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走向街頭的年輕人,正是我的世代。
時代是那樣絕情,唯一能夠信任的,是我蒼涼的靈魂。
生存在畸形的年代,無法避開畸形權力的氾濫。
美麗島之後,隔著海洋瞭望台灣,戰後新世代巍然站起。
在洛杉磯三年多的歲月,赤裸裸的政治事件,讓浪漫主義者為了生存,生命之旅完全改變航線──
他借由書寫這救贖的過程,跨過人格重塑的一道閘門。
威權掌控者可以囚禁美麗島人士,卻關不住年輕世代的激進思考。
而新生代的視野與氣度,也與前十年的黨外運動有了區隔。
這趟回鄉的旅程注定孤寂,荒涼,苦澀,
但無論多麼艱難,都必須單獨走下去。
接續《革命與詩》後,陳芳明另一抒情之作《深淵與火》,
在最苦悶的時刻裡,終結流亡,不再缺席。
本書特色
‧以文學形來過濾記憶,海外十年的深刻體認
‧從海外黑名單談起,找到回鄉之路
‧繼《革命與詩》之後,陳芳明另一抒情散文之作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陳芳明
一九四七年出生於高雄。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現為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講座教授。著作等身,包括散文集《風中蘆葦》、《夢的終點》、《時間長巷》、《掌中地圖》、《昨夜雪深幾許》、《晚天未晚》、《革命與詩》;詩評集《詩和現實》、《美與殉美》;文學評論集《晚秋夜讀》、《鞭傷之島》、《典範的追求》、《危樓夜讀》、《深山夜讀》、《孤夜獨書》、《楓香夜讀》、《星遲夜讀》、《晚秋夜讀》,以及學術研究《探索台灣史觀》、《左翼台灣:殖民地文學運動史論》、《殖民地台灣:左翼政治運動史論》、《後殖民台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殖民地摩登:現代性與台灣史觀》、《台灣新文學史》,傳記《謝雪紅評傳》等書,為台灣文學批評學者的研究典範。獲二○一六台灣文學金典獎。
陳芳明
一九四七年出生於高雄。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現為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講座教授。著作等身,包括散文集《風中蘆葦》、《夢的終點》、《時間長巷》、《掌中地圖》、《昨夜雪深幾許》、《晚天未晚》、《革命與詩》;詩評集《詩和現實》、《美與殉美》;文學評論集《晚秋夜讀》、《鞭傷之島》、《典範的追求》、《危樓夜讀》、《深山夜讀》、《孤夜獨書》、《楓香夜讀》、《星遲夜讀》、《晚秋夜讀》,以及學術研究《探索台灣史觀》、《左翼台灣:殖民地文學運動史論》、《殖民地台灣:左翼政治運動史論》、《後殖民台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殖民地摩登:現代性與台灣史觀》、《台灣新文學史》,傳記《謝雪紅評傳》等書,為台灣文學批評學者的研究典範。獲二○一六台灣文學金典獎。
目錄
自序
在一切被吞噬之前
牢門打開時
極冷與極熱
告別洛杉磯
豔陽照在柏克萊
紐約.一九八五
城市之光
雨落在唐人街
回歸讀詩的歲月
在左翼的歷史記憶裡
旅行到遙遠仙台
東京人行道的銀杏
江南事件的陰影下
坐在後院楓樹下
卸下枷鎖的海島
沒有國籍的人
為歷史造像
史丹佛大學的教堂
哭泣的雨夜花
穿越歷史的門檻
眺望維多利亞海港
在陌生的歷史水域
與鄭南榕的相見
十五年後,鮭魚返鄉
悼亡之旅
在一切被吞噬之前
牢門打開時
極冷與極熱
告別洛杉磯
豔陽照在柏克萊
紐約.一九八五
城市之光
雨落在唐人街
回歸讀詩的歲月
在左翼的歷史記憶裡
旅行到遙遠仙台
東京人行道的銀杏
江南事件的陰影下
坐在後院楓樹下
卸下枷鎖的海島
沒有國籍的人
為歷史造像
史丹佛大學的教堂
哭泣的雨夜花
穿越歷史的門檻
眺望維多利亞海港
在陌生的歷史水域
與鄭南榕的相見
十五年後,鮭魚返鄉
悼亡之旅
序
序
在一切被吞噬之前
每次完成一篇回憶散文,就覺得自己更接近漂浪歲月的尾聲。我希望這系列的回憶可以得到安頓,然後不用再回頭再瞭望。只要回到浮沉的一九八○年代,總會覺得死神的羽翼俯臨在我眼前。那十年的移動速度,特別遲疑而緩慢,常常浮現絕望的時刻,總覺得自己註定在遠離家鄉的海岸老死,不可能再踏上海島的土壤。那種絕望,彷彿是判刑定讞的死囚,隻身承受萬劫不復的命運。每次想到,我可能會被掩埋在陌生的土地,真的很不甘心,我果然是遭到命運刻意遺棄的人嗎?
