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有心的人，不發瘋是很難的
今晚，決定不要麻醉自己
作為蛋頭學者，有關於政治制度設計，今天的討論是徹底失敗的，很令人失望。我問到底是駕駛的技術不好、車子有問題、天候不佳、還是路況很差？收到的答案是太抽象。其實，我有一個問題鯁在喉裡沒有說出口：到底你想要去哪裡？
社會科學的基本課題，就是先看問題在哪裡，接著作病理分析，最後才開藥方。哪有先決定要開刀，只不過直覺很危急、必須採取行動，那是急病亂投醫。
我認為，這裡至少有三個場域，包括學者之間的研究跟論述、學者與政治人物的對話、以及政治人物如何說服百姓。都不是簡單工作，必須用相當大的心力。
就第三波民主化的研究，政治學界有相當的鑽研，可惜，國內還停留在初級。再來，如果政治人物不肯傾聽，又如何消化？最後，又如何讓選民覺得有改弦更張的必要？花了一千萬買豪華進口跑車，結果只是當上下班用，沒有必要吧！
包裝、品牌、直銷都很重要，不過，最重要的還是品質。可惜，沒有幾個人有興趣作信用的。急功、近利，這是台灣人的缺點，「好管不好教」，這是日本人的評價。
表面上說是要給消費者選擇，即使是百貨公司，逛了一圈、買了不少東西，終究，還是浪費。看到型錄甚麼都有，買空賣空、騙來騙去，這就是台灣的民主。
社會的進步，應該是專業分工。學者的責任就是提供生產，不可能要求去作銷售，更不可能要求去動員臨時演員來捧場，又不是作老鼠會的、或吃飽沒事幹。
是的，「學生可以去佔領立法院，為何你們學者沒有能力？」問得好，蛋頭學者，即使鞠躬盡瘁，不知如何回答，也只能這樣接受羞辱了。
良知是不能出賣的
二十年前，我參加的一個團體（台灣教授協會）要我作國會觀察，重點是兩岸條例的過程以及立場稍微納悶。法律的會員很多，為何找上我？不過，既然在美國唸書時，跟指導教授做過國會議員在外交委員投票行為會的研究，所以，也就當仁不讓了。
這個計畫很辛苦，沒有電子檔，沒有網際網路、或是資料庫，因此，是立法院的記錄一本一本地翻，影印回來作內容分析，這是國內極少數作的國會觀察研究。
千辛萬苦，把報告交出去了。年底（1992）剛好是立委選舉，會長（林逢慶）說要把立委的表現跟選民交代，打算開記者會，要我準備。時間、地點都敲定了，在最後一刻卻取消了。到目前，沒有人跟我說明為甚麼，可想而知，是政治不正確，擔心影響選情。
把這份報告整理出一篇論文〈國會議員的政治立場與其立法參與－以兩岸條例為例〉，登在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上的《法政學報》（1994.07，2期，頁145-65），並收在1999年出版的論文集《台灣政治建構》（台北，前衛）的最後一章，雖是沒有能力對抗，也有交代了。
當然，從此被同路人打壓，那是沒有想到的慘烈。
二十年來，台灣的民主政治似乎進步不多。
卑微地苟活著
這一年半來，與其說是肢體的不便，倒不如說是想不透：「難道學者一定要從政，中了狀元一般，才叫出人頭地嗎？」因此，儘管生氣，卻只能頭低低的、卑微地苟活著。
回國以來，由於能力有限，只能忙著運動需要的理念及知識，雖是寂寞，倒也心安理得。當然，我們也知道，有些東西是不讓我們碰的（指國科會、研討會、公聽會），還好，運動圈的朋友看得起，不時會分配沒有人要做的。反正，能溜回台灣已經是謝天謝地，也就沒有必要說什麼先齊身、才能治國平天下；說穿了，就是比較會算，先佔個好位置、寫幾篇有I的國內外論文，升等以後，就可以學而優則仕。
然而，去年，有人強烈質疑，為何你們教授不帶頭衝鐵絲網？真不知道要如何回答，就好像好久以前，有人說，你們為什麼不學學鄭南榕？我想，自己的能力、膽量，就只有這樣了，能做多少算多少。最後，只能自我解嘲說，不好意思啦，天主教徒不能自殺，否則會下地獄，不像佛教徒有地藏菩薩「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
