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新基建經濟學宣言
一、“新基建”是百年宏觀經濟思想的第四次革命
經濟學是經世致用之學，以解釋、解決所處時代的重大問題為使命。回顧百年經濟思想史可以發現，宏觀經濟學非常偉大，因為它數次試圖拯救世界。宏觀經濟學在經濟危機中誕生，也在經濟危機中發展和變革。“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正是周期性發生的經濟危機，賦予了宏觀經濟學旺盛的生命力，使其成為時代的顯學。
人類進入現代社會以來，各種經濟金融危機層出不窮，例如1929年的大蕭條，20世紀80年代的拉美債務危機，20世紀90年代的日本資產價格泡沫破滅，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2009—2012年的歐債危機等。為應對危機，不同的經濟學流派誕生或復興、革命或反革命，爭論的核心在於政府是否應該干預市場、以何種手段干預。
1929年的大蕭條是宏觀經濟思想的第一次大論戰、大分野，凱恩斯主義革命興起。伯南克將研究大蕭條譽為宏觀經濟學的“聖盃”，大蕭條不僅使宏觀經濟學成為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而且持續影響著宏觀經濟學家的信條、政策建議和研究進程。在此之前，歐、美國家信奉古典主義，相信市場這隻“無形之手”會自發地進行資源最優配置，政府只需扮演好“守夜人”的角色，不用干預市場運行。但是大蕭條卻打破了這個神話，全球經濟陷入了長期的深度衰退。1929—1933年，美國GDP（國內生產總值）下跌近30%，工業生產減少近50%，整體物價水平下降超過25%，失業率最高攀升至25%。古典主義無法解釋經濟為什麼會出現資源大量閒置，胡佛政府任由市場自然出清，美聯儲甚至錯誤地緊縮貨幣，進一步將經濟推入衰退的深淵。更為嚴重的是，世界各國採取貿易摩擦、提高關稅、競爭性貨幣貶值等以鄰為壑的手段，加重了危機，導致危機從金融危機蔓延成經濟危機、社會危機、政治危機以及軍事危機，最終爆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在這一時代背景下，凱恩斯主義崛起，建議政府這隻“有形之手”通過積極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干預經濟，以彌補有效需求不足和市場機制失靈。踐行凱恩斯主義的“羅斯福新政”最終幫助美國走出了大蕭條。
20世紀70年代的“滯脹”是宏觀經濟思想的第二次大論戰、大分野，新自由主義興起。“二戰”後凱恩斯主義被西方國家奉為圭臬，“菲利普斯曲線”成為政府宏觀調控的有力依據，政府可以在通脹和失業之間進行權衡取捨，並由此實現了20世紀50、60年代經濟高速增長的“黃金時代”。但是到了70年代，由於政府過度干預經濟，美國經濟出現了高通脹與高失業並存的滯脹現象，CPI（消費者價格指數）同比高達兩位數，失業率也快速攀升至近10%，菲利普斯曲線失效，凱恩斯主義對此無法解釋與應對。滯脹的成因除了兩次石油危機帶來的成本衝擊以外，主要是此前美國政府和美聯儲為了追求過高就業目標而執行的過度擴張性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政府對經濟的過度干預產生了嚴重弊端，凱恩斯主義受到挑戰，貨幣主義、理性預期學派、供給學派、奧地利學派、新自由主義等紛紛興起，古典主義精神復興。踐行上述思想的沃爾克採用緊縮貨幣來抗擊通脹，里根實行減稅、放鬆管制、私有化等供給側改革，美國經濟迎來了低通脹、高增長的“大緩和”黃金時期。
