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透過具體而細緻的實證研究,探討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的消費文化,希冀打開晚明消費史的多元面向,豐富這一段歷史。全書的兩大主軸,其一是嘗試把近代早期中國的消費史,放在世界史的脈絡下,觀察晚明時期的重要性。作者指出晚明已形成「消費社會」的現象,以修正英國史學家關於「消費革命」的歷史解釋。本書另一個主軸是士大夫的消費文化。從消費文化的角度,一方面可以看到晚明社會結構的變動,特別是士、商關係的變化;另一方面士大夫也透過消費文化,塑造消費品味與流行時尚,來重新建構他們的身分地位。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巫仁恕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研究領域為明清城市史與明清社會文化史,主要聚焦於明清城市群眾的集體抗議、明清物質文化與消費文化。研究成果豐碩,著有《奢侈的女人:明清時期江南婦女的消費文化》(2005)、《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2007)、《游道:明清旅遊文化》(與狄雅斯合著,2010)、《激變良民:傳統中國城市群眾集體行動之分析》(2011)、《優游坊廂: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閑消費與空間變遷》(2013)、《劫後「天堂」:抗戰淪陷後的蘇州城市生活》(2017)等書,另發表數十篇學術論文及多篇書評。
巫仁恕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研究領域為明清城市史與明清社會文化史,主要聚焦於明清城市群眾的集體抗議、明清物質文化與消費文化。研究成果豐碩,著有《奢侈的女人:明清時期江南婦女的消費文化》(2005)、《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2007)、《游道:明清旅遊文化》(與狄雅斯合著,2010)、《激變良民:傳統中國城市群眾集體行動之分析》(2011)、《優游坊廂: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閑消費與空間變遷》(2013)、《劫後「天堂」:抗戰淪陷後的蘇州城市生活》(2017)等書,另發表數十篇學術論文及多篇書評。
目錄
導論:從生產的研究到消費的研究
第一節 明清消費文化研究的興起
第二節 西方消費文化研究的脈絡
第三節 本書的主旨、方法與結構
第一章 消費社會的形成
第一節 奢侈消費的風氣
第二節 消費社會的形成
第三節 消費社會興起的背景
第四節 士大夫身分地位的變化
第二章 消費與權力象徵─以乘轎文化為例
第一節 明代前中期的乘轎
第二節 晚明乘轎的流行與普及
第三節 官方因應的對策
第四節 乘轎的象徵意義
結論
第三章 流行時尚的形成─以服飾文化為例
第一節 明初的平民服制與社會風氣
第二節 晚明平民服飾的流行時尚
第三節 流行時尚的作用
第四節 士大夫對服飾風尚的反應
第五節 士大夫批評服飾風尚的言論
結論
第四章 消費品味與身分區分─以旅遊文化為例
第一節 士大夫旅遊風氣的興盛
第二節 大眾旅遊的盛行
第三節 旅遊的普及與社會競爭
第四節 品味的塑造與身分區分
結論
第五章 物的商品化與特殊化─以家具文化為例
第一節 家具的消費與商品化
第二節 大眾的家具消費:以徽州為例
第三節 高級家具的消費
第四節 文人化的家具消費
第五節 書房、家具與文人品味的特殊化
結論
第六章 文人品味的演化與延續─以飲食文化為例
第一節 飲食消費的奢侈風尚
第二節 飲食風尚與食譜的刊行
第三節 飲膳書籍中感官描述的演化
第四節 品「味」與身分:文人化食譜的味覺理論
結論
結論
附錄
參考書目
第一節 明清消費文化研究的興起
第二節 西方消費文化研究的脈絡
第三節 本書的主旨、方法與結構
第一章 消費社會的形成
第一節 奢侈消費的風氣
第二節 消費社會的形成
第三節 消費社會興起的背景
第四節 士大夫身分地位的變化
第二章 消費與權力象徵─以乘轎文化為例
