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文一
相信內在的力量,讓貧窮深淵的黑暗有處可去
吳曉樂
過往,在討論社會福利的擴大與減縮時,始終有種揮之不去的忐忑,直到遇見史戴芬妮・蘭德的文字,才明白到這份忐忑的由來。這些討論欠缺了一道至關重要的聲音:那些「領取相關補助的人」的聲音。這些更動大幅影響著他們的生活,但我們似乎未曾聆聽他們的想法和感受。刻板印象持續主導大眾對這些人的認知,史戴芬妮的現身說法則翻轉了一切。她是一位清潔人員,以美國政府的社會福利維持她與女兒的生活;她試圖自立,但單親媽媽的身分以及整體環境的氛圍,令她的規畫與行動大打折扣。即使如此,史戴芬妮仍展現了超凡的自制,利用少得可憐的餘裕,維持進修和書寫的習慣。或許,也能這麼說,正因內心的苦痛何其浩瀚,她必須將自己的世界鑿穿一孔,好讓裡頭的黑暗有處可去,也能讓外人一窺貧窮的深淵,到底生作什麼模樣。
史戴芬妮得拿著一堆資料,耗上數個小時等待,證明自己一無所有,才能領取社會福利。女兒米亞生日派對上的檸檬水和蛋糕是用食物券兌換的,住處的部分租金由政府的一項計畫支撐。史戴芬妮必須把女兒送去品質堪憂、但能接受托兒補助繳費的日托中心,哪怕是女兒出現感冒症狀時,她也狠心照送,頻繁的請假可能令她失業,而單親媽媽的工作已經夠難找了。史戴芬妮依賴高單位的止痛片來舒緩過度勞動身體導致的劇痛,因為就醫的費用宛若天價。她更得記住每一制度的規則,並且接受適用範圍一再(隨著人民的抗議)限縮。然而,最難受的莫過於當她「接受救濟」的身分現形時,與她接洽的人員態度轉而變得輕慢而心不在焉。
史戴芬妮與男友決裂,離婚又各自成家的父母亦自身難保,援助額度有限。單親媽媽的身分,讓史戴芬妮的職涯被大幅限縮,起初只能在清潔公司領取最低時薪。她把我們拉進一個充滿污名、罪惡感與羞恥感的世界,當她一接受政府支援,其他標籤也前仆後繼地飛來:懶人、蠢蛋、髒鬼、潛在的詐欺者。在如此劣等的地位,哪怕是再怎麼基礎、寒微的福利,都能讓旁人發出「真好命啊」的喟嘆。史戴芬妮要搬進隨時會進行尿檢的過渡住房時,社工恭喜她;史戴芬妮跟老友交代她如何運用五花八門的補助勉強維生時,得到的回應是「不用謝,那些福利全都來自我繳的稅」。我最心疼的莫過於史戴芬妮得把自己經營成像是「恪守本分的窮人」,來抵禦部分民眾對窮人的獵奇目光;另外,也聯想到之前台灣社會的一些討論串「領清寒補助的同學卻用著iPhone」,有人對此不以為然,也有人認為不應多管閒事。史戴芬妮則以自己的故事,傳達另一種思維。當她經濟稍微寬裕時,買了一個兩百美元的鈦金壁鑲鑽戒,她也明白那是「不必要的東西」,但她認為自己當下需要一些物質,來提醒自己,必須相信內在的力量。史戴芬妮領我們看到,同樣是購買iPhone的消費行為,對於在底層掙扎的人來說,有著截然不同的意義。他們深諳這榮景是虛的,但他們的確也需要一些奢侈的物件來說服自己,哪怕一瞬間也好,自己能夠親近某些情調和品味。
史戴芬妮的書寫,也蘊含著強大的自省和關照。她並未否認窮人某種程度上或許目光短淺,欠缺長程規畫的能力,但她以自身經驗推動後續的討論,解釋這種思維並非天生如此,而是環境所逼。他們只能把注意力用來計算幾元的價差和信用卡的請款日,而沒有閒暇放在幾個月、甚至幾年後的生涯規畫;再者,若深度思考人生,或許將陷入絕望而動彈不得。史戴芬妮即自承她「過一天算一天」。但有一個細緻的落差:她擁有一個不虞匱乏的童年,這培育出對個體、對自己的信任。史戴芬妮咬緊牙根,保持進學,並認為清潔人員一職並非長久之計。但她提出質疑:「我身旁一起排救濟金申請的人,如果沒有這種成長背景可以回顧,他們是否也有這份自信?」
此書另一亮點在於史戴芬妮交出個人版本的《寄生上流》。她以清潔人員的身分走進那些人家,無意間洞見了中產階級的焦慮。這些人明明有能力負擔有機的飲食和蔬果,能夠上健身房,也能在生病時沒有顧忌地就醫,為什麼他們也看似憂鬱孤獨,還得服用各式藥劑?答案昭然若揭,因為這些人得保持「完美」,他們不能坦承自己的無能和脆弱。史戴芬妮意識到自己和米亞擁有某種自由和相互扶持的親密,她從單純的歆羨轉變成深刻的體悟。到了此刻,我們也可以說史戴芬妮完成了一套主角的旅程,她自終點歸返,與起始的世界達成和解。