社會的進步，端賴分工，不像在原始的社會，一個人什麼都要做，既沒有效率、又很難進步，宛如魯賓孫一樣。說真的，我已經很努力「不務正業」了，至少就精神上而言，迄今，已經比很多人多活了一倍以上，所以，自我調侃是米蟲，卻是很認真的米蟲，至少沒有對不起自己的良心。然而，就知識的產業而言，既要我生產沒有人要做的，又要包裝改寫通俗，還要當街叫賣演講，甚至於必須動員，就只差沒有要求直銷給親友。（話又說回來，朋友沒有走避，看到年輕人捨我其誰，很高興）
熱炒一百跟五柳枝
以下是半睡半醒中、會議結束前，被點名發言後的胡言亂語：
一、由於習慣穿短褲，只能穿涼鞋，所以，要給我穿小鞋沒有用。
二、越是想封殺我，越難達到目的。
三、這是一個很廉價的社會（指對於知識而言，特別是政治學）。
報告完畢。
朋友問：「怎麼啦？」
也沒什麼，只是想說熱炒一百跟五柳枝（紅燒魚）的差別：前者多半不過是蔥薑蒜，卻往往比較受歡迎，至少就按讚而言；後者稍微比較麻煩，未必受青睞。
話又說回來，付費打電話去電視節目、甚至於扣應進去，未必代表母體的看法。真正重要的，要看是否有知識性的影響，即使只有一個人看懂，畢竟要看是否有緣人。
正如學生的評鑑本來的用意是好的，卻可能被拿來當作鬥爭的工具，點閱、或是按讚的人數，當然也可以被拿來大做文章。在文化霸權下，我們就是想盡辦法掙脫制約，講好一聽一點，就是看有沒有緣分作交陪。
所以，政治人物儘管可以訕笑，你們辦的研討會沒有人要去、媒體不會報導，有什麼用？你們出的書有誰要看？對於這種勢利眼、投機者的看法，不值一哂，畢竟，我們還有很多同心的人，默默地相互打氣、扶持，為了一個相同的目標在努力，沒有那麼寂寞。
人類大腦的形狀像青蛙
昨天聽到國民黨一名政治人物（當年的國大）說，1997年修憲，民進黨主張法國雙首長制；這種似是而非，現場沒有來賓指正，反正不會有人記得，也不會有人負責。今天，也有學者有類似的說法，應該是選擇性的記憶、或是道聽塗說。
比較正確的說法是，當年的黨主席許信良崇拜戴高樂，而李登輝為了抗拒國民黨保守派的掣肘，拿掉國會的閣揆同意權，未必是真的青睞雙首長制。
然而，此後對這一段歷史，大家有不同的解讀。特別是在2000年，連戰輸掉總統選舉、國民黨仍掌有國會優勢，因此堅持以法國的所謂「自動換軌」，要求陳水扁交出組閣權，那當然是強人所難。連戰如果贏了總統選舉，當然會自行組閣；輸了大選，卻也要求組閣，選來選去都是他在玩，未免欺騙社會。
有回去八德路上電視當砲灰，眾人除了痛罵李登輝，把砲火指向我，彷彿我是民進黨的御用學者。其實，當時代表民進黨去草山談判修憲的是陳文西，而台教會的朋友主張總統制，水火不容，不要把帳算在我身上。下了節目，在電梯中，這位花中畢業的名嘴說，不好意思，他的角色就是這樣。所以，讀到所謂「民進黨策士」，覺得應該具體一點，不該張冠李戴，以免讓人產生全稱式想像。
小時候，父親告誡我們，如果怕忘記，就用一條繩子綁在手指上。可惜，大家的記憶不太好，可能是因為人類大腦的形狀像青蛙（雙關語brain fog與frog brain）。
不要拿鴿子來跟斑鳩交配，不要把張俊雄當作張俊宏
一個學生問我，高中公民老師說，「我們的憲政體制是雙首長制，因為同時有總統、又有行政院長」。我反問：德國跟以色列都有總統跟總理，豈不也是雙首長制？當然不是，他們的憲政體制是如假包換的內閣制。
所謂的雙首長制，就是有一個民選的首長，同時又有一個由國會產生的總理。所以，不管是政客還是媒體，還在舉憲法文本說，我們目前是雙首長制，應該是忘了1997年的修憲，老早已經把國會的閣揆同意權拿掉了。同樣地，如果拿大法官會議釋憲喋喋不休，那是1997年以前的事了。
看到學者接受訪問，舉法國跟芬蘭的作法，要我們依樣畫葫蘆，就有點硬是要拿鴿子來跟斑鳩交配。退一百步，即使台灣目前是雙首長制，光譜上也有三大類，為何一定要依據法國的慣例？
