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區域經濟整合的趨勢」學術研討會
專題演講稿
周理事長、紀理事長、今天研討會各場次的主持人、發表人、評論人、以及在場與會的女士、先生，大家早安！
謝謝今天主辦單位台灣歐洲聯盟研究協會、福爾摩沙共和會、以及台灣國際研究學會的邀請，很高興受邀擔任今天研討會的Keynote Speaker，特別感謝今天這麼多與會的專家學者齊聚一堂，大可以齊聚一堂交流區域經濟整合的看法。
當前全球經濟正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中緩步復甦，這次的疫情也讓我們看到美中兩國的經濟規模差距的進一步縮小，此外，繼英國脫歐之後的歐盟內部也更趨緊密，形成美、中、歐盟這三大經濟體的三足鼎立，再加上俄、日、澳、印等群強環伺，多國內部政治極化、社會分化的趨勢加劇，全球政治朝向多極化的格局發展。去年因應疫情大流行期間的封鎖，讓多數國家都體認到供應鏈安全的重要性，不論是國際間的政策性封鎖或是客觀性的往來中斷，都產生了供應鏈管理的棘手問題，全球供應鏈與研發格局的分佈開始由效率導向轉向安全導向。
當前美國拜登政府一反過去川普的外交經貿施壓方式，重申以承諾、加大投資，在恢復歷史性夥伴關係的基礎上重塑國際盟友關係；歐盟在其發佈的《歐盟－美國應對全球變化的新議程》也認為，隨著美國政府更迭，提議歐美應在不同的地緣政治領域重新建立更緊密的跨大西洋夥伴關係，並認同中國大陸是合作的談判夥伴，也是經濟競爭者及體制系統競爭對手；中國大陸方面則一貫希望與美國秉持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精神，推動雙方關係健康穩定向前發展，對歐洲則始終支援歐洲一體化進程，支持一個團結、穩定、繁榮的歐盟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
2021年的國際關係，大國消極對抗的一面可能下降，競合併行的複雜性增加，主要國家或經濟體間更可能在各領域建立務實的競爭與合作並行關係，在一些領域更強調競爭，而在另一些領域更合作。
相對偏重多邊規則的拜登政府登上美國政治舞臺，讓國際多邊合作迎來新的契機，CPTPP或RCEP等主要區域合作安排已取得顯著進展，儘管在可預見的將來，多邊協商仍然存在很多具體困難，但國際合作由區域一體化和多邊主義雙重驅動的新動力正在形成。
在當前這樣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下，接來我想從經濟整合的主客觀條件、方法論點、以及未來展望這三個方向來談今天研討會的主題－區域經濟整合。
一、經濟整合之主客觀條件
全球化的時代，合作共生與相互依賴是全球經貿交流的發展趨勢，由於全球性多邊協商進展緩慢，各國的利益與立場相異，取得共識困難；相對於多邊談判，雙邊協商與區域合作的決策過程與對象選擇較具彈性，因此，區域合作普遍受到各國的歡迎，其中又以經貿合作與區域整合的發展形式最為顯著。
區域主義的全球發展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全球政治中的一個重要現象，所謂區域主義，是指同一區域內包括政府、政府間組織、非政府組織、民間團體或個人等的各個行為主體，基於共同利益而開展的區域性合作。像是歐盟的前身1950年代西歐六國開始推動的歐洲經濟共同體（EEC）、1967年東南亞國家組成的東南亞國家聯盟（ASEAN）、1980年代雷根政府倡議的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等，都讓經濟區域化的趨勢成為世界潮流，掀起新一波的區域主義發展浪潮。
各國對經濟合作概念與定位的認同是區域主義形成與發展的基礎，區域是指地理空間上的鄰近概念，因此相鄰的地理空間是區域成立一個必要條件，除了地理條件外，還包括了構成一個區域包括社會文化、經濟發展、政治體制等條件的同質性或互補。區域主義不只強調地理上的連結，更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與制度等各方面的連結，透過發展過程來追求共同價值、認同與規範，因此，當這些因素出現不協調的現象時，就會制約區域合作的穩定發展。現在新一波的區域合作浪潮已超越單純的經濟領域合作，開始走向區域政治、安全領域。
