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國經濟能例外到什麼時候？
不過經濟刺激從未真正停歇過，負債成為中國經濟成長的核心動力。若以絕對數值來看，中國的債務似乎是可以控制的。雖然難以準確計算，但到了2016年，中國的非金融債務總額是整個經濟體的2.6倍，和美國相去不遠（雖然有些估計又高出許多）。其實令人擔憂的並非債務總額，是債務累積的速度。2008年，中國的債務總額不過是人均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以下簡稱GDP）的1.6倍。根據以往的經驗，當一個國家相對於其經濟體，太快累積過多的債務，危機通常就會發生。
事實上，中國累積債務的速度，可能是現代史上最快的。根據中國人民銀行表示，自2008年以來，中國經濟體的負債增加了12兆美元（按：約新臺幣三百六十三兆元。），約等於該年美國整個銀行體系的規模。而中國的銀行體系規模，在過去九年間擴大了三倍，世界各地的金融中心都因此拉警報。
「對一個先進的經濟體來說，這個槓桿就已經太大了，更何況是新興經濟體。」英格蘭銀行（Bank of England）行長馬克．卡尼（Mark Carney），在2016年末說道。他認為中國經濟成長日漸仰賴「快速的信貸擴張」，是全球金融穩定的第一大風險。
假如你在中國開車兜風，就會發現事情不對勁。許多城市都被無人居住的公寓大樓圍繞；奢華的政府大樓劃分許多辦公室，卻沒幾位官員在使用；中國工廠生產的鋼鐵占掉世界總產量的一半，遠超出該國的需求量；政府填海打算蓋工廠，卻從未真正蓋起來；國內各地工廠林立，卻都沒有發揮潛力。而風險就在於中國的負債浪費在這些，沒有回報的計畫上。
或許在21世紀──常有人稱之為「中國的世紀」的某一天，中國會一躍成為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宰制整個地區、甚至全球；而且多數人都認為這一天很快就會來。但在這件事成真之前，中國將面臨報應。
至於報應具體會如何出現，很難說。有可能是金融危機，或是長期經濟緊縮，就和日本在「失落的十年」（Lost Decade）期間體驗的一樣。或者是成長率跌到2％左右，這對已開發經濟體來說算正常，但對中國這種開發中國家來說，這樣就是停滯不前，而且很難彌補。
雖然政府當局可能成功改革這個經濟體，但此時改革一定既痛苦又難以成功，導致經濟成長有段時間變慢，甚至永遠慢下來。但不管報應以何種形式出現，有一件事情可以肯定：奇蹟結束了。北京應對未來的方式，可能只是延緩中國的崛起，但也可能一蹶不振、永遠無法振作。
20年來再被看衰，但中國就是能例外
當然，中國的這項危機一再被人預告，卻從來沒成真過。2001年，專欄作家章家敦在其著作《中國即將崩潰》主張，中國經濟被脆弱的金融體系威脅，而共產黨會在十年內失去政權。2010年，以預測到安隆公司（Enron）垮臺而聞名的美國避險基金經理──詹姆斯．查諾斯（James
Chanos），將中國的經濟形容成「通往地獄的飛車」，房地產市場看起來像「杜拜的一千倍」（會這麼說，是因為前一年杜拜爆發了危機）。
2014年初，投資客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在一篇短文指出，中國的成長模式已經「氣力放盡」。他預測：「中國的難題在接下來短短幾年內，會面臨危急關頭。」兩年後，索羅斯又說：「硬著陸看來是難以避免的。我不是預測到，而是已經看到了。」
但中國經濟不但仍屹立不搖，還維持極高的成長率。過去四十年來，它幾乎每年都能維持平均10％的成長，而且不曾低於6％。成長自2012二年後開始趨緩，看起來黃金時期結束了但就算是2016年，成長率也有6.7％，依舊高得嚇人。
