形成與歐洲的一個有趣對比。究竟使得東西方分途發展的原因是什麼？西方的羅馬帝國與東方的漢帝國約在同時，但漢在傾滅後終有隋唐繼之（這裡北周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羅馬帝國卻一去而不復返，這對東西方的日後歷史發展顯然產生巨大的影響，然而其因安在？我們知道歐洲國際體系所產生的影響，但是究竟是什麼造成了這個國際體系，這也是讀本書所容易產生的疑問。另外一個問題是，歐洲給世界帶來了無政府、戰爭與主權國家，但是各國內部的政經發展卻不可能相同。今日美中爭霸，而中國大陸是共產主義國家，在適用軍工複合體與金融集團的分析概念時，顯然需要加以調整。當然，民族主義、群眾政治與政權合法性的糾結也是中國的顯著現象，而中共的「強國夢」、「強軍夢」也揭示了其強化與運用武力的傾向。另一方面，美國相當認為自己與歐洲有所不同，這個由歐洲後裔所建立的國家是可以完全放置在歐洲邏輯與傳統的框架當中嗎？如果美中爭霸是未來國際關係的主軸，則兩個非歐國家的互動能完全藉由歐洲的歷史來理解嗎？上述的問題，一個是有關於歐洲國際體系的來由，一個是有關於這個體系是否能拿來理解二十一世紀的美中關係，自然都不是在本書討論兩次世界大戰的範圍之內。不過，有興趣的讀者可能也會想要把歐洲體系往前因後果的兩個方向再推一下。在這裡，蔡教授或許也會有再寫巨著的興趣。
本書用歷史讓人深切地感覺到戰爭就在身邊。如果要進行歷史的類比，則我們所身處的這個時代究竟是與哪個歷史的時期相近呢？這裡有三個選擇，而各有其意義，為關切歷史的不同國際關係學者所採用，以作為分析的框架。第一個是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英國與德國爭霸時期。這是「修昔底德陷阱」與「權力轉移」理論甚為喜歡類比的史例，因為當時英國霸權受到新興強權德國的挑戰，並且具體表現在威廉二世的大海軍主義上，因而與當今的美中有其類似之處。如果以貿易開放指數（trade
openness index），也就是全球貿易總額佔全球GDP的比例來看，一戰前已經達到破紀錄的百分之二十九（此一數字到了一九七○年代才被超越），而今日則是高達六成，這也是二者的類似之處，或者說經貿不足以止戰。第二個可供類比的歷史時期是兩次大戰之間的「戰間期」，也就是E. H.
Carr所稱的「二十年危機」時期（一九一九至一九三九年）。當時出現了經濟大恐慌、右翼民粹主義興起等現象，而與二○○八年發生並持續造成深遠影響的的世界金融危機以及右翼民粹大興等發展頗有類似之處。第三個可供類比的時期是二十世紀後半葉的美蘇冷戰，而今日世界則被理解為正在進入「冷戰2.0」。兩個冷戰的類似之處是超強的全面性對抗、意識形態的突出、核子武器的巨大毀滅力與對大國武裝衝突的抑制力並存等現象。第一個類比的突出處是強調國際權力轉移與無政府的因素，第二個類比是突出國內政經制度的因素，第三個則是強調科技與意識形態的因素。從歷史的經驗來看，似乎國際上的權力轉移與國內的政經危機都引來了世界大戰，而相互保證毀滅卻最終澆熄了冷戰。本書以結構論檢閱了這三個歷史時期，也提出了新穎的觀點，令人目不暇給、耳目一新。由於當今時代與上述三個可比時期都有其類似之處，或許作者未來可以與這三個歷史時代進行更進一步的整體性對話，以更深層地發掘歷史的意義。
國際環境正在巨變，戰爭風險正在高漲。蔡教授的大作以古鑑今，對身處兩強競爭焦點的台灣有所提示，來得正是時候。
民國一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於台北市南港
推薦序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瘋狂年代的冷靜思維
鄧中堅（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特聘教授）
當前國際政治的情勢正處於一個危險的十字路口，二○二一年五月出版的《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封面標題就是「地表最危險之地」（意指台灣），並且標明了美國與中國的對峙。其實從共和黨的川普（Donald Trump）就任總統以來，中國與美國的關係全面崩壞，不只是反映在貿易和科技方面，也擴及教育、文化、社會等面向，新冷戰成為專家學者擔心的發展。民主黨的拜登（Joe
Biden）總統不遑多讓，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席不暇暖，奔走於東亞及西歐籌組價值同盟，公開指出要抑制中國。
在這樣的國際情境下，以下的問題很自然的浮現：中國與俄國正在形成反西方同盟嗎？中國或中俄同盟與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出現了新冷戰嗎？中國與美國在各方面所呈現的是衝突為主嗎？武裝對峙存在嗎？武裝對峙會升高到衝突嗎？世界大戰是否愈來愈近了？上述的問題已觸及國際關係領域中長期討論分析的主題：戰爭與和平？衝突與合作？