此書的動人之處,有史戴芬妮的掙扎,也有她坦言不諱說出她對於愛的飢渴。史戴芬妮傾向把對她釋出善意的人形容為「彷彿我的家人」,不難想見她多麼欠缺安全感,也多麽企求一份穩定恆久的關係,因此,或可嘗試將整本書抽繹出另一種質地:一個女人培力自己的決心。史戴芬妮慢慢嘗試不再把所有身邊的人想像成「即將帶她走出深淵的拯救者」,並意識到當她停止這麼做,她也不必再忍受每次期望落空的重擊。在接受美國書商協會(ABA)採訪時,談到此書的結尾,她並未如一些女性作者在處理逆轉人生的題材上,採取以「白馬王子的出現」作結的敘事手段。史戴芬妮說,這是有意為之。她認為:「我們需要更多這樣的故事。一個女人到頭來過得還可以,並不需要一個男人的出現來提供她保護或溫暖。」
最後想表白一事。我的母親曾為了養家,做過房務員,也跟蘭德一樣,為了避免層層剝削而逐步轉型為接案者。遙記大學暑假,我提著笨重的去污用品,跟在她身後,作為幫手。回到家時,我渾身痠痛地甚至不願說話,鼻子也因長期吸入清潔劑的氣味、飛舞的塵埃而刺痛不止。我從而明白了,為何母親每次回到家,只能沉默地縮在椅子上,久久不語。在我翻頁的過程中,不斷地追想到,母親的精神是否也曾跟史戴芬妮一樣,被突如其來的痛苦與無助侵襲?我在史戴芬妮的長征中看見了母親的倒影,而在她跟米亞的相親相依中,緩緩理解了自己的生命中,也經受過一份樸實且完整的愛。
(作家,著有《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可是我偏偏不喜歡》等書)
推薦文二
所有單親母親的故事
林立青
讀完《我只想讓我女兒有個家》以後,第一時間我腦海裡浮現的是同類型的故事──《當收入只夠填飽肚子》,甚至《被壓榨的一代》,寫的都是女性育兒時的困境:職場的歧視,難以顧及家庭以及無法陪伴孩子的失落,還有無法給予孩子更好的條件時,所產生的挫折感和強烈的痛苦。本書更有著《我在底層的生活》專欄作家芭芭拉‧艾倫瑞克所寫的觀察和推薦。
這類書籍近年來成為顯學,開始有更多作者投入這方面的寫作。社會問題沒有國界,人類社會的問題雖不相同,但同樣的場景處處可見。過去的社會總認為窮人不夠努力,但經過數百年,我們開始知道責怪窮人懶惰等方式並不能解決這類問題,反而加重這些問題的出現,讓窮困者愈來愈沒有聲音,愈來愈不敢承認自己的困境。而過去單純的統計和分析等工具,只能反映出原本設計的指標,不能告訴我們真正的困境在哪裡,也無法描述人在貧困和無力感的生活中的全貌。所以這種書應當被重視,因為它們給了我們一個瞭解實際困難和提供細節的可能。
這是史戴芬妮的世界,也是許多單親母親每天要面臨的問題:我愛我的孩子,但我沒有辦法給她應該被給予的。
這類型的書幾乎不需要太多解釋。從本土創作到翻譯書,這種作品都是以大白話呈現,愈白話反而愈能呈現真實的生活樣貌。《我只想讓我女兒有個家》從一個單親媽媽對孩子的愛開始,足見無論環境多麼困頓,就算獲得的工作毫無希望,每個接觸到的男人都爛軟無比,車輛隨時可以拋錨,遭遇的每個困境都可能因為缺錢而無法擺脫,每個住處都可能在退租時被苛扣押金,但是母愛不變。
為什麼我們需要讀這些故事?對我來說,是因為具體且令人難受的真實情節不斷被呈現出來。作者寫到自己從事清潔工作的過程。當她幫雇主清理黏在噴射按摩浴缸邊緣的陰毛和腿毛渣時,聽的是雇主嫌棄那些領取食物券,卻把孩子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移民家庭。這些言論讓她感到痛苦,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能將心中的苦悶化成文字,寫下自己也希望能給女兒喜歡的洋裝,在女兒的聖誕襪裡放入巧克力,拿到小費時,想的是可以帶女兒去吃麥當勞。這些都是雇主、會給小費的雇主所抱怨的行為。她選擇不回話。
只是聽過雇主的抱怨後,從此她只在深夜去超市,避開可能的人潮,因為聽過一次以後,便會發現這些指責貧困的文字多不勝數,又如此尖銳傷人。即使這些食物券有嚴格的使用規定,即使這些防弊的措施讓窮人的孩子根本無法取得真正營養的食物,即使她小心翼翼挑選有補助的商品,但領取社會補助,就是低人一等。連那些在後方排隊的人不經意的眼光,都可能讓你再一次受傷,還會讓你的朋友對你嫌棄地說:「不用謝,那些福利全部來自我繳的稅。」
更令人難堪的是,這些雇主就在你身邊,他們會給你小費,給你的孩子著色本和蠟筆。而那些在超市結帳的人,只是再平凡不過的市民,也可能是你的雇主。身為一個母親,卻要在使用食物券購買有機營養牛奶時,顧慮這些人的眼光。
正是這樣的故事和書寫,作者到不同家庭去打掃時,我們透過她的眼睛,看出其他人的悲傷或痛苦、貧富差距,以及人性的複雜。或許,我們可以透過這本書進一步思考:台灣的女性呢?在重男輕女、更受「傳統價值」影響的台灣,這些單親媽媽去了哪裡?又過著多麼沉重的生活?
