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謀殺一座城市：高房價、居民洗牌與爭取居住權的戰鬥

謝詞

引言

　　當我大學畢業回到紐約，我發現我自己同時屬於兩種族群：被驅逐的弱勢、以及驅逐別人的中上階層菁英。我在紐約西村(West Villag)長大。離著名的記者和社運者珍．雅各(Jane Jacobs)在1961年寫下城市鉅著-「美國偉大城市的生與死」的地方，只有幾街之遙。珍．雅各在四百頁的篇幅裡，探討著紐約西村的魅力從何而來- 那小而有變化的街道景觀，多樣化職業、階級與種族的居民、它文化上的多樣流派。珍．雅各認為，美國的每個城市都應該借鏡西村，藉由創造小店家而非大賣場，以小型街道取代大條馬路，鼓勵多樣尺度的公寓和住宅型態，而非大型的集合建案。  

　　但當我從大學回來，西村跟珍．雅各筆下自由平等的樂園已大不相同。過去我家至少每週會訂一次的中國菜外帶餐廳已經關門，取而代之的是銀行。我最喜歡的披薩小店變成了高級食品店，我哥哥高中打工的錄影帶店，變成每次只展售幾件昂貴單品的精品服飾店（那家店倒了以後，接著開了一家專賣精緻木製品的兒童玩具店）。離我父母家幾條街距離的克里斯多福街(Christopher Street)，曾經以同志氛圍全美著名，如今已成為一個昂貴的區域，警察巡邏，讓這個區域變得平淡無奇。周邊街廓原本中等人家的住屋，變成了高昂的房產。貝立克街（Bleecker Street）一度沿街都是古董小店，現在已經被像是Marc Jacobs、Michael Jors、Coach等連鎖品牌取代。

　　如今，這個充滿我兒時回憶的地方，樹立著與社區過去毫無淵源的財富象徵，在我父母家一條街之外，突然冒出由明星建築師理查邁爾(Richard Meier)設計的三棟玻璃大樓，高度遠超過旁邊的房屋。在我老家的對面，一個原本由藝術家經營的舊倉庫工作室，上面加建了一棟粉紅色的公寓，以一個有義大利風味的名字重新命名，2008年整修完上市時，每間公寓的售價高達兩千五百萬美金。

　　我父母住的大樓也不一樣了。每個月，都有一戶公寓又再改建。劇作家、藝術家、一般工作人士搬出去了，取而代之的是銀行家、經商者，對老住戶相當不友善。人們進出不再為彼此拉住大門，在電梯不再互相打招呼，我不再認識我們的鄰居，我開始對大樓裡經過的每個人面無表情，那種社區感──西村之所以讓我和父母覺得有家的感覺，這個地方五十年前啟發珍．雅各的魅力，已經消失了。

　　從1961年到今日發生了什麼事？或至少在1980年間，當我父母開始搬到這個社區，到現在之間？珍．雅各所描述的西村已不復存在，而新的西村看起來像是舊西村的遊樂園版，好多人都走了，因為付不起劇烈高漲的房租而搬遷，現在一個一般的單房公寓月租要四千美元。當在週間走在西村安靜、綠樹成蔭的街道，你至少會看到好幾個工地，工人正在把之前原本可供多個家庭居住的房屋，改建成巨大的豪宅。2014年九月，一個德州油業富家女將她一萬兩千平方呎、城堡般的連棟別墅，以四千兩百五十萬美金的天價，出售給一名匿名買主，這棟房屋就坐落在珍．雅各之前居所的不遠處。珍．雅各原本的小屋子，現在是一家房地產公司。西村也不再像以往那麼族裔多元了──現在有百分之九十的居民是白人。在居民族群多元性上，只比曼哈頓的上東區(Upper East Side)好一點。

