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社會中的理性

「中央研究院講座系列」序（王汎森）
「中央研究院講座系列」序（黃進興）

編者緒論：查爾斯‧泰勒關於「另類現代性」的考察（蕭高彥）
第一講 西方民主的危機？
第二講 西方民主的危機？
第三講 單在理性

 

序

黃進興

　　中央研究院是我國最高之學術研究機關，負有指導及獎勵學術研究的任務。除了推選全國學術界成績卓著人士為中央研究院院士之外，本院實際組織則以數理科學、生命科學，以及人文社會科學三組，成立研究所及研究中心，延聘優秀學者，從事各領域最為尖端的原創性研究。

　　在學術研究之外，正如同世界的頂尖大學及研究機構，中央研究院也運用豐富的資源，發揮其獨特的學研角色，扮演學術界與社會大眾知識的橋梁。而「中央研究院講座」則是其中重要的一環，每年邀請全世界最頂尖的學者來院訪問，並發表演講，介紹其專精領域最新的研究成果及展望。

　　在人文社會科學方面，世界各國重要學者，除了深耕學術研究，往往也在各國的社會、政治、文化生活扮演極為重要的公共知識分子角色，甚至在關鍵的歷史時刻，形成民族風尚。他們的演講，往往運用學術理論於經世致用，如哲學家費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對德國民族的演講，或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關於學術及政治作為志業的演講，均為其中之著例。

　　2016年「中央研究院講座」來訪的查爾斯‧泰勒教授，多年來在倫理學、政治哲學，以及思想史方面的學術研究，躋身世界一流學者及思想家之列。他近年來關於世俗化的理論，在學界產生重要影響，個人在從事孔廟聖地的分析時，曾有所參照。我也把握了他訪問中研院史語所的機會，與他當面討論在跨文化的脈絡下，神聖性與世俗化對立的不同可能樣態。

　　多年前個人遠渡重洋到哈佛深造，當時校園內名師雲集，也常有世界級的學者到訪演講，百家齊鳴，交織成一部波瀾壯闊的交響曲。期望未來中研院講座所邀請的大師，能在造訪的當時，對我國學術界產生積極的助益。而陸續刊行「中央研究院講座系列」後，能讓年輕學子及社會大眾有機會了解人文社會科學的最新發展，並思考這些理論觀點如何與我們所處在地社會文化激盪出新的前瞻性思維。

編者緒論（節錄）

查爾斯‧泰勒關於「另類現代性」的考察

蕭高彥

　　2016年度「中央研究院講座」邀請到國際知名的哲學家查爾斯‧泰勒來台演說。泰勒教授是加拿大人，研究所時代負笈英國，在牛津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之後曾擔任牛津大學Chichele講座教授，並同時任教於蒙特婁的麥基爾大學。潛心學術研究之餘，泰勒教授極為關懷政治現實，並曾積極參與。在60年代，當他毅然放棄牛津大學講座教授，回到加拿大全職任教後，曾經代表新民主黨（New Democratic Party）四度參加眾議員的選舉。最為人所津津樂道的是在1965年的選舉中他輸給了當時的政壇新秀，也就是未來總理的皮耶‧杜魯道（Pierre Trudeau）。之後泰勒教授雖然沒有繼續參選，但仍持續積極參與魁北克關於語言政策的立法討論，將其政治哲學的思考落實於實踐領域。

　　泰勒教授的研究興趣非常廣泛，包含了認識論、倫理學、政治哲學，乃至思想史及歷史哲學。他勤於著述，著作等身，計有20餘本學術專書及500多篇學術論文。泰勒教授一以貫之的學術旨趣，在於探討人作為行動者（human agent）在社會及歷史行動中，所展現出獨特的思想及行動樣態，並且嘗試從哲學及思想史的角度，呈現這些人類豐富的歷史經驗。

　　泰勒教授在取得博士學位後，主要關注的焦點在於批判當時盛行的行為主義（behaviorism）。雖然在英國接受哲學訓練，但他很快地便脫離了分析哲學的主流陣營，並且運用歐陸詮釋學（hermeneutics）的傳統，主張人是創造意義的動物，必須通過每一個人有意義的行動所交織出主體際（intersubjective）的意義網絡，才能適當地理解。泰勒教授之後將構成此意義網絡的思想資源，稱為特定社群的「社會想像」（social imaginary）。這些社會想像，構成了人們在歷史中持續思考以及行動的脈絡，唯有深入理解詮釋這些資源，才能掌握人類行動的真義，畢竟這無法用外在行為的表徵加以機械式地解釋。

　　泰勒教授在70年代積極爬梳歐陸的思想史，特別是德國觀念論（German idealism）及浪漫主義（romanticism）傳統。他的巨著《黑格爾》是英語世界討論黑格爾哲學的分水嶺，讓歐陸以外的讀者，能夠從細緻的歷史背景分析，以及黑格爾理論系統化的兩個面向，掌握其思想之精義，擺脫二戰前後討論黑格爾與國家主義或極權主義關連的窠臼。