第一節 明代前中期的乘轎
第二節 晚明乘轎的流行與普及
第三節 官方因應的對策
第四節 乘轎的象徵意義
結論
第三章 流行時尚的形成─以服飾文化為例
第一節 明初的平民服制與社會風氣
第二節 晚明平民服飾的流行時尚
第三節 流行時尚的作用
第四節 士大夫對服飾風尚的反應
第五節 士大夫批評服飾風尚的言論
結論
第四章 消費品味與身分區分─以旅遊文化為例
第一節 士大夫旅遊風氣的興盛
第二節 大眾旅遊的盛行
第三節 旅遊的普及與社會競爭
第四節 品味的塑造與身分區分
結論
第五章 物的商品化與特殊化─以家具文化為例
第一節 家具的消費與商品化
第二節 大眾的家具消費:以徽州為例
第三節 高級家具的消費
第四節 文人化的家具消費
第五節 書房、家具與文人品味的特殊化
結論
第六章 文人品味的演化與延續─以飲食文化為例
第一節 飲食消費的奢侈風尚
第二節 飲食風尚與食譜的刊行
第三節 飲膳書籍中感官描述的演化
第四節 品「味」與身分:文人化食譜的味覺理論
結論
結論
附錄
參考書目
序
導論
從生產的研究到消費的研究
何謂「消費」?現代人常將之視為有別於生產與投資的相對物,然而若要為「消費」一詞下定義的話,則牽涉甚廣,往往無法一言以蔽之。一般人的觀念中,消費通常接近「購買」的意義,也會想到「使用」與「服務」;除此之外,消費還可以分為維生的基本需求,以及享樂的其它花費,後者更常成為我們觀念中的消費定義。
20世紀以來當代生活的現代性(modernity)特徵之一,就是大眾消費的興起。正由於消費在當代社會經濟與文化生活中日益重要,並且具有顯著的影響作用,故而近二十年來,對消費文化的研究,也逐漸從學術研究的邊緣進入到核心,受到歷史學與其它不同學科的關注,於是「消費文化」(consumer culture)成了眾學科中的重要名詞。
不過,「消費文化」和「消費」一詞同樣都有許多不同的面向與定義。經濟學的觀點認為消費即是因為人的欲望,有需要而購物。然而,消費並不只是滿足需求而已,文化人類學觀點下的消費文化,強調人類的欲望是受到文化的影響,物品消費的本身就是一種人際關係、社會義務。社會學者認為研究消費文化,與社會競爭、社會階級或社會階層、社會化以及身分地位等等因素息息相關。政治學的觀點主張高度市場化的消費文化,係為文化帝國主義或是具有文化霸權的統治階級所服務,作為宰制或操縱大眾文化的工具。 由此可知,消費文化的研究是一門非常複雜的領域,牽涉的因素與面向很廣。
對歷史家而言,消費文化與消費社會絕非只是20世紀晚期資本主義的產物,更應該從歷史中去找尋其源頭。西方史學界關於近代早期(early modern)的研究中,消費文化已成為一重要的研究領域;同樣地,明清史學界對消費的研究也正方興未艾。在進入本書主題之前,有必要釐清中、西史學界關於消費研究取向轉變的脈絡。
從生產的研究到消費的研究
何謂「消費」?現代人常將之視為有別於生產與投資的相對物,然而若要為「消費」一詞下定義的話,則牽涉甚廣,往往無法一言以蔽之。一般人的觀念中,消費通常接近「購買」的意義,也會想到「使用」與「服務」;除此之外,消費還可以分為維生的基本需求,以及享樂的其它花費,後者更常成為我們觀念中的消費定義。
20世紀以來當代生活的現代性(modernity)特徵之一,就是大眾消費的興起。正由於消費在當代社會經濟與文化生活中日益重要,並且具有顯著的影響作用,故而近二十年來,對消費文化的研究,也逐漸從學術研究的邊緣進入到核心,受到歷史學與其它不同學科的關注,於是「消費文化」(consumer culture)成了眾學科中的重要名詞。
不過,「消費文化」和「消費」一詞同樣都有許多不同的面向與定義。經濟學的觀點認為消費即是因為人的欲望,有需要而購物。然而,消費並不只是滿足需求而已,文化人類學觀點下的消費文化,強調人類的欲望是受到文化的影響,物品消費的本身就是一種人際關係、社會義務。社會學者認為研究消費文化,與社會競爭、社會階級或社會階層、社會化以及身分地位等等因素息息相關。政治學的觀點主張高度市場化的消費文化,係為文化帝國主義或是具有文化霸權的統治階級所服務,作為宰制或操縱大眾文化的工具。 由此可知,消費文化的研究是一門非常複雜的領域,牽涉的因素與面向很廣。
