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在1917-1937年間持續進行的「新文學」運動中,「小品文」觀念的重生成為現代文壇返本開新的經典案例。1921年,周作人在〈美文〉中就提出:「中國古文裡的序、記與說等,也可以說是美文的一類。」[1]至1928年,他開始萌發編一部《明人小品文選》的想法[2],稍後安排其門徒沈啟無來實施,於1930年編成《冰雪小品選》。1932年北平人文書店將周作人在輔仁大學的演講稿〈中國新文學的源流〉和沈啟無在《冰雪小品選》基礎上修改而成的《近代散文鈔》(增選了清代散文,使該書實際成為最早的「明清小品文選」)配套出版,曾產生深遠影響。隨後,先後擔任《論語》、《人間世》、《宇宙風》三個雜誌主編和撰稿人的林語堂掀起一場「提倡復興性靈派的文章和創造一種較活潑較個人化的散文筆調」的「文學運動」[3],把現代小品文的創作推向高潮。對「小品文」傳統的認識亦在現代文壇奏出一場精彩爭鳴,針對林語堂所提倡的「幽默」觀[4],魯迅提出了他的「匕首、投槍」說[5],這場辯論的重心在於「小品文」應該如何去承擔它的時代功用。關於現代文壇的這場「小品文」風潮,我曾撰〈論公安派在現代文壇的多重迴響〉一文[6]予以梳理與闡釋,為省篇幅,這裡不再展開。當代人對於「小品文」的認識與欣賞,終究還是要落在標榜個性自由的「性靈」文學上、落在生生不息的日常生活上。
鄭婷君在復旦大學跟隨我與陳廣宏教授攻讀碩士、博士學位時,即對「性靈」文學產生興趣。適逢三民書局張家旺先生蒞滬約稿,初步促成了這部原名《明清小品文新選精析》的編撰方案。倏忽十年,我終於欣喜地收到了她從雲南大學寄來的精心打造的書稿清樣,展卷快讀一過,頗有耳目一新之感。
近九十年來,有關小品文的論著與選本,稱得上層出不窮。鄭婷君在該書所下的功夫之深首先體現在篇目的「新選」上,從而可以提供給讀者一種新鮮的閱讀感受。面對數量巨大的明、清小品文作家群,與其說她本來抱有少選甚至回避讀者頗為熟悉的「名篇」,因而盡可能多選一些看似生僻篇目的意圖,毋寧說是基於其所持小品文本身即為一種側重於個體化寫作的文體,不應追求標準化表達的認識。相對於傳統古文而言,「小品文」的真正魅力更在於將筆觸伸向許多私人化的場合,表達作者私人生活、私人情感、私人困境的一面,所抒發的「性靈」是一種獨特、具體、不可複製的個人感受。因而現在呈現在我們面前的這些短小精煉的作品,即使有明初到清末的時代差別,卻由於人的「性靈」相通,閱讀後仍讓人有一種「觸處皆是」的親切感,又覺得那種感受只能留在文字中、只能屬於作者自己——無法重現、也不待他人去批評的一段個人時空,這種具體性和個別性正是這部《新譯明清小品文選》所捕捉的表現對象。
其次,這部選本最出彩的地方是它的「精析」部分,不僅寫得非常用心,而且頗能顯示作者的見識與文采:一百四十七篇作品,每一篇都能選取一個具體的問題角度。切入時視野開闊,思路清晰;引證時古今中外,信手拈來;論析時深中肯綮,邏輯縝密;行文時簡潔明暢,重點突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小品文」重視日常化表達,但也並非陷在生活碎片中茫然無歸。正如梁漱溟先生講《論語》,歸納出儒家士君子關於日常生活的「十四個態度」[7]一樣,展示倫常日用的小品文亦應向讀者揭示它所讚成的生活態度。在這部選本中,譬如屠隆〈與秦君陽〉、汪縉〈脫枯齋記〉、俞樾〈茶香室叢鈔序〉、黎汝謙〈稻畦芸菜圖記〉等文展示了士人如何處於朋友、昆弟、夫妻、父母諸種人倫關係中;譬如王思任〈遊喚序〉、方濬頤〈待月謻棋譜序〉、歸有光〈跋小學古事〉、汪士鐸〈白雲書院記〉等文展示了自然、藝術、基層社群與士君子養成的關係;譬如吳應箕〈陳定生書畫扇記〉、孫枝蔚〈示燕兒〉、魏禧〈白渡泛舟記〉、呂留良〈賣藝文〉等文展示了士人如何在困境中堅守自我生活。其餘,譬如沈周〈秋軒記〉對待生命老去的態度、方鳳〈影畫記〉對待物質佔有的態度、徐渭〈書濾水羅漢畫讚〉對待生死流轉的態度、袁中道〈回君傳〉對待快樂的態度、文震亨〈小池·水缸·書燈〉對待構建生活空間的態度、龔鼎孳〈晴窗書事〉對待體味當下的態度、潘耒〈遊金牛山記〉對待鄉居美學的態度、吳玉綸〈雨後小記〉對待自然風物的態度、劉大紳〈東南山中看桃花記〉對待歸老故鄉的態度、林紓〈蒼霞精舍後軒記〉對待家庭回憶的態度,以及其他展現諸種趣味的選篇,都能聯繫到現實生活的方方面面,共同指向一種內省性的、創造性的生活原則。「性靈」文學是講究個性的文學,「小品文」是表現作者個人生活的文體,從具體的、個人化的角度去展示明、清知識分子如何在一己日常中去回應「君子之道」的實踐要求,這是一條能夠展現明、清小品文文體價值的、「切題」的途徑。
以上是我先睹這部書稿的初步體會,應編撰者之請,書以為序。
黃仁生
庚子冬日撰于復旦大學光華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