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是宏觀經濟思想的第三次大論戰、大分野，新凱恩斯主義復興。滯脹之後，西方國家大多實行新自由主義和通貨膨脹目標制，而且受益於經濟全球化和科技進步，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之後迎來了低通脹、高增長的“大緩和”時代。但是中央銀行在盯住價格穩定的同時，忽視了金融穩定，放鬆了金融監管，低利率和金融自由化催生了嚴重的資產價格泡沫，2008年美國次級貸款違約引發國際金融危機，全球經濟面臨“二戰”後最嚴重的“大衰退”，堪稱百年一遇。主張放任不管的新自由主義再度受到挑戰和批判，凱恩斯主義再度興盛，美、歐國家廣泛採用大規模QE（量化寬鬆）、零利率甚至負利率等非常規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加以應對。雖然成功地避免了大蕭條悲劇重演，但是過度寬鬆的貨幣條件也導致了一系列嚴重問題：長期依賴貨幣放水增加了經濟結構性改革的難度，延緩市場出清，鼓勵投機而非創新，資源錯配扭曲經濟結構，推升金融槓桿風險；同時，長期貨幣超發導致資產價格泡沫、收入差距拉大、貧富分化、社會撕裂等深層次矛盾，底層沉默的大多數被剝奪感加強，民粹主義、貿易保護主義、激進政治觀點抬頭，逆全球化風險上升，貿易摩擦不斷升級，全球政治經濟局勢動盪。
2020年的疫情全球大流行和世界經濟危機有可能成為宏觀經濟思想的第四次大論戰、大分野，新基建經濟學應時而生，成為拯救危機和大國競爭的關鍵勝負手。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疊加美國企業部門高槓桿、歐洲政府部門高債務和中國經濟增速換擋結構轉型，流動性危機一度爆發，全球經濟深度衰退超過2008年，美、歐再度祭出“QE+零利率”組合的超常規貨幣政策應對，對貨幣政策極度依賴，近年現代貨幣理論（MMT）甚至主張財政赤字貨幣化。但是過去20年美、歐的經驗和教訓表明，過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只是延緩了危機的爆發，反而加劇了金融風險的積累，純粹是飲鴆止渴。中國也經歷過2009年貨幣放水強刺激的教訓，雖然度過了危機，但也埋下了產能過剩、資產價格泡沫、槓桿率飆升、收入差距拉大等風險隱患，經過2016年以來“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才階段性緩釋了風險。面對疫情全球大流行、經濟深度衰退、中美貿易摩擦、新舊動能轉換等重大挑戰，中國沒有再次實施貨幣大水漫灌、重走老路，而是選擇了“新基建”領銜的擴大消費、投資、內需的一攬子宏觀對沖政策，與美國過度依賴“QE+零利率”的政策組合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現實是最好的實驗，歷史是最好的裁判，中美兩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巨大分化，有可能再次引發宏觀經濟思想的大分野、大變革，也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大國博弈的終章。
二、“新基建”是應對經濟金融危機、化危為機最簡單有效的辦法
人類社會在應對危機的過程中，誕生了宏觀經濟學。雖然在一些問題上目前仍存在巨大爭議，但經過各國政府的長期豐富實踐和經濟學家的深入研究，逐漸達成了一些廣泛共識。
第一，要處理好市場和政府、供給和需求、長期和短期、效率和公平之間的關係，不能走極端，激進的市場萬能和激進的政府萬能都是錯的，市場有失靈的時候，政府也有失靈的時候，政府完全不作為對市場自由放任，或者政府過度干預擾亂市場正常運行，都會引發嚴重的經濟金融風險。
第二，歷次危機的實踐證明，及時的政策應對可以有效地切斷傳導鏈條，阻斷危機蔓延深化，而一味地自由放任將延長危機持續時間，加深破壞程度。
第三，貨幣政策對緩解短期流動性危機效果明顯，但對於刺激需求就像“推繩子”，效果有限；而財政政策對於擴大有效需求就像“拉繩子”，效果更為明顯。正確的危機應對措施是，先通過貨幣政策放鬆緩解流動性危機，再通過財政政策擴大需求走出衰退。“羅斯福新政”時期先放棄金本位，發揮中央銀行的最後貸款人角色，緩解流動性危機，然後通過“復興計劃”擴大財政支出，成功推動經濟復甦。