書中的貧困看來也是世襲的。當一個單親媽媽出車禍後,不知道拖吊車要花多少錢,看著罰單而哭泣,甚至連自己的外公開車來接她們時,也付不出油錢。我們看到她的人生幾乎沒有什麼選擇。讀者甚至可以推想,如果這時將她趕出家門的男人回來、用錢解決一切的話,她只能接受,因為母女兩人沒辦法承受損失第二台車的後果。
我們能做什麼?或許這本書可以讓我們重新認識貧窮。讓讀者知道即使努力、也難以翻身的生活到底是什麼樣子,再來思考我們是否要改變觀念,重新建立起真正有用、而非只會檢討窮人的社會福利體系,或者用少數個案來掩蓋大規模貧困的現實生活。
看完本書之後,我直接能聯想到的是《悲慘世界》中的「芳汀」和「珂賽特」。同樣都是母親努力工作而無法擺脫貧窮,我們該問的是,為什麼過了一百五十年,同樣的故事幾乎時時上演?
過了一百五十年,對一個母親來說,如果看著自己的孩子只是免於飢餓而無法給予陪伴,沒有安全和沒有選擇的生活,根本不算真正活著。
(工人作家,著有《做工的人》、《如此人生》)
推薦語
阿潑
如果我們跟著作者的敘事閱讀《我只想讓我女兒有個家》,或許會看到一個因意外懷孕生子而人生轉向的單親媽媽,如何在男友、家庭與人際關際中克服對寂寞的恐懼、情感的依賴,求得一份屬於自己的空間尊嚴;也會看到一個忙著處理家務,卻得跪坐在他人廁所清洗馬桶、打掃屋室的女人,穿梭在自己與他人的人生中;而這麼一個普通的白人大學生,一邊奮力謀生,一邊受著社會福利,也反映出美國這個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困境與貧窮問題。這本書可以說是一個單親媽媽的求生記,同時也可以是一部美國某個隱性族群的寫真集,有著八點檔的戲劇性,但也有客觀信實的數據證明。在陪著作者度過一個又一個的關卡時,我們看到性別、勞務、社會福利制度、醫療等議題,如何自然地在作者行雲流水的文筆之中展現,讓我們一窺一個女性視角的當代美國。
(轉角國際專欄作者,著有《憂鬱的邊界》、《日常的中斷》等書)
前言
歡迎來到史戴芬妮.蘭德的世界
進入本書的方法是拋下心中的所有刻板印象。你對於幫傭、單親家長的看法,還有媒體塑造出來的窮人形象,統統都得放下。如果用高高在上的形容詞來讚美作者史戴芬妮,她可說是很努力、「能言善道」(articulate);在英文裡,菁英分子常以某種姿態,用這個詞形容某人沒受過高等教育,卻天分極高。本書講的是史戴芬妮成為母親的旅程。她靠著東一點、西一點的公共福利,以及低到不像話的清潔工薪資,努力活下去,提供女兒米亞安全的生活與一個家。
本書的英文書名「maid」(侍女、女傭、女僕、下人、清潔人員)是個典雅的詞彙,令人聯想起唐頓莊園(Downton
Abbey)的茶盤與筆挺制服。在現實生活中,清潔人員每天面對的卻是髒亂與馬桶上乾掉的大便。他們撿起我們的陰毛,好讓水管不會堵住。我們的髒衣服與醜陋的一面攤在他們眼前。即便如此,他們是隱形人,美國的政治與政策無視於這群人,看輕他們,冷眼旁觀。我很清楚這些狀況,因為我在寫《我在底層的生活》(Nickel and
Dimed)這本書的時候,曾經跑去臥底,暫時經歷這種生活一小段時間。我跟史戴芬妮不一樣,我隨時可以回去過舒舒服服的作家生活。另一個不一樣的地方在於,我體驗窮困生活時,不必靠自食其力養孩子。我的孩子已經大了,沒興趣為了我瘋狂的報導點子,和我一起住拖車停車場。所以說,我知道幫人打掃房子的工作是怎麼回事──那會使你精疲力竭,而且每當我穿上繡著「國際女傭」(The Maids