對許多人來說，這種「無法失敗」的情況，證明了中國的例外主義；這是因為中國的經濟管理，交給一群技術統治論的菁英負責，他們不受意識型態的紛擾、能下強硬的決策，追求成長、凌駕一切。
而美國人對中國例外主義深信不疑，正好反映出他們對自己國家的不安。2010年，《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專欄作家湯馬斯．佛里曼（Thomas Friedman），在電視節目《與媒體見面》（Meet the Press）中說：「不如我們來當一天中國人？我想你們也知道，這樣就能授權給正確的解決方案！」
美國媒體常將中國描寫成美國想效仿的一切事物，卻又擔心短時間內學不來；簡言之，就是經濟健全、技術支配與妥善治理。比較樂觀的描寫是，2015年的電影──《絕地救援》（The Martian）中的中國形象；在本片當中，美國國家暨太空總署（NASA）要是沒有中國協助，就無法從火星救回麥特．戴蒙（Matt Damon）。
至於較為悲觀的描寫，則是2010年的某一支美國政治廣告，場景設在2030年北京的某間教室，一位中國教授解釋，美國之所以失去全球霸主的地位，是因為美國人既浪費又負債。「所以他們現在得幫我們工作啦！」教授說完，全班哄堂大笑。根據蓋洛普公司（Gallup）的年度民調，自2011年之後，多數美國人都認為，中國已經是世上最大經濟體，但其實中國經濟體的規模，只有美國經濟體的70％。
簡言之，中國例外主義被普遍接納為事實，正是中國如此強勢的主因。2014年，德國總理安格拉．梅克爾（Angela Merkel）發問，澳洲對中國的政策，主要受哪些因素影響？前澳洲首相東尼．艾伯特（Tony Abbott）的回答言簡意賅：「恐懼與貪婪。」
澳洲可能比其他國家，更能深切感受到中國的貪婪。我造訪帕拉布爾杜不久後，採礦潮就結束了，但現在澳洲人想要用一股「農業潮」來取代它，因為中國的中產階級，對於牛肉、海鮮、酒類、蜂蜜與日常用品的需求量都增加了。同時，造訪澳洲的中國人也越來越多，使得教育事業與旅遊業分別成為澳洲第三大與第五大出口產業。
但艾伯特首相所說的貪婪，不是指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可以帶來多少機會，而是說它在十年後，有可能成為第一大經濟體。假設美國每年要成長2％，那中國經濟體的規模，就必須在2016年至2030年間翻倍。成長幅度這麼大，也代表機會比成熟市場多。但若要享用中國崛起的果實，就得先付出極大的代價。
推薦序一
怎麼看中國大陸的未來？
「臺灣金融研訓院」大陸金融業務顧問／呂忠達
本書《中國奇蹟的句點》作者，在中國大陸經濟起跑的1990年代，開始學習中文，而他的人生幾乎有一半的時間，都在中國度過，是這個國家經濟轉型的見證者，掌握了第一手的相關資料。
201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週年，「人口紅利」則被評價為過去這數十年來，中國經濟成長的主要因素之一，但作者在〈高齡中國，急需的成長力道〉提及，中國人口結構的老化速度，遠超過任何一個國家，有「未富先老」的現象，對未來的經濟發展，有負面的影響。
作者指出，21世紀普遍被認定為「中國的世紀」；然而，人口成長因為1980年代的「一胎化」政策，現已趨緩，即使在2015年廢除了該項政策，但正如作者所描述的，其實傷害已經形成了。
再者，中國目前的就業率不如預期，儲蓄率因此升高、消費力減弱。此外，光是影子銀行「無中生有」的貸款數字，便已占其國內生產總值（GDP）的40％。這位記者同時也點出一個問題：假使中國當局仍舊沒有著手處理其負債問題，將會對全球及臺灣造成相當程度的衝擊。