最好笑的是，政客名嘴竟然把挪威（內閣制）當作芬蘭，就好像把張俊雄當作張俊宏。同樣地，青瞑牛不罵死，看到記者寫到，「多數黨組閣在國際上有許多國家的經驗可以參考」，也是道聽塗說：如果是內閣制，那是原本就是這樣的，如果是總統制，就是朝小野大；如果是雙首長制，要看國情。很多東西都可以討論，然而，裝神弄鬼、道貌岸然，好像很有學問的樣子，很討厭。
阿倫•沃茨
英國哲學家阿倫•沃茨（Alan Watts, 1915-73）說：「傻子的立場是所有的社會制度都是遊戲，他看這個世界是在玩遊戲。這也是為什麼當人們煞有介事地在完遊戲之際，傻子只會在一旁傻笑，畢竟，這一切也不過是一場遊戲。」獻給昨晚在凱道原轉教室、以及沒有機會前來的朋友們。
有關政治制度運作的一些錯誤認知
一般而言，影響民主的因素大致上可以歸納為文化、結構、及制度。人民及政治人物的民主文化素養需要時間培養，並非一蹴可及，尤其是彼此是否願意相互傾聽說服的傳統；至於經濟結構（譬如階級）、或是社會結構（譬如族群），也是短期恐難改變，只能企盼舒緩之道、或是不要惡化既有的分歧；政治制度包含憲政體制（中央政府體制、中央與地方關係）、選舉制度、及政黨體系，彼此環環相扣，卻是相對上比較能立竿見影，關鍵在於變革的動力。
政治改革猶如醫療，必須先有正確的問診，經過合理的病理分析，最後才可能提出有效的藥方。暫且不提修憲vs.
制憲的糾結、或是國家的統獨定位，至少就當下政治運作順暢與否，坊間提出來的病痾主要集中在所謂的「權責不符」，也就是總統有權無責、行政院長有責無權，另外，老百姓對於藍綠兩黨長期對立漸感不煩。至於解決之道，議者所開出來的藥方是否能對症下藥、宛如OK繃、或是頭痛醫頭、甚至於頭痛醫腳，還是必須有通盤的理解。
我們打個比方，假設我們一群人想要從台北到墾丁國家公園出遊，感覺上不是那麼順暢，究竟是天候不佳（中國威脅）、路況不順（國民黨黨產）、車子將就（憲法借殼）、公司信譽（政黨輪替）、車型選擇（政治制度）、自排手排（憲政體制）、駕駛技術（國家領導）、司機vs. 導遊（閣揆vs. 總統）、還是乘客素質（文化）或齟齬（社會經濟結構）？
事實上，老爺車只要保養好，通勤應該不是問題；話又說回來，儘管平日勤於保養，忽然拿來上山下海，甚至於想要台灣走透透、全島歡樂遊，遲早要拋錨的。相對地，買新車子還是要看用途，超跑、雙B雖然拉風，在市區未必比銅管仔車好開，至於開家庭房車上下班，光是停車就頭疼，自找麻煩。如果有人只是希望有Ubike可以騎就好，卻是大談是否自排，那是撈過界。
就政治制度設計來看，因果關係最清楚的是選舉制度會影響政黨體系，具體而言，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有利於兩黨制的發展、政黨比例代表制則傾向於多黨制；至於混合制，還要看單一選區與政黨比例席次的相對比率，一般是不希望後者不要超過半數，以免國會過於零碎化、法案不好整合。目前不分區立委34席，佔國會總數113席的三分之一，尚難說小黨沒有生存的空間。
憲政體制也會左右政黨體系的發展，基本上，在總統制（或偏向總統制的雙首長制）下，相對多數有利於兩黨制（譬如美國），絕對多數則有利於兩大陣營（譬如法國）。換句話說，憲政體制會中介選舉制度與政黨體系的關係，也就是強化單一選區收斂有效政黨數目、弱化比例代表制的國會零碎化傾向。其實，政治學者的「臨床」實證，發現比例代表制與總統制不太相容，亦即法案整合在相對上比較困難。台灣有三黨不過半、朝小野大、及全面執政的經驗，孰優孰劣？
其實，即使是在內閣制之下，究竟全國性政黨體系是兩黨制（譬如英國）、還是多黨制（譬如荷蘭、以色列、德國）比較好，各有千秋。多黨制並非天生不好，只是萬一碰到政黨相互傾軋，聯合內閣的組成曠日廢時，政府又很可能老是面對不信任案倒閣而必須改選，譬如戰後法國第四共和國，甚至於是醞釀威權主義的溫床，譬如戰前的德國威瑪共和國，殷鑑不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