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國主義與鴉片（增補版）（二版）：臺灣總督府的鴉片政策

圖版
導讀／鍾淑敏
增補版序
中文版凡例
 
緒論 鴉片問題之所在
一、問題的關注與課題
二、研究史和方法論
三、本書架構
 
第一章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中所見的《臺灣鴉片令》制定過程
一、前言
二、水野遵的漸禁論和各項前提
三、《臺灣鴉片令》的制定
四、結語
 
第二章 1901年扶鸞「降筆會」運動的含意
一、前言
二、鴉片行政的實際狀況
三、「 降筆會」的起源和發展
四、總督府的因應之策
五、結語
 
第三章 上海「國際鴉片調查委員會」與總督府的鴉片政策
一、前言
二、美國的對臺調查和會議的舉行
三、日本政府的參與
四、上海會議與臺灣鴉片政策
五、結語
 
第四章 大正時期臺灣總督府專賣局的鴉片政策
一、前言
二、煙膏價格的修正
三、擴大對中國的銷路
四、官方粗製嗎啡的發售
五、結語
 
第五章 日本帝國的鴉片政策與國際聯盟派遣遠東調查委員
一、前言
二、國際聯盟與鴉片問題
三、國際鴉片會議
四、臺灣總督府的因應對策
五、遠東調查委員和臺灣總督府
六、結語
 
第六章 臺灣總督府專賣局進行的罌粟栽種
一、前言
二、臺灣全島境內的試種
三、第一次世界大戰與恢復栽種
四、戰時下的重新栽種
五、結語
 
補論 臺灣總督府鴉片政策之「承襲」與「轉換」
一、前言
二、治療政策
三、鴉片令之修正
四、新修鴉片令的施行
五、石井聲明與臺灣社會
六、新特許問題
七、結語
 
初版書後語
參考書目
 

導讀

鍾淑敏（中研院臺史所副所長）

　　曾經是二十世紀犯罪作家熱中的主題的鴉片，在二十一世紀的現在，似乎已然從一般人記憶中消失，成為歷史名詞。當我們回顧這個百年前曾經是上自公侯將校、下至販夫走卒的共同嗜好時，或許恍如隔世，很難想像這個黑色黏稠物，曾經風靡一時。

　　從罌粟花提煉的黑色物，由於具有暫時緩解疼痛的療效，最初以醫藥品的身分出現，之後數百年間逐漸因各種不同原因而擴散。至十九世紀末，隨著帝國主義國家的擴張，人類以未曾有的速度交流與移動，鴉片的吸食人口也隨之驚人的成長，甚至漸漸成為與「華人」連結的名詞，大清帝國尤其受害至深。1895年日本領有臺灣後，也面對如何處置鴉片吸食的問題。眾所周知，臺灣總督府揭舉「漸禁」主義，制訂鴉片專賣制度，藉以推行鴉片行政。而擁有亞洲殖民地的英國、法國、荷蘭、美國等西方帝國也都面臨兩難，一方面既要特許殖民地的鴉片交易，另一方面又要遏止殖民母國的鴉片氾濫。1909年，針對清國查禁鴉片，相關各國在上海舉行「第一屆國際鴉片調查委員會」；之後，以此次會議的討論為基礎，1912年相關各國在海牙簽署了第一份國際禁毒條約《國際鴉片公約》。於是，吸食鴉片在西方從充滿異國風情但合法的陋習，轉而成為幫派分子在街頭販賣毒品的犯罪行為。而在臺灣，也因鴉片問題國際化、醫療化及罪刑化，吸食鴉片成為不文明的象徵，吸食者的組成也隨之改變。殖民政府的鴉片行政，最終解決了臺灣島內的鴉片吸食問題。

　　鴉片吸食與禁絕的歷史大致如是，探討臺灣鴉片問題的既有成果也有數篇專著及論文。最早期的是劉明修（伊藤潔）的《台灣統治與鴉片問題》，該書撰述時臺灣史並未普及，重要檔案資料尚未整理、公開，使得該書的書寫受到很大限制。不過，該書除對制度面的討論外，還分析總督府如何利用專賣制度，給予地方仕紳特殊利益，藉以收編地方勢力的問題。然而，臺灣鴉片行政的施行範圍不僅止於臺灣，其與日本帝國黑暗面的鴉片謀略的相關性，也是必須正視的問題。江口圭一等日本學者主要探討在中國的鴉片問題，而中文的著作也有提出將臺灣總督府專賣局與日本帝國鴉片謀略相連結的研究，但是，從總督府與制度執行者專賣局的檔案中抽絲剝繭，利用檔案全面釐清彼此之間的關係者，還是以本書《日本帝國主義與鴉片》為首。

