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環保挑戰的全球在地化
國家級安全難題
氣候變化在香港不受重視，國際社會也曾經如此。
從前，很多人「懷疑」、「否定」氣候變化存在。有大財團、保守派政黨透過基金會、智囊團進行偽科學研究，批評全球變暖的證據基礎薄弱，警告採取緩解全球變暖的行動是弊大於利，把科學界高度共識的氣候變化問題描繪為不確定性的辯論，試圖以此作為藉口，拒絕為氣候變化進行緩減行動；幸好不少有心人、學術研究將之揭發。
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今天，氣候變化使全球氣溫上升，引發連串極端天災，生命和生計陷入「水深火熱」，已是全球現象。過去的五年（2016-2020年）是自
19世紀有記錄以來最暖的5年期。以天氣寒冷聞名的西伯利亞，小鎮維爾霍揚斯克（Verkhoyansk）在2020年錄得38度高溫，刷新北極圈內最高氣溫記錄；2019年至2020年，澳洲受高溫及乾旱影響，多處受山火蹂躪，至2020年3月才逐漸受控，估計燒毀的森林面積達21%，超過10億隻動物死亡；美國加州也在2020年錄得近1萬宗山火，共燒毀超過17,000平方公里土地；2016年非洲南部多國出現大旱，大片土地乾裂，大量牲畜死亡，農作物嚴重失收，世界糧食計劃署估計有1,820萬人需要緊急援助；2017年南亞多國受暴雨和洪水肆虐，孟加拉、印度、尼泊爾等有1,200人死亡，4,000多萬人受水災影響。
連串不幸有力地證實氣候危機的真實性，也讓國際社會不得不予以正視，積極應對，加快低碳發展已成為全球共識。氣候變化影響之下全球生態系統受到破壞，經濟和社會發展受阻，是一個新的、非傳統的國家級安全難題。
氣候危機與社會發展
需知道氣候變化與社會發展密不可分，唯有「風調雨順」才能「國泰民安」；風不調雨不順，也正是社會動盪不安的時期，自古皆然。中國歷史上天災往往被視為亡國徵兆，並不是迷信之說，
筆者同事裴卿博士研究氣候歷史，理據充份地指出人類歷史上很多地區和國家的文明消亡和社會動亂跟氣候變化有密切關係。17世紀中國飽受旱災影響，農作物失收，饑荒及瘟疫嚴重，氣候變化終致明朝滅亡。而氣候問題從來都是全球性的，異常氣候跟饑荒、瘟疫息息相關，歐洲、美洲諸地都曾經因而動盪不已，包括1648—1653年法國投石黨運動、1642—1660年英國資產階級革命、1633—1648年莫斯科動亂、1618—1648年波及整個歐洲的三十年戰爭，以及1647—1664年的墨西哥大暴動。
氣候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基礎，也是可持續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基本條件。可惜過去我們並未有以史為鑑，世界各地政府曾經對氣候變化視若無睹，把社會發展與環境保育分割，甚或將兩者置於對立。打著經濟發展的旗幟，人們任意開發原始森林，大肆捕撈海洋生物；大量工業化活動使空氣、水源、土地受到嚴重污染。為了過上舒適方便的生活，都市人每日製造大量垃圾。我們過度消耗地球資源而不自省，甚至認為現今社會文明和科技發達，足以幫助我們改變氣候、戰勝大自然。事實卻是當各地持續高速發展，二十四節氣不知不覺已經變得似有還無，生態失去平衡、多種動植物物種瀕臨滅絕，貧窮的人、無話語權的動植物徘徊在生死之間。
更值得注意的是，全球最富有的一成人口，「貢獻」了將全世界近一半的碳排放；往下看，全球最窮的五成人口只是製造了溫室氣體的一成，他們卻是承受氣候變化衝擊最大的一群。研究亦指出氣候變化的影響不是平均分配的，人口、社會經濟情況、貧困狀況等都影響著承受衝擊的脆弱性及復原力。歸根究底，氣候變化就是一個社會發展問題。2017年美國加州大學揭示了一個最悲哀的例子：研究估計在過去30年氣候變化已經導致印度差不多六萬人自殺