對歷史家而言,消費文化與消費社會絕非只是20世紀晚期資本主義的產物,更應該從歷史中去找尋其源頭。西方史學界關於近代早期(early modern)的研究中,消費文化已成為一重要的研究領域;同樣地,明清史學界對消費的研究也正方興未艾。在進入本書主題之前,有必要釐清中、西史學界關於消費研究取向轉變的脈絡。
內容連載
第一節明清消費文化研究的興起
中國大陸的明清史學界從1950年代開始流行「資本主義萌芽」的討論,但是在「資本主義」的概念和理論並不清晰的狀況之下,出現五花八門的「萌芽論」。在研究上有幾個大方向,一是側重在明清商業擴展與商品化的現象,藉以證明國內市場的形成,標誌著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另一方面側重「封建」生產關係的鬆弛和衰落,而有新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發展,尤其是雇傭勞動關係的出現;還有學者研究明末清初「啟蒙思想」的出現,認為這是資本主義萌芽;也有學者研究明清江南城鎮中「市民階級」的形成,當作資本主義萌芽等等。這些研究在本質上是把生產關係當作資本主義形成的要件,無意識地成為了「唯生產關係」論者。在這類研究中,生產力實際上並沒有太大的地位。隨著80年代改革開放的影響,學界才開始轉而重視生產力。西方學界在1980年代有一批研究「近代早期」(earlymodern)的學者,也開始強調明清經濟的大規模商品化。然而以上的這些研究模式,無論是側重交換的市場與商品化,或是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仍然都是站在供給的一方面,而忽略了需求面的研究,也就是消費方面的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時期研究明清社會經濟史的學者,有兩位專家已意識到消費面的重要性。他們就是在大陸的傅衣凌和在美國的楊聯陞,兩位先生幾乎是在同時都注意到明人陸楫(1515-1552)有關奢侈的言論。前者認為陸楫的言論主張奢侈可以助長社會經濟的發達,反映出「啟蒙思想的特點」,「和當時資本主義生產萌芽的歷史條件相適應。」後者認為陸楫的言論提出鼓勵奢侈消費的主張,可以說是最接近「經濟分析」的方式。
中國大陸的明清史學界從1950年代開始流行「資本主義萌芽」的討論,但是在「資本主義」的概念和理論並不清晰的狀況之下,出現五花八門的「萌芽論」。在研究上有幾個大方向,一是側重在明清商業擴展與商品化的現象,藉以證明國內市場的形成,標誌著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另一方面側重「封建」生產關係的鬆弛和衰落,而有新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發展,尤其是雇傭勞動關係的出現;還有學者研究明末清初「啟蒙思想」的出現,認為這是資本主義萌芽;也有學者研究明清江南城鎮中「市民階級」的形成,當作資本主義萌芽等等。這些研究在本質上是把生產關係當作資本主義形成的要件,無意識地成為了「唯生產關係」論者。在這類研究中,生產力實際上並沒有太大的地位。隨著80年代改革開放的影響,學界才開始轉而重視生產力。西方學界在1980年代有一批研究「近代早期」(earlymodern)的學者,也開始強調明清經濟的大規模商品化。然而以上的這些研究模式,無論是側重交換的市場與商品化,或是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仍然都是站在供給的一方面,而忽略了需求面的研究,也就是消費方面的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時期研究明清社會經濟史的學者,有兩位專家已意識到消費面的重要性。他們就是在大陸的傅衣凌和在美國的楊聯陞,兩位先生幾乎是在同時都注意到明人陸楫(1515-1552)有關奢侈的言論。前者認為陸楫的言論主張奢侈可以助長社會經濟的發達,反映出「啟蒙思想的特點」,「和當時資本主義生產萌芽的歷史條件相適應。」後者認為陸楫的言論提出鼓勵奢侈消費的主張,可以說是最接近「經濟分析」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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