第四，無論是貨幣政策還是財政政策，都會增加債務或增加貨幣發行，關鍵看當前增加的債務能否在未來帶來收入，這是金融周期和債務周期的核心。純粹通過貨幣超發刺激消費不會有資本形成，反而會形成債務懸空，而有效投資則增加資本形成和未來收入，配合擴大消費促進經濟良性循環。通過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刺激投資尤其是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比單純地刺激消費效果更好。
第五，新基建是應對經濟金融危機的最簡單有效辦法，兼顧短期擴大有效需求和長期擴大有效供給，兼具穩增長、穩就業、調結構、促創新、惠民生的綜合性重大作用。當前的中國和以前的美國都是超前新基礎設施建設的受益者。
新基建經濟學是應對經濟金融危機的一次思想革命，是人類社會認知的一大進步。中國長期旗幟鮮明地倡導新基建，在2020年2月28日發佈《是該啟動“新”一輪基建了》一文，全網相關轉發閱讀數以億計，“新基建”成為年度熱搜詞，引發了市場廣泛關注和業界討論。社會各界對新基建的呼聲很高，新基建最終從學術討論走向社會共識和國家戰略，中國推出以新基建領銜的擴大投資、消費、內需的一攬子宏觀對沖政策。（參考2018年7月的《當前形勢下，財政政策大有可為》，2019年12月的《該出手了，財政優於貨幣：2020年政策建議》，2020年2月的《是該啟動“新”一輪基建了》，2020年3月的《中國新基建研究報告》等文章。）
狹義的新基建是指以科技創新為核心的基礎設施補短板，比如5G（第五代移動通信技術）基建、人工智能、數據中心等。廣義的新基建是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軟硬件基礎設施補短板，新時代產生了新需求，提出了新要求，凡是符合未來新時代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基礎設施都屬於“新基建”。
“新基建”是有時代烙印的。如果說20年前中國經濟的“新基建”是鐵路、公路、機場、橋樑，那麼未來20年支撐中國經濟社會繁榮發展的“新基建”則是5G、人工智能、數據中心、工業互聯網等科技創新領域的基礎設施，以及教育、醫療等消費升級重大民生領域的基礎設施。
啟動“新”一輪基建，關鍵在於“新”，要用改革創新的方式推動新一輪基礎設施建設，而不是“四萬億”重來，簡單地重走老路，導致產能過剩、資源浪費和“鬼城”現象。
未來“新”一輪基建主要應有五“新”。
一是新的領域。調整投資領域，在補齊鐵路、公路、橋樑等傳統基建的基礎上大力發展5G、特高壓、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智慧城市、城際高速鐵路、城際軌道交通、大數據中心、新能源汽車充電樁、教育、醫療等新型基建。以改革創新穩增長，發展創新型產業，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
二是新的地區。基礎設施建設最終是為人口和產業服務的，未來城鎮化的人口將更多地聚集到城市群和都市圈，比如長三角、粵港澳、京津冀等，未來上述地區的軌道交通、城際鐵路、教育、醫療、5G等基礎設施將面臨嚴重短缺問題，在上述地區進行適度超前的基礎設施建設能夠最大化經濟社會效益。對人口流入地區，要適當放鬆地方債務要求，以推進大規模基建；但對人口流出地區，要加強債務約束，避免因大規模基建造成明顯浪費。
三是新的方式。新基建需要新的配套制度變革。新基建大多屬於新技術、新產業、新經濟，需要不同於傳統基建的財政、金融、產業等配套制度支撐。在財政政策方面，研發支出加計扣除，高新技術企業低稅率；在貨幣金融政策方面，在貸款、多層次資本市場、併購、IPO（首次公開募股）、發債等方面給予支持，推動規範的PPP（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在產業政策方面，將新基建納入國家戰略和各地經濟社會發展規劃中。