—— 種植季節的溫度上升，農作物收成減少，以農維生的人自殺率會上升；種植季節的雨量減少，農作物收成減少，自殺率亦會上升。
瀕危生態與都市人：唇亡齒寒
被消失的還有牠們。《WWF地球生命力2020》報告地指出，地球上75%無冰陸地表面已經發生了嚴重的環境惡化，絕大部分海洋被污染，超過85%的濕地已經消失。「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政府間科學政策平台」（IPBES）2019年的報告告訴我們生物的居住地被開發、被破壞的後果：在1970至2016年間，受監察的哺乳類、鳥類、兩棲類、爬蟲類及魚類的種群大小平均下降了68%。生物多樣性為我們提供日用的飲食，為我們調節氣候，發揮吸收二氧化碳等作用，
跟大家的生存環境環環相扣。牠們瀕危，我們竟然沒有唇亡齒寒的危機感？
大家也可以用比較積極的態度看：都市人追求富裕、快樂的生活，不一定要犧牲環境保育。 芬蘭的「生態足跡」（以「全球公頃」計）
遠低於德國（前者是3.8，後者是10.5），但前者的快樂指數和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都比後者高；相似地，美國都市人的快樂指數和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都比英國高，但前者的「生態足跡」只是後者的53%；亞洲的日本遠比馬來西亞富裕，快樂指數也相若，但前者的「生態足跡」不及後者的一半。孰因孰果、如何磨合，當然是很複雜的分析，也需要很認真的政策設計與推行去追求兩全其美，但肯定不是誤以為犧牲了環境就能換來富裕和快樂那麼掉以輕心。
香港似乎是福地。我們既不是農業社會，也不再是工業社會，而是一個國際金融都會。表面看來，大部分人的生計、生命不會因為氣候變化而受到影響，我們都是有福的人；我們更會認為香港不是工業社會，沒有高排放的社會經濟活動，對氣候變化的罪疚有限。但我們不要忘記，香港已經從工業社會轉變為消費社會，林林總總廢物的管理，已成香港政府最為頭痛的難題；過度的飲食和物質消費真的可以令香港人在道義上逍遙法外？輕視環保的都市化，空氣質素、光暴、噪音對市民的傷害，香港都可以置身事外？
香港人同樣有活在「水深火熱」的時候。2020年香港經歷了有記錄以來最熱的夏季；2018年超強颱風山竹襲港，多處低窪地區被海水淹浸，至少458人受傷，
被害的樹木不計其數；2016年香港出現結冰天氣，天文臺1月24日錄得最低氣溫3.1度，是接近60來最寒冷的一天，新界部分地區及高地出現廣泛結霜、霧淞、結冰，並降下凍雨及冰粒。極端天氣事件戳破我們的幻想，氣候變化是全球問題，全人類也無一倖免，在食水和糧食完全沒有自給自足準備之下，福地香港真的可以自求多福？
2021年初聯合國發表《人民氣候投票》 (People’s Climate Vote)
民意調查，聯合國開發計畫署新聞稿指是次調查是史上最大規模的氣候調查，覆蓋50個國家、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調查顯示64%的受訪者認為氣候變化是全球性的緊急情況；大部分受訪者希望政府可以採取更全面、廣泛的氣候政策：十個在電力碳排放最高的受訪國家中，八個支持發展可再生能源；十個城市化最高的國家，九個支持使用電動車、公共交通工具或單車等依賴清潔能源的交通工具。過去那種天不時、地不利、人不和的社會發展並不是現今社會想要的發展模式了。
是次調查明確地告訴我們，積極應對氣候變化在社會上已經得到廣泛的支持。中國和香港都不在這調查當中，但有本地智庫曾就「公眾對氣候變化的認知和態度」進行民調，報告顯示只有16%受訪者認為現時氣候變化比民生和健康問題更為重要。顯然，香港人仍然未意識到氣候變化的迫切性。反而經歷過「奇蹟性」經濟增長的中國，近年來中央與地方政府透過法規、政府介入和由上而下的群眾動員去促進環境保護和綠色生活，明顯是較以前落力了很多。香港不是國家、亞洲，以至全球最先進的都市嗎？在這個全人類共同面對的龐大挑戰下，我們能夠經得起方方面面的考驗嗎？