那時並不知道島上的邪惡政治體制,終於有一天會宣告終結。每次面對它的存在,看來是那樣碩大無朋,整個地球再也沒有什麼力量可以把它推倒吧。流亡許久之後,越來越絕望,只能蓄積滿腔的不滿,藉由憤怒的文字發洩出來。那段時期寫了那麼多政論文字,往往情緒高過理性。沒有那樣的書寫,恐怕我無法度過那些絕望的歲月。那些文字,只能存在於那段隔絕的時空。我並不覺得帶給我任何救贖,但是至少培養了我潛在的戰鬥意志。藉由那些文字,我終於與島上我的世代銜接起來。
一九八○年代,沿路充滿了魍魎魑魅的死亡陰影。從林家血案、陳文成命案、一直到鄭南榕自焚,我真實感覺了那是怎樣的殘酷時代。回望時,沿路都是血跡。如果面對這樣的殺戮,而我的魂魄沒有醒轉過來,便枉費我自己是屬於二二八事件的世代。那十年,改變了我後來的人生,也改變了我的國家認同,更改變了整個學術道路。那種激烈震盪,似乎只有後來親身經歷的九二一大地震差堪比擬。生命中最接近死亡的滋味,都是在那海外十年深刻體會。沉浸在記憶的書寫過程裡,有時不能不停頓下來。艱難時刻又在記憶裡浮現之際,似乎有一種循環迴旋的苦痛。
但是,我一定要寫出來,也要繼續寫下去。也許不能說那是一種救贖,而是希望藉由文字的淘洗,讓無法跨過的情緒得到安頓。那生死交錯的漫長十年,確實在靈魂底層烙下了太深的凹痕。已經沒有什麼可以使其撫平,但至少要留下紀錄,讓自己不斷去面對它,處理它,消化它。只有這樣,我才能獲得一個恰當位置,容許我旁觀自己的痛苦。我一直相信,政治再如何醜惡,都不能再以政治手腕來解決。我曾經嘗試過,甚至後來回國後又再次參加政治,事實證明那完全不可能挽回自己,而且還失去更多。
終於決心以文學形式來過濾記憶時,我已經回到學界長達十餘年了。其實中間也以短篇散文書寫過,卻還是覺得不夠完整。在短篇散文裡,我以濃縮方式貼近過去所發生的煎熬,才隱約感覺有一種洗滌。文學的力量有多大?那是我無法確認的。記憶從來不是照相術,不可能如實印刷出來。但是以跳躍的敘述紀錄從前,往往帶來某種程度的昇華。在記憶一息尚存之際,我就緊緊掌握。那些可憎的、可怕的歷程,變成靜靜的文字羅列眼前時,我更加確認那些日子不再倒流。
曾經有學生在課堂上提問,如果可以再一次回到一九八○年代,面對同樣事件的發生,可不可能又縱身投入?我毫不遲疑回答,當然還是會選擇介入。畢竟我所抱持的人權關懷,至今仍然堅持著。那是我作為一個知識份子的自我要求,尤其面對暮年的日益逼近,我更加覺得無悔。正是因為有過那些參與,才讓我對台灣歷史、文學與政治的判斷,可以更貼近一點。而且那樣的介入,也更豐富了我的生命、我的靈魂。我沒有錯每一個歷史轉折,甚至也沒有選擇退卻。
陷入政治運動的漩渦時期,我常常想起想起尼采說過的話:「與怪物戰鬥的人,應當小心自己不要成為怪物。當你長久注視著深淵,深淵也在注視你。」我很明白,政治場域就是一個無底洞,只有越陷越深。我是政治的受害者,但絕對不能使用政治來進行回報。而我相信,這個世界應該還存在著其他救贖的方式吧。那年,千里跋涉回到自己的土地,其實是為了尋找未來的精神出口。如果沒有決心回來,遠方海洋的浪潮就很有可能吞噬了我。