　　本書以臺灣總督府、專賣局、日本外務省等官方檔案，及池田幸甚等專賣局官員的私人文書為中心，呈現當時鴉片政策的「帝國性格」，並分析隨後如何以臺灣為中心，向外推展鴉片販售以獲取利益；又如何在國際聯盟訪臺的壓力下轉變政策；亦即從帝國內的鴉片相關協力合作狀態，以及相關各國和國際聯盟帶來國際與外交上的影響等內、外兩個面向加以分析。全書分別探討《臺灣鴉片令》的制定過程、總督府取締「扶鸞降筆會」的含意、上海「國際鴉片調查委員會」與總督府的鴉片政策、上海會議後，無法置身於國際間禁煙潮流之外的總督府鴉片政策、國際聯盟派遣遠東調查委員與總督府鴉片政策的修訂、專賣局的罌粟栽種等議題。原文是以單篇論文呈現， 單篇論文的主題雖各不相同，但是對問題的關注、方法論卻是一貫的，即意圖檢視總督府當局一直公開宣稱的「人道的」、以吸食者減少為「成果」的鴉片政策之實際情況，並進而檢驗日本的「帝國性格」。而中譯本依照時序排列，除凸顯日本帝國主義與鴉片多面向的曖昧關係外，也具有臺灣鴉片專賣史的意義。

　　本書特色何在？如同作者在文中所強調的，本書致力於活用總督府、專賣局的相關檔案，藉此提出許多在專賣局公開出版的《臺灣鴉片志》等基本史料當中未能釐清的新見解，進而更深入追究當局所展開的政策之真意。或許可以這麼說，本書對於總督府與專賣局史料的運用，正示範一個依據檔案史料所能做到的修正通說，或者深入剖析政策過程的作品。正如栗原教授所強調的，統治者提防吸食陋習傳染到日本內地人，但對於臺灣人吸食者則提供鴉片煙膏，放任成癮狀態而不顧，且長期以來並無創設治療機構。而關於臺灣人的自主性戒煙運動「降筆會」，作者透過分析總督府檔案的各地報告，指出扶鸞儀式並無各自的教義、教典，除了戒煙祈禱外，不過是講述道德、勸善懲惡的一般信仰，穩定存在於社會當中。然而，對鴉片專賣制度上存有矛盾的總督府而言，卻難以應付這種存在。並且，臺灣的鴉片政策從以島內吸食者為對象的制度開始，順應日本帝國的擴張，轉而成為對其控制地區提供所需鴉片製品的機關。也就是說，臺灣吸食者的自然消失，絕非意味著專賣局所行的鴉片製品製造、販賣工作自然結束。

　　上述論述在2016年栗原純教授於任職的東京女子大學讀史會所發行的《史論》中，〈臺灣總督府鴉片政策的「承襲」與「轉換」：鴉片令的修改與新特許問題〉一文中，有更進一步的闡述。1928年新修訂的《臺灣鴉片令》承認有祕密吸食者，並為此新增「治療」以及懲罰條款，該文探討新法令之所以產生的背景、條文修訂之過程、施行成效與新特許問題等，指出修改後的鴉片令之施行對於祕密吸食者的處分，總督府之所以繼續提倡漸禁政策的背景，不僅是因為臺灣島內有特許吸食者，而是總督府意識到海外，特別是中國、東南亞的吸食市場，因此持續此鴉片漸禁政策。為了進入這些市場，總督府必須維持鴉片煙膏的製造，而鴉片專賣制度的持續乃不可缺，因此總督府仍舊堅持這個「漸禁政策」。換言之，臺灣吸食特許者減少的成果是向海外宣傳時不可缺少的說詞，所以不能讓吸食者滅絕、繼續維持鴉片專賣制度，乃是總督府鴉片政策的要諦。當修正鴉片令施行時，顧慮國際關係、希望以治療為基本的日本本國政府，與雖然要施以治療，但是仍然「承襲」漸禁政策的總督府之間，最後的妥協是讓特許者人數與修定鴉片令之前大致相同這一點。作者利用一手檔案，分別闡述各機關之相異立場，綿密的分析整個政策制訂之政治過程。