從思辯政策開始
環保教育重要嗎？據說，它是協助解決環境問題的根源，強調人與組織及其環境的關係。雖然它的效果未必及得上法律和政策來得快，卻是一項長程、無形的投資。那麼如果在環保教育當中也包括對法律和政策的慎思明辨，從而讓社會成員也參與其中，事情會否事倍功半可期？
可惜，瞭解政策（遑論慎思明辨）一直以來都不是本港環保教育的重要部份。
香港特區政府環境保護署對環保教育提綱挈領，可能已經是早在2006年的事情了，當中沒有提及環保政策的教育。差不多在相近時期，非牟利機構的調查反映有八成學校認為因為政府提供的資源不足，因而對環保教育欠佳感到束手無策、有心無力；不過，認識相關政策也不是學校教育的關注。
即使是公民社會裏的保育組織，先反思政策、然後提出倡議，也不見得是理所當然。多年前香港大學的一個調查發現，37%的保育組織從來沒有參與政策倡議活動，32%壓根兒就不認為自己應該監察政府，43%認為它們的基本任務是只是提供大眾教育和服務而已。
因為大家對特區政府的環保政策比較滿意嗎？在大中華地區，筆者可以找到澳門和台灣政府為了瞭解市民對它們推動環保政策和工作的表現而進行的評價調查，在香港卻找不到相近的報告。如果以環境局局長的表現作為代表，香港市民的評分明顯是每況愈下。依據香港大學的調查，市民對廖秀冬（2002-07年任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的假想投票續任率平均為58.5%；邱騰華擔任環境局局長時支持率的平均分是52.7%（2007-10年）；但現任環境局局長黃錦星由2012年上任至2019年上半年的假想投票續任率平均只得34.1%，香港民意研究所2020年的數字更只得24.2%。如果政府是透過立法帶動政策推展，環境局到底是比較清閑，還是挫敗特別多呢
—— 從2000-20年，政府得到立法會通過534個法案，當中只有22個跟環保相關，是整體數字的4%而已。
今天，環保是高中必修的通識科裏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學習範疇； 2021年4月當局公布以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取代通識科，慶幸可持續發展依然是課程的主要部份之一。再者，幾乎所有公立大學都有關於環保的本科或研究院課程。政策反思作為環保教育一個重要的有機組成部份，是不是指日可待？無論這種結合已經發展（還是停滯？）到哪一個階段，希望這本小書可以找到它在過程當中的位置，
有所作為。筆者立意是這樣的：
一、用「問題探究法」（issue inquiry approach）來寫，希望更容易吸引一般讀者的興趣和注意力，為理論和哲學層面的考掘先邁開第一步。
二、在筆者能力所及，涵蓋盡量多的議題。一書在手得以涉獵接近30個議題，希望也是引發讀者興趣和關注的方法之一。
三、對政策的慎思明辨，都用其他國家的經驗為觀照。自詡是國際都會、全球化之最的誇誇之談如果聽膩了，讓我們切實地在國際視野下反省自身的不足。
擱筆之際，1990年代初將香港抬舉為「東亞四小龍」之一的哈佛大學亞洲研究大師傅高義（Ezra Vogel）教授病逝。當年令他刮目相看的，是我們在工業化的成就，相信未及想到20多年後香港在生活的環境和生態上對這些稱頌當之有愧得很。
這本小書對於近30個問題的提挈，未必人人同意，但希望讀者也能分擔筆者的焦慮，甚或坐言起行：推動政府大力改善環保政策和綠色生活環境，早已到了迫在眉睫、刻不容緩之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