　　在思想史研究的基礎上，泰勒教授建構了其政治哲學的理論體系，其主軸在於探究「另類現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ies）的形成。他主張主流的現代性是由市場經濟，以及管理取向的官僚國家所構成，但這絕非如「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主張者的信念，認為這即足以窮盡現代性。對泰勒教授而言，現代性同時發展出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及民族（nation）或國民（people）的不同理念，並在主流現代性的框架下，嘗試追求克服社會趨同性帶來的同質化（homogenization）現象，以建構能尊重差異性的社會政治形態。

　　泰勒教授在這個時期的政治哲學論述中，批判早期羅爾斯（John Rawls）在《正義論》所展現出的康德主義面向，強調程序正義足以推動公平的社會。在這個議題上，泰勒教授和麥肯泰（Alasdair McIntyre）及沈岱爾（Michael Sandel）等思想家共同開啟了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的思想風潮，將黑格爾的觀念論及亞里斯多德的實踐哲學，提升為可與康德式普遍主義抗衡的思想資源，帶動了80年代末期政治哲學的重大變遷。同時，也使得羅爾斯從早期的康德主義取向，轉變為90年代以後主張「政治而非形上學」（political not metaphysical）的政治自由主義（political liberalism）。在這個時期，泰勒教授除了完成《自我的根源：現代認同的形成》這本學術巨著之外，他在多元文化論（multiculturalism）場域所提出的「承認政治論」（politics of recognition），以及他對加拿大法語社群作為獨特的文化群體所提出的民族主義辯護，都成為政治哲學界的討論主題。在90年代中期以來，泰勒教授關注現代社會中的宗教議題，並且對於宗教社群在世俗化的過程中所扮演（以及應當扮演）的角色，提出了與啟蒙思想完全不同的論述。

　　在兩次「中央研究院講座」中，泰勒教授分別探討了西方民主的危機，以及現代社會中的世俗主義兩個議題，綜合了他長期以來的政治思想及歷史哲學反思。在民主議題方面，他指出民主作為「人民主治」的政治形態，其中的「人民」一詞，從希臘以來便具有廣義的全體人民，以及狹義的非菁英之人民兩種可能意涵。民主政府的正當性，廣義而言來自於全體人民，但狹義則意味著政治領袖需要得到平民的支持。泰勒教授強調，「人民」的歧義，在西方形成了一種辯證發展的關係，從而產生了一種「目的式」（telic）的民主觀：在現存的社會中，仍有菁英及平民間權力的不平等，民主社會的目標則是克服此種社會不平等。換言之，民主是一個過程，應當不斷擴充「人民」的影響力，並包含更多的平民。然而，70年代以來的西方民主，因為不平等的持續滋長，導致了政治參與降低，以及對民主信念的流失。泰勒教授主張，唯有將民主重新理解為一種「目的式」過程，方能提升西方民主的正當性。

　　在第二講之中，泰勒教授區分西方民主社會處理宗教組織的兩種模式。其一為美國模式：在立憲以後，致力創造一個性質中立的聯邦政府，在不同的信仰團體中，尋找某些交疊共識，並且以此作為政治治理的基礎。另一則為法國模式：在法國大革命推翻舊制度之後，共和政府著重於控制組織龐大且長期具有壟斷地位的天主教會。這兩種不同的模式，也形成了西方自由民主社會中現代世俗主義的兩種樣態：前者重視公平而和諧的管理多元性，後者則極力將宗教維持在其特定領域中，不得越界。泰勒教授主張，在多元分歧的現代社會中，美國模式比較能實現包容性的政治治理。

　　泰勒教授事前已經提供兩份講稿紙本，但在實際演說前，都在會場旁的貴賓室，重新翻閱自己的講稿，潛心專注思考。演講時，他完全不依賴講稿、大綱或投影片，將其主要論點發揮得淋漓盡致，而且時間控制得極為完美，令人印象深刻。兩場講座都聚集了滿堂聽眾，在演講結束後，除了踴躍提問之外，更有許多學者及莘莘學子拿著泰勒教授的書籍請他簽名，或繼續討論。

　　在演講完畢後，經與泰勒教授溝通，他同意除了兩講之外，另外提供一篇他討論西方近代理性及道德秩序觀念發展史的稿件，作為其論述民主與世俗化問題的哲學及思想史的基礎，也就是本書的第三講。而在第二講與第三講手稿中，有小部分重複之處，則由編者重新編輯，以使兩講的主題能夠有所區別。本次講座之文稿有部分內容接近工作中的初稿（work in progress），並不容易翻譯。本書譯者蔣馥朵小姐付出了相當的時間與心力，編者謹致謝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