這冊回憶散文的時間歷程,始於一九八○年代中期,美麗島受難人逐漸分批出獄;終於一九八九年,自己以黑名單身分回到台灣。那段歲月,時間的速度極其緩慢,近乎凌遲,好像有一隻蟲在身體內的什麼地方咬嚙。只有訴諸書寫,把那段時期的每一個轉折都記錄下來,才有可能驅趕肉體深處的那隻蟲。兩年前,完成了《革命與詩》時,生命裡的每一個波瀾與轉折都浮現出來。那是我前所未有的一次攬鏡自照,在時間歷程上是一種追尋,在心靈探索上是一種挖掘。如今終於又完成第二冊,更清楚看見了旅途上的多少驚險。我終於回來海島的土地,也終於回到自己所耽溺的文學與學術。我注視著深淵,卻又免於被吞噬。剩下來的,便是我的餘生。我的流亡歲月完全過去了,而我還要繼續自我焚燒下去,直到片甲不留。
二○一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舊金山
在一切被吞噬之前
每次完成一篇回憶散文,就覺得自己更接近漂浪歲月的尾聲。我希望這系列的回憶可以得到安頓,然後不用再回頭再瞭望。只要回到浮沉的一九八○年代,總會覺得死神的羽翼俯臨在我眼前。那十年的移動速度,特別遲疑而緩慢,常常浮現絕望的時刻,總覺得自己註定在遠離家鄉的海岸老死,不可能再踏上海島的土壤。那種絕望,彷彿是判刑定讞的死囚,隻身承受萬劫不復的命運。每次想到,我可能會被掩埋在陌生的土地,真的很不甘心,我果然是遭到命運刻意遺棄的人嗎?
那時並不知道島上的邪惡政治體制,終於有一天會宣告終結。每次面對它的存在,看來是那樣碩大無朋,整個地球再也沒有什麼力量可以把它推倒吧。流亡許久之後,越來越絕望,只能蓄積滿腔的不滿,藉由憤怒的文字發洩出來。那段時期寫了那麼多政論文字,往往情緒高過理性。沒有那樣的書寫,恐怕我無法度過那些絕望的歲月。那些文字,只能存在於那段隔絕的時空。我並不覺得帶給我任何救贖,但是至少培養了我潛在的戰鬥意志。藉由那些文字,我終於與島上我的世代銜接起來。
一九八○年代,沿路充滿了魍魎魑魅的死亡陰影。從林家血案、陳文成命案、一直到鄭南榕自焚,我真實感覺了那是怎樣的殘酷時代。回望時,沿路都是血跡。如果面對這樣的殺戮,而我的魂魄沒有醒轉過來,便枉費我自己是屬於二二八事件的世代。那十年,改變了我後來的人生,也改變了我的國家認同,更改變了整個學術道路。那種激烈震盪,似乎只有後來親身經歷的九二一大地震差堪比擬。生命中最接近死亡的滋味,都是在那海外十年深刻體會。沉浸在記憶的書寫過程裡,有時不能不停頓下來。艱難時刻又在記憶裡浮現之際,似乎有一種循環迴旋的苦痛。
但是,我一定要寫出來,也要繼續寫下去。也許不能說那是一種救贖,而是希望藉由文字的淘洗,讓無法跨過的情緒得到安頓。那生死交錯的漫長十年,確實在靈魂底層烙下了太深的凹痕。已經沒有什麼可以使其撫平,但至少要留下紀錄,讓自己不斷去面對它,處理它,消化它。只有這樣,我才能獲得一個恰當位置,容許我旁觀自己的痛苦。我一直相信,政治再如何醜惡,都不能再以政治手腕來解決。我曾經嘗試過,甚至後來回國後又再次參加政治,事實證明那完全不可能挽回自己,而且還失去更多。
