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年版序（節錄）
本書的寫作方案是二○一四到一六年間，伊波拉病毒於西非肆虐時提出的；本書完成時，茲卡病毒正從太平洋島嶼傳入北美與南美，造成流行。我們寫作時，對於二○○二年源自東南亞並傳入加拿大的SARS（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冠狀病毒疫情、二○○九年從墨西哥北上肆虐的H1N1流感疫情，以及二○一二年於阿拉伯半島爆發的另一種冠狀病毒疾病MERS（中東呼吸道症候群），都銘記在心。我們在撰寫這篇新序時，全球正面臨一種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的大流行；它如同迅雷一般，忽然現身於二○一九年底的中國。這個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傳播方式與流感類似，如同本書第十九章詳細介紹的流感大流行：從感染者口中濺出的飛沫及微小懸浮顆粒充滿病毒，經由空氣傳播及呼吸作用傳給他人。這些傳染性疾病的爆發都有什麼共通之處呢？
它們的出現都令人感到意外，其實不應該如此，就連下一次的爆發也不應該讓人感到意外。我們可以打包票，以後還會有下一次、再下一次，以及再下下一次等等的爆發。如同本書所述，其中某次的爆發將比COVID-19的規模更大，嚴重性也要高上一倍或許多倍。書中也說了，最可能的爆發會是某個新型流感病毒，造成類似一九一八至一九年的流感大流行，其中有五千萬到一億人死亡；只不過它所現身的世界，全球人口已是當年的三倍，擁有國際性的商業航空，以及容易爆發的第三世界巨型都市。人類侵入動物的自然棲地，把疾病的溫床帶到自家門口，使得數以千萬到上億計的人類及動物寄主緊密生活在一起。還有就是全球性的及時供應鏈，運送從電子產品、汽車零件到救命醫藥等在內的所有物件；少了這種供應鏈，絕大多數的先進醫院都將停止運作。
那麼這一世紀以來的科學進展，是否讓我們有更好的準備可以應付這種劇變？不幸的是，如本書第十九章所述，答案是並不盡然。顯而易見，我們在本書第一版所寫的種種，包括分析、優先事項，以及前瞻建議等，都依然正確而切合實際。對此正確預測，我們並沒有滿足之感，事實上，我們只是提出了誠實的警告。
我們來看看現實吧。
想要阻止COVID-19這種類似流感的病毒傳播，就像要阻擋風一樣困難。即便用上中國政府的嚴峻封城手段，限制上億公民的行動，以及像南韓和新加坡這些國家，盡力找出感染者以及所有他們接觸過的人（這點美國可是望塵莫及），充其量只能減緩其散播速度。唯一能減緩病毒散播的方法，是接種有效的疫苗，只不過目前那並不存在（編按：二○二○年底已有幾種疫苗上市）；從頭開始研發疫苗需要好幾個月、甚至好幾年的時間。
對任何疾病大流行來說，有效的領導舉足輕重。任何國家的總統或領導者的首要任務，是讓人民知曉由公衛專家提供的正確及最新資訊，而不是帶有私人意圖的政治運作。對某些事情說我們不知道、但是正在設法找出答案，要好過提供可能與下一輪新聞報導相牴觸的花言巧語。如果總統的信譽受損，大眾將無所適從。研究一再顯示，廣大民眾如果接收到誠實且直截了當的資訊，就幾乎不會發生恐慌，大家也都能學著同舟共濟。
早在二○二○年一月二十日，明尼蘇達大學的傳染病研究與政策中心（Center for Infectious Disease Research and
Policy）就根據病毒的明顯傳染特性，發表聲明說COVID-19將造成大流行；那為什麼世界衛生組織（WHO）要等到三月十一日才宣布全球大流行？我們認為這種做法讓許多領導人及機構感到自滿，以為還有很大的機會可以限制病毒傳播，結果卻不幸造成了不必要的注意力分散，未能及時籌劃如何減緩病毒流行及與之共存。這樣的困擾與爭議應該讓人認清，我們需要更有效的評估之道，來判斷這個世界是否正遭受某個新的致命敵人的威脅。