　　對於像西村這樣的改變，紐約人一般會抱怨這樣的社區「不酷」了。但對珍．雅各來說，像西村這樣的地方不只是酷而已，它們是城市依賴政府少量的治理，就能自我運作達到平衡的明證。珍．雅各提出：這些小店家、吸引藝術家作家來居住的便宜租金、長短不一的街廓、混合使用的分區政策，讓西村的街道成為觀看人來人往的好地方，也讓社區成為一個鄰里系統。店家不只是經營者，他們也是無形的警力，幫助監看治安，確保單獨上學的孩子平安到達。一個友善行人的街廓不只是一個好走路的地方，它也代表創造一個陌生人能夠彼此互動，激盪想法、影響彼此的地方。多樣性的建築，包含高級華廈、舊出租房間，意味著一群多樣的人可以負擔得起這裡的租金，不會因為收入多寡、族裔背景而被區隔。

　　如果一度昭示著多元平等、身為最佳楷模的西村，如今變成全美最昂貴、紐約族群最不多元的社區，這如何預言了美國城市的未來？而那些被迫離開這個新的西村的人們，他們又到哪裡去呢？

　　當我決定搬回紐約時，我知道西村已經變得太昂貴無法居住，所以我到處找，很快我就發現，對於一個年輕記者來說，市中心曼哈頓的單人套房還是太貴，所以我開始往外圍的市鎮找，我先跟我的男友住在皇后區的艾斯托利亞(Astoria)一年，然後是布魯克林區的貝德福德－斯泰弗森特(Bedford–Stuyvesant)，然後是威廉斯堡(Wiilamsburg)和布希維克(Bushwick)。

　　在每個地方我都看出類似的事情在發生，只是現在我身處角色的另一方。同一個社區裡，看似有兩個世界在推擠──一組我和我朋友會去的商店、酒吧、餐廳，還有另外一組居住在當地的老居民會去的店。我看到我新鄰居臉上皺眉的表情，我想像他們的感覺，和我父母在西村看到新面孔時一定很像。

　　一開始這些變化看起來嶄新而奇怪，我們有辦法分辨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事物在改變，關係在緊張，但卻難以具體描述。往布魯克林區深處搬遷的白人朋友儘管略感不安，但卻也別無能力作其他選擇。我知道發生在紐約的事只是冰山一角，只要看看路邊街廓每年的變化你就能感覺到它無所不在。但這些事卻沒有言語可描述。漸漸地，當人們抱怨新紐約的改變時，有個字開始在報章雜誌、臉書貼文、酒吧閒談裡開始流傳：縉紳化(gentrification)。

　　到了2010年，每個人都聽過這個詞，沒有人有辦法精準的定義它，但這個字卻足以描述所發生的事：老居民搬走、在地文化消失、財富和白人開始湧入紐約社區。我看到的景象和聽到的一手、二手故事開始形成一個完整的畫面：朋友們離開紐約，搬到奧斯汀、費城或洛杉磯，社區裡倒閉的雜貨店和洗衣店，取而代之的銀行、搬入的新鄰居。在募款平台上人們尋找租屋的法律協助、租金協助，這都是縉紳化這個詞所描述的現象。

　　某種程度，我也是這個變化下的受害者，我長大的社區貴得讓我必須搬走，但我的處境也還算不錯，只要走過布希維克(Bushwick)和貝德－斯泰弗(Bed–Stuy)就知道，從一個街廓到另一個，看到那些在整建中老舊、殘破的公寓，窗戶封起來，前院插著售出的招牌，我知道這意味著老居民被逐出了。對紐約的窮人來說，縉紳化不只是一種社區特質無形的改變，而是他們所真切面對的迫遷、金權暴力、悠久在地文化的剷除。

　　但我所看到所有縉紳化的報導都關注於社區裡的新興事物──高級的披薩店、咖啡店、文青的潮店。就某方面來說這很合理，你很難報導一個空洞，一些已經消失的事物。報導新的比那些被移除的東西容易多了。但終歸來說，這就是縉紳化：一個在社區、城市、文化上的空洞。某方面來說，縉紳化像一個傷口，一個由流入城市的大量資本所引發破壞所造成的創傷。