終於決心以文學形式來過濾記憶時,我已經回到學界長達十餘年了。其實中間也以短篇散文書寫過,卻還是覺得不夠完整。在短篇散文裡,我以濃縮方式貼近過去所發生的煎熬,才隱約感覺有一種洗滌。文學的力量有多大?那是我無法確認的。記憶從來不是照相術,不可能如實印刷出來。但是以跳躍的敘述紀錄從前,往往帶來某種程度的昇華。在記憶一息尚存之際,我就緊緊掌握。那些可憎的、可怕的歷程,變成靜靜的文字羅列眼前時,我更加確認那些日子不再倒流。
曾經有學生在課堂上提問,如果可以再一次回到一九八○年代,面對同樣事件的發生,可不可能又縱身投入?我毫不遲疑回答,當然還是會選擇介入。畢竟我所抱持的人權關懷,至今仍然堅持著。那是我作為一個知識份子的自我要求,尤其面對暮年的日益逼近,我更加覺得無悔。正是因為有過那些參與,才讓我對台灣歷史、文學與政治的判斷,可以更貼近一點。而且那樣的介入,也更豐富了我的生命、我的靈魂。我沒有錯每一個歷史轉折,甚至也沒有選擇退卻。
陷入政治運動的漩渦時期,我常常想起想起尼采說過的話:「與怪物戰鬥的人,應當小心自己不要成為怪物。當你長久注視著深淵,深淵也在注視你。」我很明白,政治場域就是一個無底洞,只有越陷越深。我是政治的受害者,但絕對不能使用政治來進行回報。而我相信,這個世界應該還存在著其他救贖的方式吧。那年,千里跋涉回到自己的土地,其實是為了尋找未來的精神出口。如果沒有決心回來,遠方海洋的浪潮就很有可能吞噬了我。
這冊回憶散文的時間歷程,始於一九八○年代中期,美麗島受難人逐漸分批出獄;終於一九八九年,自己以黑名單身分回到台灣。那段歲月,時間的速度極其緩慢,近乎凌遲,好像有一隻蟲在身體內的什麼地方咬嚙。只有訴諸書寫,把那段時期的每一個轉折都記錄下來,才有可能驅趕肉體深處的那隻蟲。兩年前,完成了《革命與詩》時,生命裡的每一個波瀾與轉折都浮現出來。那是我前所未有的一次攬鏡自照,在時間歷程上是一種追尋,在心靈探索上是一種挖掘。如今終於又完成第二冊,更清楚看見了旅途上的多少驚險。我終於回來海島的土地,也終於回到自己所耽溺的文學與學術。我注視著深淵,卻又免於被吞噬。剩下來的,便是我的餘生。我的流亡歲月完全過去了,而我還要繼續自我焚燒下去,直到片甲不留。
二○一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舊金山
內容連載
牢門打開時
1
春天來時,洛杉磯又回到燦爛的季節。行道樹變得更綠,路邊人家的前院花圃也盛放著豔麗花朵。加州罌粟花(California poppy)開在矮矮的圍籬周邊,燦爛地反射著豔陽光線。編輯部辦公室後面的酪梨樹(avocado),已是果實纍纍。那是加州特有的產物,在西雅圖未曾見過如此碩大的果物。微風襲來,夾帶著南國的悶熱。枝葉徐徐搖晃,唯獨那果實不動如山。那天下午到達辦公室,發現艾琳達正在攀爬枝幹之間。常常來辦公室協助的艾琳達,從聖地牙哥北上夜宿在辦公室。她大概是我所見過,使用流利中國話的洋人。她那時是史丹佛大學社會學系的博士候選人,正在從事台灣女工的研究。她到台灣去便是實地考察台灣工廠女性工人的處境。她深深信奉馬克思主義,每次發言時都堅持鮮明的階級立場。艾琳達的生活模式,也是左派人士的典型。她常常在辦公室指控許信良是機會主義者,往往左右搖擺,喪失了革命的原則。
