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覺、性別與權力：從劉吶鷗、穆時英到張愛玲的小說想像

　　小說作為現代中國人想像、敘述「中國」的開端，由梁啟超提倡「新小說」起，經歷了過百年的變化。不論在形式或內容上，小說的種種改變均與現代中國社會各方面的變化息息相關。王德威在一九九三年提出關注「想像中國」的議題，思考國人怎樣通過小說這種敘事模式去想像中國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在《視覺、性別與權力：從劉吶鷗、穆時英到張愛玲的小說想像》一書中，作者梁慕靈以「視覺性」的角度，審視小說另一種想像中國的方法，目的在於重現當時在殖民地台灣和半殖民地上海中成長的新一代作家，他們「想像中國」的「新」角度，並重點分析劉吶鷗、穆時英和張愛玲的小說，觀察這些小說怎樣以「視覺」的方式來想像中國，這種方式又如何反映和形塑中國的現代經驗。

　　三○年代興起於上海的新感覺派當中，劉吶鷗和穆時英的小說具有強烈的視覺化表述特徵。這種小說表述模式並不是完全由中國本土文化場域所孕育，而是劉吶鷗這位台灣人經過迂迴的路線引入。這種新的小說表述模式帶來了新的想像方法，原因在於它是經由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到本土化的複雜過程而生成。《視覺、性別與權力》探討穆時英和張愛玲怎樣改造和「模擬」「殖民者凝視」，表現出新一代對「現代」中國的想像。梁慕靈認為劉吶鷗、穆時英和張愛玲三位作家的「模擬」策略，由於時代和位置的不同而顯出差異，但是這種「模擬」並不是純粹的複製，而是一種再創造，顯示的是有別於主流的「另一種」想像中國的方法。本書關注上述三位作家在小說、電影、理論和翻譯方面如何展露一種新的想像模式，他們為中國現代文學場域引入並創造了「另一種」的想像中國的方法，顯示了中國現代小說在現實主義的陳述模式和浪漫主義的抒情模式以外，尚有其他方式去構想和建築現代中國。

　　《視覺、性別與權力》輯一以翻譯和視覺性的角度討論劉吶鷗、穆時英和張愛玲三位作家的小說創作。第二章首先探討曾經歷日治時期的臺灣作家劉吶鷗，其富有殖民地色彩的成長背景，使這位臺灣作家的作品具備多元現代性的特質，包含了歐洲、日本、臺灣和中國大陸的語言和文化特徵。第三章討論中國三○年代興起於上海的新感覺派，當中劉吶鷗和穆時英的小說具有強烈的視覺化表述特徵。第四章討論了劉吶鷗、穆時英和張愛玲的小說怎樣以「電影視覺化表述」去想像他們心目中的中國。第五章則探討中國三、四○年代興起的現代主義思潮，如何為中國現代文學場域引入了具有殖民主義文學特質的小說，當中的視覺意識在不同程度上影響了劉吶鷗、穆時英和張愛玲的小說。

　　輯二以張愛玲為研究焦點，從性別、視覺、離散及地域的角度討論張愛玲的作品具有怎樣的獨特性。第六章以記憶為題，探討在張愛玲整個小說創作生涯中，具有傳承經驗作用的「講故事」敘述模式的衰亡過程，以及這種模式衰落以後，張愛玲的小說如何轉化成「小說」模式的經過，從而思考當中記憶與歷史的關係。第七章探討張愛玲的電影劇作如何一方面採納通俗劇模式，另一方面卻以不同的「技巧」去逐步改變觀眾／讀者對這一模式的渴求。第八章關注張愛玲作品如何表現她心目中的香港。第九章以離散的角度討論張愛玲後期小說的風格。第十章則以離散及女性自傳體小說的角度，討論張愛玲後期作品的特色和意義。

作者簡介

梁慕靈

　　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副教授，創意藝術學部主任及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主任。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取得哲學博士、哲學碩士及榮譽文學士資格，亦取得香港大學學位教師證書。曾任恒生管理學院中文系助理教授及副系主任，兼任中國語言及文化研習所副所長。研究興趣為中國現當代文學、文化和電影理論及創意寫作教育，論文見於《清華學報》、《政大中文學報》、《中國現代文學》等學術期刊，並曾出版及編著《博物館的變與不變：香港和其他地區的經驗》及《數碼時代的中國人文學科研究》。同時喜愛文藝創作，曾得到《聯合文學》第16屆小說新人獎短篇小說首獎，作品散見香港和臺灣的文學雜誌和報章。

 

第六章 從「講故事」到「小說」──張愛玲小說中的記憶轉化
 
張愛玲的創作高峰期正值中國歷史的一段夾縫之中，由十九世紀末起不斷發展的啟蒙與革命的大敘述路線，在這段期間進占主流地位。代表著中國傳統社會的社群記憶，被來勢洶洶的歷史進程猛烈衝擊，中國傳統的「記憶的氛圍」不斷被稀釋，現代人日益與傳統社群脫離，傳統文化的延續性受到摧毀，這種情況於文學的表現上尤為明顯。與這種文學主流不同，張愛玲十分重視傳統記憶的承傳，並對這種記憶的失落深有體會：
 
個人即使等得及，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有一天我們的文明，不論是昇華還是浮華，都要成為過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涼」，那是因為思想背景裏有這惘惘的威脅。
 
這段文字中提及的「文明」，指千百年來人類經驗的累積，以往的生活智慧與感情成為現代人的記憶，讓人以此繼續生活下去。張愛玲所言的「破壞」，可以理解為這種經驗的迅速貶值──過往的人以血汗累積的生活經驗，本來是一代傳一代、極富價值的遺產，現在卻因時代迅速改變而變得毫無價值──這就造成現代人生活中記憶的氛圍越趨淡薄，亦出現與傳統以至世界分裂的意識。張愛玲當時身處於戰亂的時代，而經驗在戰爭中更是一無是處──在戰爭的破壞下，任何「文明」都有可能被摧毀至滅絕，故此張愛玲對人類將要失去「文明」感到有「惘惘的威脅」。面對這種情況，張愛玲選擇在小說中保留傳統敘述的方式──「講故事」，讓傳統記憶可以在這種敘述方式得到保留之後，得以繼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