「區域」整合之地緣特性，如理位置、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條件，只能視為發動整合的充分條件，而不能成為發動整合的必要條，因有地緣關係的國家間若非有共同利益，亦不可能深度整合。不過地緣因素對區域經濟整合終究有其重要的影響，相互毗鄰的國家成為區域經濟整合組織成員的機會比較容易，經貿關係也比較密切，則是一項不爭的事實。當前各主要區域經濟整合組織，諸如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東協、亞太經合會等，無不以地緣因素作為其成員建構經貿關係的重要前提。
「經濟整合」一般指的是主權國家間從經濟合作到貿易、財稅、貨幣、金融等政策的協調過程，目的是希望透過經濟整合達到整體的經濟繁榮與持續成長，進而維持社會福祉。從靜態的角度來觀察經濟整合，指的是某一區域中個別國家的經濟不受傳統國土疆界區隔，而混合成一個經濟實體的結果；若從動態角度來看，則可視為一消除各國經濟間各類障礙，從而逐漸成為一個更大經濟實體的的過程。
然而，各國間從事經濟整合，有其主客觀條件因素，概括而言，地理條件、文化關係與經濟上的共同利益等，往往是促成特定區域內之國家進行經濟整合的主要因素。區域內的國家由於地理、文化、歷史、經濟與財政的牽連、政治開放程度及社會制度的相似，而團結一致進行經濟整合，整合的條件還包括各國間的共同相關性、價值觀的一致性、共同利益的存在與程度等。
雖然各國既有的經濟與政治體制、發展程度、文化與人文背景條件，決定其相互整合的可能性與其可能之工具，但真正促進整合的將是各國對整合創造的價值與價值分配的認知與期望。
二、經濟整合之方法論
區域科學是社會、經濟、政治及行為等現象中，含有空間概念的研究科學。其中，區域經濟學是以經濟學觀點來研究，在資源分配不均又無法完全自由移動的世界中，各地區差異，及地區間關係之科學。
就區域經濟研究的對象而言，涵括兩個範疇的研究：一是，針對單一國家內部區域經濟發展的問題，尋求的是縮小區域間經濟發展差距的策略研究；二是，超越國家地理概念的區域經濟整合。快速的經濟與科技發展是當前人類社會的兩項重要特質，而國與國之間的相互依存關係，便隨著經濟與科技的加速發展而日益緊密；隨之，從事此類國與國間關係發展的過程以及可能帶來的結果之研究，便逐漸發展成一套整合的方法論。
經濟整合研究突顯的是在互動的過程與可能發展中，以協商議或談判為工具來達到某些共識，並在此一共識下承認並接受個體成員的個別性存在。而趨同（convergence）的概念則是指，整合過程中向一個目標點策動並達到相交的目的；例如，1992年歐盟成員國簽定馬斯垂克條約時就設定：各會員國必須在加入經濟暨貨幣聯盟（EMU）前達到通貨膨脹率的趨合標準，以維持高度的物價穩定性。可見，趨同不僅是整合過程中的積極動力，更是整合過程中政治決策的客觀基礎，因為參與整合的國家經由協商後訂定趨同標準，各參與國必須達到趨同標準才能加入；因此，在整合過程中，各參與國家往往都是循序漸進地先後加入聯盟。
整合理論發展過程中，有些論點認為科技、經濟與通訊的快速發展，國際社會便形成相似的社會、經濟、環境問題，為解決各類共同的問題，國際間合作的機會將隨之大增，由科技決定論來解釋國際合作擴大的發展將促成各國的整合。此外亦有強調政治力在整合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由經濟整合的外溢效果範圍擴大至政治層面的整合，或強調參與整合國家的政治菁英、利益團體與輿論對於整合的態度和立場是影響整合前進或倒退的關鍵因素。
如果說區域經濟整合的發展趨勢是全球經濟一體化，而整合過程中各個不同程度或內涵的整合型態便各有其特性。然而各區域整合的程度不一、國際社會結構轉向新的多極化格局、民粹主義、反全球化與保護主義的浪潮，都阻礙了區域經濟整合的推進。儘管區域整合與全球化是當前及未來主要經濟發展趨勢，而欲由區域整合邁入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理想，仍有一段艱辛的路要走。
三、未來全球經濟整合之展望
