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國在批准此等要求時，並未判斷到幾個月後就需要其回師救援東戰場，這個責任是應由我方擔負的。更有進者，史迪威以其主持北緬戰事者之立場，在英軍撤出其右翼兵團之後，要求我遠征軍入緬以加強其左翼，……站在兵學的立場，這個要求是合乎情理的。史迪威在兵學上所犯的錯誤，不在他要求遠征軍入緬，而是在緬甸雨季即將來臨，……仍然堅持中央兵團對孟拱河谷之攻擊，未予撤回印度。」亦可見對於問題有其個人獨到的見解，顯示其歷史研究之史識與史才。
三位共同作者，除周珞先生素昧平生外，傅應川與張鑄勳兩位將軍與筆者相識多年，傅將軍曾任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局長，對於國軍史政工作的維護與推廣用力至深；張將軍曾任國防大學副校長兼戰爭學院院長，近年來對於蔣中正抗日戰爭的全程構想與戰略指導，以及淞滬會戰對於日軍作戰線改變的研究，頗受史學界重視。兩位為國內少數軍事將領出身的軍事史研究者，為筆者在軍事史方面長期請益的對象，亦有幸與兩位同為中華軍史學會理事。
周珞先生與阮大仁先生同樣為歷史業餘研究者，應大仁先生之邀，撰寫〈一號作戰概論〉與〈滇緬遠征軍一九四二｜一九四五年〉兩文，從大歷史的角度，探討日軍「一號作戰」的經過歷程，與中國遠征軍兩次入緬作戰的經過，對於問題的分析，有其個人的見解。傅應川將軍之〈一場非戰之時、非戰之地的戰役─日軍一號作戰〉，由軍事史的角度對於日軍「一號作戰」之作戰目的、作戰計畫、作戰過程，以及國軍的因應、檢討等，進行翔實的分析。大仁先生說明書中關於日軍「一號作戰」研究，三位作者的分工規畫：周珞先生記述各戰役的經過，傅應川將軍以軍事學的角度分析中日雙方在戰略與戰術上之成敗得失，自己則是在作難題解答，試著去評析各參戰國的史家們至今終未有公議的爭論，並分析中方大敗之成因。亦即周、傅兩位進行的「一號作戰」的總體分析，大仁先生進行的是個體討論。惟在總體分析中，亦可看出周、傅兩位對於同一主題在見解上的異同，此亦為大仁先生所謂「異中求同」「四家爭鳴」。
張鑄勳將軍為本書所撰寫〈中國遠征軍「仁安羌戰鬥詳報」的考證：兼論國軍第一一三團替英軍解圍〉，主旨在由作戰實務的觀點，析論作為仁安羌作戰主要資料依據之「仁安羌戰鬥詳報」，記事多有不符合史實之處，並藉以說明仁安羌戰場的指揮關係，由英軍第一軍團長史林姆（William J.
Slim）為最高指揮官，指揮國軍第一一三團及美緬第一師，因此第一一三團長劉放吾是受史林姆指揮，負責實際作戰；新三十八師師長孫立人為在史林姆授權下督導第一一三團執行任務，並非指揮作戰。唯此說與周珞先生於〈滇緬遠征軍一九四二｜一九四五年〉中所稱：「外界一直在爭論，仁安羌戰鬥究竟是一一三團團長劉放吾還是孫立人師長打的？我參考多方面資料，可以說是孫指揮策畫下，劉團長率一一三團將士用命，在第七裝甲旅砲兵及輕戰車火力支援下，共同取得的一次成就」，似乎有所出入。然此實為本書特色之一，如大仁先生所說即使對日抗戰結束了七十餘年，仍有許多爭議性的問題還是無法解決，「本書的作者對這些問題提出各自的看法，謹供大家參考，即使在作者們之間，對有些問題有時也無法取得共同的見解，本書既然是私家之著作，並非在寫正史，因此採取了眾說並存的態度，為將來修正史者提供不同角度的看法」。
抗戰勝利至今已經七十四年，國防部史政局編修的《抗日戰史》一百冊，出版也已經超過五十年，但是隨著時代的變遷，新資料的出現，對於戰爭本身，以及戰爭所衍生的若干問題，實際上有待更細緻的研究與討論。阮大仁先生所主持撰寫的這本《一號作戰暨戰後東亞局勢的影響》應該是一個開端，希望大仁先生日後能再以其史識、史才，對於抗戰中期的若干關鍵性戰役進行析論，同時能藉以啟發後繼者對於軍事史之研究。
劉維開
中華民國一〇八年五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