在前述的背景下，蔡東杰教授出版這本縱橫數百年的國際關係史大作《瘋狂的年代：世界大戰源起與全球秩序未來》是正當其時，目的是「提醒大家深切地關注眼下正處於另一個重大結構變遷階段的環境。」全書所涵蓋的時間主要是從中世紀結束後的英法百年戰爭（一三三七至一四五三年）開始，歷經三十年戰爭（一六一八至一六四八年）、法國大革命戰爭（一七八九至一八一五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以迄第二次世界大戰（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五年）結束。全書描述的重心是這六百多年戰爭之「特殊現象及其演進源流，特別是其爆發與進行之有異於以往。」總之，東杰教授一方面堅信「戰爭的確是世界各地人類歷史中的『普遍現象』」，另一方面鑽研戰爭背後「真的存在某種『普遍理由』嗎？」還是「二十世紀上半葉兩次大規模戰爭中的瘋狂行徑自古皆然？」
全書開宗明義，東杰教授就引用了霍夫曼（Philip
Hoffman）的論述：「火藥改變了戰爭」，然後戰爭又改變了歐洲和整個人類世界及其歷史。接著，又以二次大戰中交戰雙方以「戰略轟炸」為名，超大規模的轟炸行動針對的不僅是軍事目標，更多的是工商業重鎮，甚至是文化古城，其目的是為了最後的勝利，犧牲在所不惜。東杰教授感慨的表示：「無盡殺戮確實是歐洲所創造的歷史特色，尤其是兩次世界大戰。」此外，美國的霸權是建築在戰爭的威嚇上，例如在十九世紀末與西班牙的戰爭中，美國取得了波多黎各、關島和菲律賓，在政治、國防、外交方面牢牢控制了古巴，奠定作為世界霸主的基礎。這也是東杰教授為何以「瘋狂的年代」作為全書標題的警示思維。
東杰教授在國際關係的論述主要是環繞著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我們可以觀察到是「現實主義」主導了國際體系的戰爭與和平。國家利益和權力是國家決策者最重要的考量，所採用的手段不論是什麼名稱，例如歐洲協商（Concert of Europe）、梅特涅體系（Metternich System）等都是一種「權力平衡」的安排。
的確，前述這些戰爭的結束所締結的條約都對國際體系帶來深遠的影響。英法百年戰爭這個小規模的「世界大戰」所呈現出複雜的利益糾葛與合縱連橫，預示了對未來國際體系中類似的衝突「提供了雛形與伏筆」，因為在漫長的爭鬥中，中世紀封建城邦逐漸演進成為更具集權特徵的「現代國家」，且某種民族主義意識也隨之萌芽。一六四八年的《西發里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導致「神聖羅馬帝國」（Holy Roman Empire）實質解體，賦予帝國之下原有各諸侯國主權的地位，建立了現代主權國家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一八一五年維也納會議（Congress of
Vienna）建構以英國、法國、奧匈帝國、普魯士、俄國等五國為核心的權力平衡體系，以召開「歐洲協商」會議的方式，維繫了歐洲百年的和平。這個體系實則隱含著對抗可能的霸權出現，例如拿破崙時期的法國。
一九一九年的「巴黎和會」（Paris Peace Conference），我們固然仍觀察到權力平衡的影響，但我們也見到了美國威爾遜總統（Woodrow Wilson）「十四點計畫」（Fourteen Points）的初步實現，這包括了建立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推動民族自決等作為，象徵了自由主義在國際體系中獲得基本的實現。國際聯盟的主要目標是以「集體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制度取代過往的「權力平衡」，以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弔詭的是，國際聯盟並未發揮集體安全功能，任令日本入侵中國的東三省，以及義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亞（今天的衣索匹亞）。功能不彰的原因主要是與「現實主義」相關的兩個因素，一是最強的國家美國沒有加入，二是國際聯盟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沒有「否決權」的機制。目前，聯合國（United
Nations）賦予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否決權，就是記取國際聯盟失敗的教訓，這也使得聯合國安理會特別是在後冷戰時期能夠積極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的主因，例如，一九九一年的波灣戰爭阻止了伊拉克侵略，並將之驅逐出科威特。
基於「現實主義」的計算，國家決策者對於戰爭有意的作為往往會帶來其他國家人民生命財產的傷害，這呈現在東杰教授提出的以下案例。首先，日本在一九三一年入侵中國東北，是為「九一八事變」，而當時美國總統胡佛（Herbert Hoover）的反應是：「為保衛其僑民生命財產安全，日本進軍滿洲或不可避免。」另外，富勒（J.F.C.