自2018年美中貿易衝突以來，衝突層面不僅止於表面的貿易衝突，還包含國防、科技與地緣政治等領域，讓全球供應鏈布局出現轉向與重組，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席捲全球，全球經貿停擺，美中兩國的經濟差距縮小，加劇了自美中貿易戰以來的價值鏈脫鉤趨勢。都是形塑世界未來30年政經局勢最重要的事件，也對區域經濟整合的未來發展造成莫大的影響。
近年來，全球秩序陷入混亂局面，尤其是中美爆發貿易爭端之後，各國對全球失序的狀態倍感焦慮。過去1929年經濟大蕭條持續十年才結束的經驗，就是因為當時全球治理體系失去了秩序，就有論者提出英國作為當時全球經濟的主導國家，早已無力繼續主導全球經濟秩序，而能堪此任的美國直到1936年才願意承擔起主導全球秩序的責任，正是在這種失序狀態，讓世界經濟大蕭條持續了十年之久。當前全球失序的普遍的看法是源於美中兩國的世界領導權之爭，中國大陸影響力日益增強，填補美國領導力下降的空缺，然而當前世界失序最根本的原因，其實是全球的經濟基礎結構與治理體系間的矛盾。
全球在貿易、生產、消費格局，都已呈現以德國為中心的歐洲貿易區，以中國大陸、日本為中心的亞洲貿易區和以美國為中心的北美貿易區的三足鼎立結構。然而，從國際貨幣體系現狀來看，過去20年以來，美元一直保持強勢的主導地位，占全球外匯準備的60%左右；歐元占比20%左右；人民幣占比則不足2%。全球的經濟基礎已經呈現出了三足鼎立結構，但貨幣體系，卻仍是以美國和美元為主導。因此，全球失序就是源於全球經濟基礎（貿易、生產、消費）的三足鼎立結構與以美國為主導的全球治理體系（貨幣體系）之間的矛盾。
根本解決這個矛盾就必須建立與經濟基礎相對應的全球治理體系，不論是金融或貿易治理都需要有雙層的治理體制，一方面需要全球性的多邊治理體系（如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等）；另一方面也需要有區域性組織（如美元地區、歐元區、亞太貨幣區、區域自貿協定等），未來的全球治理體系在維持多元、多邊特徵的同時，還需把相當部分的全球治理權力下放給區域性的治理體系，通過雙層的治理體系，一方面能推動全球治理體系重新發揮作用；另一方面，讓不同區域治理體系之間的競爭，促進全球治理體系變得更加有效。無論是在貨幣或是貿易方面，多邊和區域同時並進的雙層治理體系將是未來的一大趨勢。
上個月美國《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雙月刊登出由美國外交學會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N. Haass）與美國外交學會高級研究員查理斯‧庫普錢（Charles A.
Kupchan）發表題為《大國協調的新機制》的文章，此文一出引起國際重視。作者認為當今世界的發展已經與二戰後的情況大有不同，二戰後以西方為中心建立的秩序，已經不能為21世紀的世界局勢帶來穩定，西方體系已經無法適應如今的國際秩序，國際體系將會呈現兩極和多極的特點，提出要在當前暗流湧動的地緣政治局勢中維持和平，中國大陸、歐盟、印度、日本，俄羅斯和美國應仿照十九世紀「歐洲協調」建立新的大國協調體系。尤其強調大國協調機制並非是不現實的理想願景，世不是挺而走險的選擇，而是它代表著一種務實的中間立場，呼應了前面提到的多邊和區域同時並進的雙層治理體系概念。
台灣為小型開放經濟體，出口情勢易隨國際景氣變化起伏，且出口產品與市場過度集中在ICT產品與亞洲新興市場，表現易受單一產業或市場興衰影響，出現較大幅波動，且夾於美中兩強之間「兩大之間難為小」。由於亞太地區是全球供應鏈的核心，原本區域經濟整合的發展就很熱絡，加上區域貿易協定有大型化的趨勢，隨著CPTPP及RCEP陸續完成或生效，亞太區域經濟整合加速開展，對我出口逐漸處於不利競爭地位。面對當前變局與影響，今天的研討會將別具特殊意義，相信大家可以從後面專家學者的演講中，找到臺灣未來30年將是如何發展，以及如何應對的線索。
最後，再次感謝我們今天的主辦單位以及各位與會的專家學者，預祝今天會議圓滿成功，同時也祝福各位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謝謝！
劉泰英
台灣綜合研究院創辦人
2021年4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