四是新的主體。要進一步放開基建領域的市場准入，擴大投資主體，尤其是有一定收益的項目要對民間資本一視同仁。事實上華為、百度、騰訊、阿里巴巴等企業已經大力投入新基建。政府、市場和企業相互支持配合，市場能幹的儘可能交給市場，這樣更有效率，政府提供財稅、金融等基礎支持。區分基礎設施和商業應用，前者是政府和市場一起，後者是更多依靠市場和企業。
五是新的內涵。除了硬的“新基建”，還應該包括軟的“新基建”，即制度改革。加強輿論監督和信息公開透明，補齊醫療短板，改革醫療體制，加大汽車、金融、電信、電力等基礎行業開放，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改善營商環境，大幅減稅降費尤其是社保費率和企業所得稅，落實競爭中性，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建立新激勵機制，調動地方政府和企業家的積極性等。
三、“新基建”是大國競爭的關鍵勝負手
“新基建”不僅能夠短期擴大有效需求，而且能夠長期擴大有效供給，通過增加資本存量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促進經濟長期增長。在所有宏觀對沖政策中，無論是貨幣政策還是財政政策，無論是QE、減稅、基建、現金補貼還是消費券等工具，都是要麼通過央行發行貨幣，要麼通過政府增加債務。既然都是貨幣發行或增加債務，從債務周期或金融周期的角度來看，關鍵是考慮當前增加的債務能否帶來未來的收入。純粹通過貨幣超發刺激消費不會有資本形成，不會提升長期經濟增長潛力，只會形成巨大的債務懸空和金融風險，削弱長期競爭力。比如，美國長期超發貨幣，過度消費，導致2007年次貸危機和2020年流動性危機，競爭力大幅下降，霸權地位不斷削弱；南歐國家寅吃卯糧，國家高福利、低儲蓄、高負債，導致了2009—2012年的歐債危機，歐洲日薄西山。但是，擴大有效投資可以增加資本形成和未來收入，提高長期經濟增長潛力，促進經濟良性循環。中國在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時期，實施大規模超前基礎設施建設，不僅成功應對了危機，而且為中國經濟高增長和製造業崛起奠定了堅實基礎，這是中國經濟奇跡的秘訣。
回顧歷史，新基建深刻地影響了世界經濟發展和大國興衰。大航海時代，英國是世界霸主，造船、航海等新基建成就了英國的“日不落帝國”稱號。19世紀的美國，鐵路是最大的新基建，大規模超前建設鐵路成就了美國世界經濟中心的地位。19世紀及20世紀前半期，鐵路一直是美國最重要的交通運輸方式。1830—1915年，美國鐵路里程以每年約5,500千米的速度增長，在南北戰爭爆發時，美國鐵路總里程只有4.8萬千米，而1900年已達到30多萬千米，超過了歐洲各國鐵路的總里程，幾乎佔全世界鐵路里程的一半。美國鐵路的大規模建設加速了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促進了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爆發，開啟了經濟高速增長的“鍍金時代”，美國崛起成為世界經濟和貿易中心。20世紀90年代的美國，信息高速公路是最大的新基建，成就了美國在互聯網經濟時代的領先優勢。1993年克林頓政府推出“信息高速公路計劃”，計劃投資4,000億美元，用20年時間，逐步將電信光纜鋪設到所有家庭用戶；1994年提出建設全球信息基礎設施，通過衛星通信和電信光纜連通全球信息網絡，形成信息共享的競爭機制。隨後培育出了微軟、谷歌、蘋果等全球高科技巨頭，主導著當今計算機、通信、互聯網領域的發展潮流，具備強大的半導體、微處理器、計算機和通信設備的製造與研發能力。2010年美國率先開啟4G商用，隨後帶動了一批移動互聯網應用的快速發展，4G的領先地位累計為美國帶動了一萬億美元的產出，每年為美國GDP增長貢獻了4,750億美元，對美國鞏固科技霸主地位貢獻巨大。