有關中國經濟前景的判斷，全球一般分成兩派：「中國機會論」與「中國崩潰論」。前者認為中國是一個成長中的市場，所以要與它有密切的連結，才能促進自身的經驗成長；後者則認為中國有許多「結構性困境」，因此認定它的崛起或復興，只是一場泡沫。這種種對中國的激烈爭論，讓筆者想起波蘭已故元帥約瑟夫．畢蘇斯基（Jozef
Pilsudski）的一段論述：「蘇聯既不像許多人想像中的那樣強，同時也不像另外一些人想像中的那樣弱。」事實上，如果把蘇聯換成中國，這段話也一樣適用，也就是說事實經常是介於兩者之間，很多事情往往是「比例問題」。
臺灣的經濟向來是對外的出口導向，目前最大的出口夥伴正是中國，約占了四成左右；而中國研究與兩岸關係，絕對是臺灣命運的終極考驗。很遺憾的是，臺灣落在統獨的相互對抗當中，不太能理性論證與冷靜思考「如何面對中國？」這項嚴肅的課題。
無論是在授課或寫作中，筆者長年向聽眾、讀者訴求：與其「親中」或「反中」，不如「全面知中」。至少作為一位「知中派」，務實的了解中國，找出因應對策與方案，可以讓臺灣走得更好！
推薦序二
債務長城的鬼影
《今周刊》專欄作家／乾隆來
萬里長城是中原文化的象徵，從春秋戰國時代一直到17世紀的明朝末年，超過兩千年的歷史，無數的帝王與軍事領袖，構築了人類最偉大的軍事建築。但是，萬里長城的軍事功能到底有多強，從來就是個問號，歷朝歷代的長城，可能都發揮過阻擋外族入侵的功能，但也都留下被輕易攻破、守軍不戰自潰、甚至主動開門迎敵的恥辱。
奇妙的是，京城裡的皇帝言必稱堯舜禹湯，堂前聚集的文武百官談的，也是作古千年的文王武帝，中國人就是相信長城，只要國力稍強，就耗費巨資、徵用民伕、反覆修築，兩千年來不斷輪迴，卻鮮少探究這道綿延數萬公里的城牆的實質意義。
到了飛彈按鈕可以決定戰爭勝負的21世紀，戰場已從兵士的刀劍互砍，轉移到經濟與金融戰場，中國人已經不需要再修築萬里長城來抵禦敵人了，但是大國之間的戰爭從未消失，鞏固中央集權領導的朝呼更為響亮。面對這樣的壓力，中南海的領導們又藉著強大的國力，瞬間築起了一道無形的萬里長城，這一回不是用泥巴與磚塊在崇山峻嶺間築城，而是用一張又一張的借條，瞬間堆出傲視全球的債務長城。
根據總部在華盛頓的國際金融研究院（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Finance）的統計，過去十年，中國政府與民間債務總額占GDP的比例，從金融海嘯前的171%，暴增到2018年第一季的299%。高達36.5兆美元（新臺幣1,120兆元），相當於中華民國政府500年稅收的巨額債務，不只建了奧運的鳥巢、杭州的高鐵，以及監視全民的天網監視器，也養出了全球最大的影子銀行業，外加遍及神州大地的鬼城。21世紀的債務長城抵擋了經濟蕭條的攻擊，填飽了貪官汙吏的荷包，也滿足了人民樂觀的幻想，更鞏固了北京以及各地方政府的統治。
澳洲出身的迪尼‧麥馬洪（Dinny
McMahon），出生在鄧小平改革開放的1979年，9歲學中文、17歲踏入中國大陸，出社會後的工作主軸只有一個：中國觀察，他除了金髮碧眼之外，根本就是如假包換的改革開放青年代表。與汗牛充棟的中國經濟觀察者相比，麥馬洪穿上中國人的鞋子，站上萬里長城的烽火臺，從並肩作戰的夥伴身上，一幕一幕描述中國經濟發展的貪婪與恐懼的故事，完全接上了地氣（按：融入當地老百姓，反映出他們的訴求、願望）。
麥馬洪最後引用中國前任財政部長樓繼偉的評論說：「以債務驅動的大筆支出應是用來推動改革……但是這些支出卻拿去創造穩定的幻象，讓人們拒絕忍受改革的痛苦，當改革終於到來，痛苦也更烈，大家更不容易取得共識，且輕鬆的傾向極左或極右的民粹主義（按：有兩項特點，一是反菁英；二是反多元，主張反對人民訴求者是敵人）。」
作者要說的是，萬里長城築得再高，也必然會有缺口，40年的經濟奇蹟已經告一段落，正在向極左或極右傾斜的中國，即將對全世界帶來前所未見的衝擊，後果無人能料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