我曾經與她吵過一架,那是一九八一年的聖誕夜。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忙著趕工,希望把編好的報紙版型送到印刷廠,第二天就可以擁有從容的聖誕節假期。每個人的心情都緊繃著,無意之間我與艾琳達有了口角衝突。如今已經忘記到底在爭論什麼,只覺得那晚的心情非常不愉快。工作快要結束時,我非常掙扎,到底要不要在離開前跟她說聖誕快樂。內心矛盾許久,卻說不出口。全部的工作完畢時,艾琳達向我走來。手上拿著一條小小的被子,她說,這是我自己縫製的quilt(拼布),送給你的孩子做聖誕禮物。那條小被子手工很細,是由零碎、顏色不一的小布片縫製而成。她一定耗費不少時間,一片一片銜接起來。就在那個時刻,我感到非常慚愧。這也是我第一次領教了洋人的生活態度,縱然兩人發生激烈辯論,卻不影響個人情緒。反而是我在開口之前,陷入了天人交戰的困境。
1
春天來時,洛杉磯又回到燦爛的季節。行道樹變得更綠,路邊人家的前院花圃也盛放著豔麗花朵。加州罌粟花(California poppy)開在矮矮的圍籬周邊,燦爛地反射著豔陽光線。編輯部辦公室後面的酪梨樹(avocado),已是果實纍纍。那是加州特有的產物,在西雅圖未曾見過如此碩大的果物。微風襲來,夾帶著南國的悶熱。枝葉徐徐搖晃,唯獨那果實不動如山。那天下午到達辦公室,發現艾琳達正在攀爬枝幹之間。常常來辦公室協助的艾琳達,從聖地牙哥北上夜宿在辦公室。她大概是我所見過,使用流利中國話的洋人。她那時是史丹佛大學社會學系的博士候選人,正在從事台灣女工的研究。她到台灣去便是實地考察台灣工廠女性工人的處境。她深深信奉馬克思主義,每次發言時都堅持鮮明的階級立場。艾琳達的生活模式,也是左派人士的典型。她常常在辦公室指控許信良是機會主義者,往往左右搖擺,喪失了革命的原則。
我曾經與她吵過一架,那是一九八一年的聖誕夜。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忙著趕工,希望把編好的報紙版型送到印刷廠,第二天就可以擁有從容的聖誕節假期。每個人的心情都緊繃著,無意之間我與艾琳達有了口角衝突。如今已經忘記到底在爭論什麼,只覺得那晚的心情非常不愉快。工作快要結束時,我非常掙扎,到底要不要在離開前跟她說聖誕快樂。內心矛盾許久,卻說不出口。全部的工作完畢時,艾琳達向我走來。手上拿著一條小小的被子,她說,這是我自己縫製的quilt(拼布),送給你的孩子做聖誕禮物。那條小被子手工很細,是由零碎、顏色不一的小布片縫製而成。她一定耗費不少時間,一片一片銜接起來。就在那個時刻,我感到非常慚愧。這也是我第一次領教了洋人的生活態度,縱然兩人發生激烈辯論,卻不影響個人情緒。反而是我在開口之前,陷入了天人交戰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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