International)字樣的清潔公司背心,我感受到社會上的人對我的輕視,然而,和我一起打掃的許多同仁心裡的焦慮和絕望,我只能用想像的。她們和史戴芬妮一樣,很多是單親媽媽,幫人打掃房子是為了活下去。她們為了外出工作,有時得把孩子留在惡劣的環境裡,一整天心裡七上八下,擔心自己的孩子。
幸運的話,你永遠都不必活在史戴芬妮的世界。本書會告訴你,那個世界為缺乏資源所困。錢永遠不夠,有時連食物都不夠吃;餐餐是花生醬和泡麵,麥當勞是大餐。在這個世界裡,什麼事都不可靠,車子不可靠,男人不可靠,住的地方不可靠。食物券是史戴芬妮能活下去的重要助力。近日美國要求必須工作才能領食物券的規定,只會讓人想握拳。少了這些政府資源,工人、單親家長,還有其他人將活不下去。這不是在施捨。他們和我們其他人一樣,希望能在社會上有穩固的立足之處。
史戴芬妮的世界最令人心痛的地方,或許是幸運人士散發的敵意。這是階級偏見,幹體力活的勞工尤其深受其害。工人經常被認定,他們的道德感或頭腦不如穿西裝、坐辦公桌的人。上超市時,要是使用食物券付帳,其他顧客會用批評的眼光,看史戴芬妮的推車裝了什麼,覺得是用自己繳的稅施的恩。一個老男人曾大聲告訴她:「不用謝我了!」一副史戴芬妮買的菜是他本人付的帳似的。史戴芬妮上超市跟做其他事的時候,隨時可能碰到這種態度,社會上有許多人都抱持這種觀點。
史戴芬妮的世界的故事走向,似乎朝著無底深淵而去。首先,一天打掃六到八小時,抬起重物、吸地、刷刷洗洗,損害了身體健康。在我工作的居家清潔公司,從十九歲到無上限,每位同事似乎都受過神經肌肉方面的傷,如背痛、旋轉肌腱受傷、膝蓋與腳踝問題。史戴芬妮每天吞下令人擔憂、大量的布洛芬(ibuprofen)止痛藥撐住,她曾一度羨慕地看著客戶放在浴室裡的鴉片類藥物,但實際上,她沒錢看病吃處方藥,沒錢按摩,無法接受物理治療,也沒辦法看疼痛治療專科。
除此之外,除了生活形態帶來身體上的疲憊,史戴芬妮也面臨情緒上的挑戰。她是心理學家建議窮人要有「韌性」的標準模範。遇上困難時,她想辦法前進,但有時關卡多到讓人應付不來。她對女兒懷有無盡的愛,也因此才能一路撐下去。史戴芬妮對女兒的愛貫穿全書,人生因此有了希望。
我在這裡就先不太算劇透地告訴大家,這本書有個幸福美好的結局。歷經書中提到的多年辛苦、掙扎和努力,史戴芬妮日益渴望成為作家。我在幾年前結識史戴芬妮,當時她還在寫作事業的初期。我除了是作家,也是「經濟困難報告計畫」(Economic Hardship Reporting
Project)的創辦人。這個機構推廣高品質的貧富差距報導,尤其獎勵本身就在困難中度日的寫作者。史戴芬妮來信詢問,我們立刻抓住這個人才,協助她提案、修改草稿,幫她找最好的地方發表,包括《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史戴芬妮完全是我們希望協助的對象──她是勞動階級作家,雖然沒沒無聞,只要有人幫忙推一把,事業就能上軌道。
如果本書鼓舞了你(我相信它會),別忘了這本書差點流產。史戴芬妮原本有可能因為絕望或太勞累而放棄;她有可能因為工作受傷而失能。想想有多少女性為了這樣的理由,永遠失去說出自己故事的機會。史戴芬妮提醒我們,社會上有成千上萬這樣的女性,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勇敢的地方,等著我們聽見她們的故事。
芭芭拉.艾倫瑞克(Barbara Ehrenreich),《我在底層的生活》、《失控的正向思考》、《我的失序人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