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是大規模超前基礎設施建設的受益者，抓住了改革開放和全球化的紅利。沒有適度超前的基建，怎麼會有中國製造的強大競爭力？沒有超前的網絡寬帶建設，怎麼會有互聯網經濟的繁榮發展？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時，中國通過增發長期國債，加強基礎設施建設，不僅成功地應對了危機，而且為2001年中國加入WTO（世界貿易組織）後成為“世界工廠”以及經濟高速增長奠定了堅實基礎。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時，中國推出“四萬億”投資計劃，儘管當時爭議很大，但現在來看意義重大：大幅降低了運輸成本，提升了中國製造的全球競爭力，釋放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巨大潛力。長期以來，中國進行大規模超前的信息網絡基礎設施的研發和鋪設，成功培育了一批批新經濟、新技術，在移動支付、電子商務、新零售、人工智能、共享出行、5G等領域處於國際領先地位，催生出阿里巴巴、騰訊、華為等世界級科技巨頭，全球新經濟獨角獸企業數量僅次於美國。改革開放初期有句話叫“要想富，先修路”，經過幾十年的“基建狂飆”，今天中國擁有世界上最發達的基礎設施，為吸引全球跨國企業、佈局最完整的全球產業鏈、搶佔全球科技創新制高點、破局美國“新冷戰”戰略遏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了堅實基礎。
“新基建”是未來新經濟、新技術、新產業的基礎設施支撐，是大國競爭的關鍵勝負手。新基建包括5G、數據中心、人工智能等科技領域的基礎設施，教育、醫療等民生領域的基礎設施，以及營商環境、服務業開放、多層次資本市場等制度領域的基礎設施，這些領域發展空間巨大，增長迅速，經濟社會效益顯著，對上下游行業的帶動性強，在未來經濟社會發展中將起到擔大任、挑大樑的重要角色。以5G為例，未來5G將以萬億美元級的投資拉動十萬億美元級的下游經濟價值，中美兩國將決戰新一代信息技術。中國移動通信行業經歷了1G空白、2G落後、3G追隨、4G同步的發展歷程，今天我們終於在5G時代走在了前沿，在標準制定、產業鏈配套等方面擁有了話語權。新型信息基礎設施為智能經濟的發展和產業數字化轉型提供了底層支撐。5G與雲計算、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等領域深度融合，將形成新一代信息基礎設施的核心能力。5G網絡具有低時延、廣連接、大帶寬三大特點，後續將會促進物聯網、車聯網、VR（虛擬現實）、AR（增強現實）等應用場景的不斷成熟，推動社會進步和人類生活方式的變革。
中國經濟正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公共政策正面臨重大抉擇。危機並不可怕，關鍵是怎麼應對，能否化危為機。比如中美貿易摩擦，雖然一開始是危機，但我們化壓力為動力，大幅加快了久拖不決的改革開放進程，堅持了市場化方向，矯正了航線，為經濟社會轉型贏得了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我們不要放過任何一次危機。1998年遭遇亞洲金融危機後，我們推動了國企改革和住房改革。2001年面對“狼來了”的擔憂，我們主動擁抱全球化，加入WTO，極大地釋放了人口紅利，開啟了中國經濟高增長的黃金十年。當前面對疫情全球大流行、中美貿易摩擦、增速換擋、結構轉型等重大挑戰，中國正面臨千載難逢的歷史性機遇。美國依靠QE，中國力推新基建，此消彼長。我們深信，市場經濟的理念已經在中國扎根，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展現了推動改革的勇氣和決心。在這場史詩般的改革戰役中，推動改革的政治家必將贏得英雄般的榮耀，阻礙改革的舊勢力必將成為時代的棄兒。經歷過改革轉型洗禮後的中國經濟，前景將更加光明，最好的投資機會就在中國。展望未來，我們選擇深信時代的進步，深信夢想的力量，深信自由的光芒。
任澤平 馬家進 熊柴 連一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