我們必須正視的第一個重要問題是：我們是怎樣陷入這場危機的？大多數災難的發生，都是由好幾個因素匯集而成；在SARS爆發的近二十年後，全世界愈形依賴中國的製造業資源。
今日，我們生活在及時製造、供應鏈以及運送的模式之中。位於中國湖北或廣東的工廠因為疾病爆發而關閉，使得我們無法買到最新型的電視或智慧型手機是一回事，但因此得不到醫院急救車上所需的救命藥物，以及維持數以百萬計慢性或急性病人的日常福祉，那又是另一回事；更別提醫護人員必需的個人防護裝置，讓他們與染上COVID-19的病人直接接觸時獲得保護。
且看以下這個讓人清醒的統計數字：在二○○九年出現H1N1大流行之前不久，傳染病研究與政策中心對全美醫院藥劑師以及加護病房和急診科醫生進行了問卷調查，詳細內容可見本書第十八章。該次調查的更新資料顯示，在美國經常用來治療各種疾病的重要救命藥物有一百五十多種，少了這些藥物，許多病人會在幾個小時內死去。所有這些藥物都屬於專利已過期的學名藥，其中有許多藥物（或是所含的有效藥物成分）主要是在中國或印度生產。在COVID-19爆發之初，藥房就已經不能及時供應其中六十三種藥物，或是在正常情況下就處於短缺狀態；這只是顯示我們有多脆弱的一個例子。隨著疫情及隔離造成中國工廠停工，干擾或關閉了運送途徑，那麼無論西方主要城市裡的醫院有多麼現代化，只要急救車上的藥瓶藥罐都空了，一切都是枉然。我們對中國便宜又有效率的製造業的集體依賴，將直接導致許多人失去生命；這是由COVID-19以及未來爆發的大流行所造成的第二級效應。
再者，根據現代醫療的經濟原則，大多數醫院的個人防護裝備，包括N－95呼吸面罩在內，都只有非常有限的儲備。如果不能保護大家賴以救治病患的醫療人員，那我們又要如何因應疫情？已經不勝負荷的醫療機構顯然會被增加的病患拖垮。不誇張地說，醫療人員的處境，將成為我們如何因應此次以及未來可能危機的歷史性指標。不論爆發的是哪種疾病，如果我們不能盡全力保護醫療人員的話，他們很快就會從照護者變成病人，讓已經不勝負荷的醫療機構，負擔變得更重。
這個世界從來沒有準備好中國會真的封鎖好幾個月，因而不能供應我們迫切需要的物資。不幸的是，就今日的現實而言，那不是能讓人接受的理由。如果我們嚴肅看待未來要如何避免這種威脅的問題，各國政府就必須做出共同的承諾，將重要的藥物、用品和設備的製造加以分散並且多樣化。我們必須以保險的模式來考慮這件事，保險公司並不能避免災難的發生，它們只是降低災難的衝擊性。
這麼做會增加成本嗎？毫無疑問。但是當大流行的災難降臨，這是我們擁有強大應對能力的唯一保證。在關門停工、取消預訂和隔離檢查成為常態之際，我們必須要有辦法讓藥物及其他重要物資（包括針頭、針筒，甚至生理食鹽水袋這種基本物資）的生產與供應鏈能正常運作。
我們不僅需要發展更強大的製造能力，以及分散於世界各地的重複設施，我們還需要在政府層面大量投資那些缺乏有效商業獲利模式的新藥及抗生素。我們不能希冀以營利為生的藥廠投資幾十億美元在緊急情況才用得上的藥物。二○一六至一八年的伊波拉疫情爆發之後，在政府的督促之下，生產疫苗的呼聲相當急迫。經由某個國際性提議，成立了流行病預防創新聯盟（The Coalition for Epidemic
Preparedness
Innovations），目的是刺激並加速開發對抗各種新興傳染性疾病的疫苗，並且在疫情爆發期間，將疫苗分配給大眾使用。在各方努力下，伊波拉疫苗確實有所進展，但其他種類的疫苗卻進展有限。除非有疫情發作，否則疫苗的營利市場有限；但真要等到疫情爆發時再研發，卻又為時已晚。再者，許多出現疫情的地區負擔不起疫苗與其他藥物；因此，對某些類型藥物的研發及分配，需要有不同的模式。唯一的解決之道是由政府補貼以及保證購買。這種做法不可能便宜。但長久來看，拯救人命的好處將遠超過其花費。
問題是面對公衛議題，我們很少談到長遠之計，這點必須有所改變。想要做到這點，有賴於國際間的合作，這可能是此次疫情危機所帶來的一點好處：它讓大家認清，無論我們在地緣政治上有怎樣的歧異，疫情來時都必須共同面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