　　如果我也在縉紳化的共犯結構下，我想要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當你認知到這個問題的廣泛，你會發現縉紳化不只是一個時尚或潮流。文青和雅痞比起被他們驅離的老居民有更多的財力，但個別的行動者沒有力量控制房屋市場，憑一己之力改變城市。住在布魯克林區喝有機咖啡的平面設計師跟來自舊金山喜歡喝發酵茶的多媒體藝術家並沒有同謀，縉紳化也無法由各別投資者行為來解釋：在紐奧良擁有五棟房子的房東跟底特律的公寓主並沒有彼此商量策略。縉紳化下有勝利者也有受害的一方，雙方都在同一場遊戲裡，儘管他們都不是遊戲的設計者。在美國各個經濟、人口和地理上差異甚大的城市──納什維爾、邁阿密、路易斯維爾、奧斯汀、克利夫蘭、費城、洛杉磯，都在經歷縉紳化過程，這並非巧合。

　　縉紳化不是由個人的行動造成，它立基於美國數十年來種族歧視房屋政策下的系統性暴力，否定有色族裔，特別是黑人跟美國白人一樣取得房屋、獲得同等財富地位的權利。如果不是因為根植的不平等，縉紳化無法發生，如果我們都是平等的，就不會有驅逐別人的菁英，也不會有被驅逐的弱勢，不會有壞人和受害者。我們關注於財富創造與擴張，更勝於人民福祉的政治系統（我稱此為新自由主義），也無可避免的導致了縉紳化。當聯邦政府對於房屋、交通、各種公共服務減少，美國城市被迫依賴本身稅收去負擔基礎服務，而當城市的稅基越高，就越容易支付這些服務，這意味著城市會積極的吸引有錢人來，將窮人推開（這是城市的財政缺口），後者似乎是許多城市近日偏好的方式。

　　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縉紳化的方式，但發生的過程都毫無例外，可以被準確預測，早在1979年，MIT都市研究的教授菲利普．克雷(Phillip Clay)就提出了縉紳化的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一些「先鋒者」搬進社區，開始置換原居民，之後引動更多人開始跟進。房地產公司、連鎖店等企業隨之看到商機，成為縉紳化主力。這些企業並非蓄意喧賓奪主，只是企業的財力較個人大多了，縉紳化無可避免的造成社區落入企業控制之手。最後的階段，在克雷的分析，力量完全由上而下，只剩有力的大財團和政商同盟才能改變已經縉紳化的地方。我想要提出在這些階段之前，有一個先期的階段，城市透過土地分區、免稅、城市行銷，將城市暴露在縉紳化的作用下。這個準備期一般很少被注意或被討論，因為它在縉紳化的事實被目睹前，歷經了長時間的醞釀。但要了解縉紳化，這個階段是很重要的。

　　在紐奧良，所謂的0期是卡崔娜颶風。這個城市利用颶風破壞貧窮和黑人社區的機會，吸引白人住民和投資來到城市。紐奧良的縉紳化發生早在卡崔娜之前，但颶風把情況帶向高峰，從2000到2010年間，在城市最時尚的濱水區(Bywater)，黑人人口已經減少了64％。我們無法確知這樣的變化有多少發生2005年卡崔娜之後，因為沒有颶風後直接的數據資料，但多數的專家同意主要的人口變化是在卡崔娜之後發生。在紐奧良，人口的改變已超過十年之久，也因此成為一個研究縉紳化的最佳起點：颶風和災後城市的改變，可以讓我們從頭到尾了解縉紳化的過程。

　　在底特律，0期發生在當2013年市政府宣布破產的時候時，這促使市政府在衰退的產業中另覓財源。底特律縮減對窮人的服務，花了上億去吸引具有財富的菁英。對於一個人口只剩下過往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城市，你也許不會認為縉紳化是什麼問題，但在底特律，城市卻以特異的方式正負消長，在市中心、中城(Midtown)、柯克城(Corktown)社區，由於財團投入鉅量的資金在基礎建設和房地產開發，看起來欣欣向榮，但城市的其他地區則岌岌可危。前三個地區的房租每年上漲10%，有些建築每平方英呎的租金高達兩美元，比幾年前的價格高了60％之多。