Fuller）主張美國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乃下列兩個舉措的邏輯結果：首先是利用租借法案（Lend-Lease Program）讓英國不致退出戰爭，其次則是以禁運逼日本挑起戰火；⋯⋯由於美國作為全球最大的工業國家，因此自加入戰爭之日起，它便成為可支配戰局的交戰者。」第三，小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
Roosevelt）在一九四二年二月簽署九○六六號行政命令，將超過十二萬名的日裔公民（多數在美國出生）強制關押到集中營，且美國直到一九八八年才由雷根總統（Ronald Reagan）正式致歉，加州州議會更到了二○二○年才通過道歉決議案。
二次大戰結束之後有關國際安全的安排，仍然是脫胎於美國、英國、蘇聯三個強權為主的會議（開羅會議、德黑蘭會議、敦巴頓橡園會議、雅爾達會議、波茨坦會議）。然而在有關國際經濟秩序方面，一九四四年布列敦森林（Bretton Woods）會議最終成立了「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國際復興開發銀行」（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或「世界銀行」（World Bank）、及一九四七年在同一地點簽署了《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但是都奠基於美國所提出的方案。
東杰教授在析論晚近的發展時，更引入了有關經濟因素對於國際關係和國際體系產生的影響。首先，資本主義的出現對國際政治體系帶來的衝擊。工業資本主義和金融資本主義帶來的是國際權力結構的改變，特別是「霸權的轉移」，例如，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國等過去領導全球的霸主，而今安在哉？美國在南北戰爭結束之後戮力於經濟建設，在十九世紀末實際上已經成為新興的經濟強國，具備取代英國霸業的資格。第一次世界大戰讓美國正式登上國際的舞台，當時美國威爾遜總統的「十四點計畫」主導了「巴黎和會」的議程，霸權由英國和平轉移給美國。
此外，全書點出了在資本主義體系下，三大全球經濟危機（一八七三年的長蕭條、一九三○年的大蕭條、二○○八年的金融海嘯）對國際體系的負面效應與衝擊。東杰教授對於一九三○年的「大蕭條」進行較深入的分析，主要是因為「大蕭條」造成希特勒崛起的主要原因，也導致了猶太人悲慘的命運。一八七三年「長蕭條」距今較為久遠，相關的討論分析也少。至於晚近從美國爆發的「金融大海嘯」的結構和源起與「大蕭條」雷同，且後續的效應也有相似之處，例如民粹主義排外浪潮、極右派言論與政治力量崛起、關稅貿易戰等。也因為如此，當時美國聯邦儲備理事會（Federal
Reserve）理事主席伯南克（Ben S. Bernanke）就採用類似一九三○年代的相關政府措施來解決問題。
東杰教授對中世紀歐洲的狀況作了相當程度的描述，特別是在羅馬帝國的分裂與衰退，來自北方騎馬蠻族（例如哥德人、汪達爾人、法蘭克人）、維京海盜、以及斯拉夫人的進入，再加上羅馬天主教會等。這些力量在中世紀的歐洲形成了分權式政治秩序，東杰教授的析論加深讀者對往後歐洲國際關係體系的演進有更進一步的理解。
從作為他博士論文指導教授開始，個人與東杰教授相識相知三十餘年，看著他在國際關係領域扎根、成長、茁壯，孜孜矻矻在學術領域努力耕耘，不斷發表新作，立德、立功、立言，著作等身可謂實至名歸。得緣在付梓前拜讀大作，備覺榮幸與喜悅。東杰教授在這本論述展現出其「廣納百川」和「民胞物與」的精神，以及胸懷「人溺己溺、人飢己飢」的同理心，將長期研究的獨到見解應用在以戰爭為中心之國際關係史分析，使讀者有更寬廣的視角，瞭解國際體系中國家與國家之間在政治、經濟、軍事的縱橫捭闔。尤有甚者，國家領袖在制訂對外策略上優先考量的是自我的國家利益和國家權力。東杰教授批判性的解析啟發我們對國際戰爭有了新的理解和詮釋，也才能進一步思索戰爭與人道主義。
民國一一○年五月十日
於指南山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