　　對於栗原純教授的觀點，或許我們可以藉由他自己的研究回顧更深入瞭解。栗原教授於1970年代，還是東京大學學生時就開始參加以戴國煇為中心的「臺灣近現代史研究會」，當時研究日本統治下的臺灣史的日本學者還很少，殖民地臺灣史的研究累積主要來自留日學生。栗原教授第一次到台灣是1981年3月，以鹿港，特別是施家做為研究對象，探討清末臺灣的土地所有關係。由於鹿港是清代中部稻作集散地，將米輸往對岸的要港，而施家是重要水利設施八堡圳的興建者，因此希望看到施家的一手史料。另一個目的是《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這個檔案雖然已經由臺灣省文獻委員會選擇若干主題加以中譯，但是研究者當然希望看到原文。1981年，臺灣還在戒嚴時期，飛機要降落前，機上廣播會嚴正警告乘客將所有日本新聞、雜誌等都留置在座位上，不得攜入臺灣。臺灣島內的言論、出版自由仍受到箝制，歷史史料的公開極為困難。然而，當栗原訪問尚在台中市內的文獻委員會時，得到主任委員林衡道先生的特別許可，看到庋藏在民家的部分原件。這是他與總督府公文類纂的第一次接觸。第一次的臺灣行順利完成，栗原教授利用田野調查所得的施家資料等，完成了後來刊登在《東洋學報》的論文〈清代中部臺灣的一個考察：圍繞彰化地方一田二主制的諸問題〉。

　　之後，栗原教授將研究延伸到日本統治時期，他認為日本統治的特徵是「包容」與「排除」，如何透過實證分析，彰顯這個統治特徵便成為他一貫的研究主題。我們可以看到他研究不同課題，例如國籍與戶籍。由於臺灣沒有日本內地式的戶籍，只有由警察做成、保管、為了掌握臺灣人動向的「戶口調查簿」，內容除了住民的住所、姓氏、年齡、職業、家庭組成等之外，更登錄了纏足、鴉片吸食等個人資訊，但是與日本內地的戶籍沒有共通性。於是，日本內地人與臺灣人之間的所謂「內台共婚」者，面臨無法入籍的問題。這個問題一直到1932年，藉由總督府將「戶口調查簿」升格為臺灣人「戶籍」，才解決「共婚」問題。不過，日本人與臺灣人的「本籍」原則上不能移動的規定不變，於是終戰時便容易以本籍是日本內地或者臺灣而加以區別。亦即，藉由「戶籍」制度，將臺灣人排除在日本之外。

　　栗原教授另一個研究主題是鴉片。吸食鴉片是臺灣統治上的重要課題，總督府宣稱基於人道考量，採行將鴉片吸食者視為中毒患者，只給予患者藥用鴉片的方式來處理，亦即名義上與日本內地一樣採行嚴禁主義。但是，鴉片專賣制度一直持續到日本統治結束；對於中毒者的治療，也直到1930年才開設專門機構，並且只收容有可能戒斷的患者。政府承認的鴉片吸食者只有臺灣人，嚴厲禁止日本內地人吸食，而鴉片的專賣收入成為總督府重要財源。不僅如此，隨著日本帝國擴張，供給關東州、青島住民鴉片煙膏的是總督府專賣局，到中日全面開戰後，總督府專賣局也派遣技師到廈門、海南島，指導罌粟栽培。並且，1930年代以後，當印度、伊朗的生鴉片輸入困難時，總督府便從栽培罌粟的朝鮮半島入手生鴉片；易言之，臺灣的鴉片政策，事實上是日本帝國鴉片政策的一環。以「包容」與「排除」做為分析日本帝國統治特徵的研究，除了上述的國籍、戶籍與鴉片吸食政策外，栗原教授還致力於衛生、瘧疾、以及專賣制度的探討。

　　栗原教授的另一個重要業績是口述訪談，以訪談「日本語世代」為主，如一生從事撲滅瘧疾工作的莊徵華醫師、戰前曾任法院書記的魏景宏、臺大醫師黃伯超等人。部分訪談記錄整理後以《臺灣口述歷史研究》系列出版，但是還有更多尚未公開，如曾任總督府高等官的林益謙、女電話「交換手」（轉接生）、嘉義農林學校畢業後半世紀在阿里山林場的工作者等等。

　　史料的活字化與解讀，是栗原教授的另一項貢獻，如1907年鳳山廳打狗支廳的「密航婦」（醜業婦）事件調查，瘧疾、上下水道等衛生關係調查報告書等，部分收錄於中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臺灣史料研究會編的《日本領有初期的臺灣：臺灣總督府文書所述的原像》中。由於總督府等檔案的「候文體」與草體書寫方式，使得辨識、解讀檔案需要極高門檻，栗原教授在檔案堆中沉浸數十年，累積的經驗與辨識能力，使他得以發掘新史實，也豐富了論述內容。

　　做為戰後日本學界第一代的臺灣史研究者，栗原教授的研究成果相當可觀，不過由於語言的隔閡，他踏實而縝密的研究成果，鮮少為臺灣學界引用。本人與栗原教授在總督府檔案的解讀工作上共事多年，於公於私都受惠甚多。臺大出版中心將作者鴉片相關研究集結翻譯出版，定可嘉惠學界，相信這本堅實著作的出版，將成為臺灣史研究累積的重要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