　　多數人認為紐約縉紳化的0期發生在1970-1980年間，當時城市因為產業縮減和白人移出，差點面臨破產。但實際上，紐約的政策制定者早在一百年前，就播下了一個富裕、重房地產開發、反工業紐約成形的種子。某種程度來說，這代表紐約的規劃者做得不錯，他們有先見之明，早在別人之前預見新的、消費主義至上的美國城市經濟潮流，為了確保取得領先，他們為金融和房地產資本進駐紐約鋪路。他們清除了城市舊的製造業，過去這些產業曾為窮人和中產階級的居民提供就業機會、負擔住宅。雖然有遠見的紐約規劃者有機會將城市改造得更平等，他們卻志不在此，有金融機構和房地產資本的撐腰，他們的目標擺明了是要豐厚贊助者的口袋。紐約超過數十年的縉紳化歷史已經帶了最糟的結果：房租高到除了最有錢的人以外，沒有人可以負擔。

　　舊金山則與眾不同──它沒有經歷重大的經濟危機，可以像其他三個城市那般可作為調整政策的藉口，它沒有那麼多老舊製造業要清除，以讓布爾喬亞式、消費主義的新經濟得以容身。相反的，蓬勃發展的高科技業湧進城市（透過政府的支持），快速的改變了周遭的一切。淘金熱似的經濟迫使舊金山快速而全面的縉紳化，舊金山灣區讓我們一窺縉紳化經濟的未來，了解當窮人在城市裡沒有容身之處時，他們應該怎麼辦。在灣區，答案是他們搬到郊區，面臨更稀少的工作機會、大眾交通、社區服務。在全美各地，特別是在紐約和舊金山灣區，郊區都因搬入的居民而人口增加，郊區人口的貧窮比例，幾十年來開始上升得跟內城一樣高，在2000年超過城市的貧窮人口比例。

　　縉紳化是上世紀後期席捲改變城市最重要的現象，但我們往往只是在細節層面去討論它。每個禮拜都有一些關於「下一個布魯克林」、「下一個威廉斯堡」的文章，「文青」(hipster)這個字成為描述城市重大改變的縮寫。2011年，「美國的文青化」登上了國家公共廣播頻道的頭條標題。紐約時報的T雜誌有一篇「布魯克林：一個時尚品牌」，詳細描述了世界各地「布魯克林化」的現象。紐約時報太過濫用這個布魯克林化的論述，編輯菲利普．柯伯(Philip B. Corbett)甚至在2010年懲處新聞室過度使用「文青」這個字，在2014年，禁止將「布魯克林化」隨意套用在各處。

　　有關於縉紳化的文青論述不算完全錯誤──年輕人搬進都市裡，開精品啤酒店、穿緊身瑜珈服，但這樣淺薄的描述卻造成誤導。當你只是透過報章雜誌來瞭解縉紳化，你會以為縉紳化是由千百個想要開咖啡廳、可愛的精品店、留八字鬍、買黑膠唱片的人所造成，由他們個人意願所加總。但這些是縉紳化的徵兆，不是成因。

　　地理學家尼爾．史密斯(Neil Smith)在他指標性的書籍「都市新邊界：縉紳化的復仇主義城市」(The New Urban Frontier: Gentrification and the Revanchist City)中寫道：「如果縉紳化可被文化和消費者偏好所解釋，我們或是假設個人偏好在全國或甚至國際間一致的發生，或是有外在條件強加，將個人的選擇偏好抹平。如果後者為真，那麼用消費者偏好來解釋縉紳化，就是不合理的。」換句話說，縉紳化不只是偶然或意外，縉紳化是一個重視資本需求（包括城市財務跟房地產利益）甚過人民需求的系統。

　　我們用個人層次來討論縉紳化，因為那是我們每日生活的經驗—房租神秘的上漲了，藝廊開門了，文青出現了。但在每個縉紳化的城市，總有一些不為人知的事件發生，先於這些街道景觀的改變。造成城市縉紳化的政策是在房地產大亨的辦公室和市政府的會議廳裡成形，咖啡店只是冰山一角。

　　如果我們希望逆轉這個過程—希望在城市改變的過程中，低收入的人能留下來，建造我們城市的勞工不用被迫遷移到城市的邊緣，推向交通不便、設施不足的地區，我們就必須瞭解實際發生了什麼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