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書於二○一六年夏天首度出版,在那之後發生了一些事件,其中有些對於該如何思考以及對抗民粹主義,能為我們提供更進一步的教訓及啟示。
如果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就職演說的作者,企圖為民粹主義教科書貢獻一個主要出處,我們不禁會下結論說,他或她很聰明地達成了這個目的。要是有人因為聽了這場演講,而覺得美國剛剛從一個外國政權被解放出來,也是可以被諒解的。這位總統宣告,在推翻占領華府、令人憎恨的外部「建制派」以後,人民再度統治國家了。
所有的民粹主義者都像川普一樣,要「人民」反抗腐敗、圖利自己的菁英,但不是每一個批評權勢者的人就是民粹主義者。真正能夠分辨民粹主義者的重點,也是本書的主要論點,在於——主張他(而且只有他)代表真正的人民。如同川普詳細解釋的,因為現在他控制了行政體系,因此人民就控制了政府。這暗指所有的反對派都是不合法的,如果你反對川普,就是反對人民。從前委瑞內拉總統烏戈•查維茲(Hugo
Chávez)、自行宣布不民主的匈牙利總理維克多•奧爾班(Viktor Orbán)和土耳其總統雷傑普•塔伊普•艾爾多安(Reccep Tayyip Erdoğan)等領導人身上,都可以看到這個極度威權的模式。川普讓全世界明白,他對民主所構成的危險有多大。
查維茲喜愛的口號是「人民與查維茲一起統治」(With Chávez the people
rule),但諷刺的是,這種人民與他們一個忠實的代表的表述方式意味著,民粹主義者最後不必承擔任何政治責任。川普假裝只是人民正統意志的主要執行者,艾爾多安在二○一六年夏天政變之後,計畫再次引進死刑,在回應所有的批評時,他用同樣的方式宣稱:「重要的是,我的人民說些什麼。」更別提他一開始要「他的人民」說些什麼,更不用管他仍然是人民聲音的唯一合法詮釋者。根據定義,不同意見就是不民主的。另外,「制衡」這種在民主裡完全正常的分權機制,只是實現人民意志的障礙。
一些自由主義者天真地希望,川普在某個時間點會明確發出訊息,企圖「統一」和「癒合」分裂的國家。選舉之後,川普在推特發送像是「我們將會統一,我們將會獲勝,獲勝,獲勝!」(We will unite and we will win, win,
win!)的訊息。在就職演說中,他訴求一個「統一」和「不可抵擋」的美國。實際上,所有民粹主義者都不斷談論「統一人民」,但永遠只是想統一人民的條件或其他因素。川普在五月一個很少被注意到的競選演說裡已經這麼措辭(本書於文後會再次引用):「唯一重要的是人民的統一,因為其他人不具有任何意義。」換句話說,如果從法律和道德觀點來看都是真正公民的人,對於人民應該如何統一,要是和民粹主義者沒有相同的願景,那麼他們作為屬於適當人民的身分,可能將會受到質疑。
每一個民粹主義者都會藉由提升與那些被認為不屬於「真正的美國人」、「真正的土耳其人」等人的衝突,來嘗試統一他的人民——那些唯一正統的人民。對民粹主義者來說,兩極分化不是問題,而是確保權力的工具,因此認為民粹政治人物遲早會「與另一邊的人打成一片」是極為天真的想法。對民粹主義者來說,衝突是好事,只要他們能夠一次又一次利用衝突(特別是持續的文化戰爭[culture
wars])來證明誰是「真正的人民」,以及他們有多強大。
然而,不是所有的新聞都是了無希望的,我相信在令人驚訝的二○一六年,我們已經學到一些重要且具有建設性的教訓。對很多人來說,本書分析的現象顯然只會越演越烈,畢竟,這些日子以來,我們每天實際上聽到和讀到的是一股民粹主義的「世界潮流」。然而,「反建制的情緒」是一股全球趨勢的看法,並不是對政治現實的一種中性描述。除了是一種骨牌理論(domino
theory)以外,民粹主義領導人物自己也一直在倡導。二○一七年一月,在德國科布倫茲舉辦的一場歐洲民粹主義者集會裡,瑪琳•勒龐 (Marine Le Pen)大聲疾呼:「二○一六年是安格魯—薩克遜世界覺醒的一年,我確定二○一七年會是歐洲大陸人民覺醒的一年。」奈傑爾•法拉奇 (Nigel
Farage)不滿足於骨牌的象徵比喻或者只是潮流,他說這是一場「海嘯」,並自由混用各種譬喻,讚美義大利選民拒絕總理馬泰奧•倫齊(Matteo Renzi)對歐洲發射「火箭砲」的憲政改革。
這些形形色色,也或多或少乏味的印象,讓人產生非常錯誤的觀念。法拉奇並不是靠他自己完成脫歐(Brexit)行動,要讓「離開」成為事實,需要保守黨的盟友,例如鮑里斯•強森(Boris Johnson)和麥可•戈夫(Michael
Gove),尤其是戈夫可能比其他人更重要。畢竟,強森被視為是有點怪異的人物,而戈夫在政府裡則是重量級的智囊(他曾任英國教育部部長和司法部長)。當戈夫說公民不應該信任專家的時候,是有某種意義的,畢竟,他本身就是個專家。然而,更重要的是,脫歐不只是被壓迫的人自發性的反建制感受所造成的後果;在英國保守黨中曾經是處於邊緣地位的「歐洲懷疑主義」(Euroscepticism),幾十年來已經被通俗小報和政治人物滋養長大,像是前英國首相大衛•卡麥隆(David
Cameron),他並不相信離開歐盟,但為了機會主義的原因,而不斷重複布魯塞爾有多麼糟糕的標準言論。
在大西洋的另一邊,這個論點一樣說得通。川普並不是因為身為外圍的第三政黨民粹運動候選人而勝選,法拉奇有強森和戈夫,川普則仰賴權威的共和黨人保佑,像是紐特•金瑞契(Newt Gingrich,另一個真正的保守派知識分子)、克里斯‧克里斯蒂(Chris Christie)和魯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沒錯,很多共和黨主要人物都反對這個房地產開發商的崛起,但是這個黨從來沒有聲明切斷與他的關係,而且政黨色彩依然是解釋這次選舉結果最重要的單一因素:九○%自我認同為共和黨的人投票給川普。在他們當中,有些人就像之前美國人投給由商人化身為國家拯救者的羅斯•佩羅(Ross
Perot,他的第三政黨候選人資格,幫助柯林頓在一九九二年勝選)一樣,也會把票投給川普,這樣說並不是奇怪的事。簡單說,沒有共和黨的話,川普就不會是今天的總統。
但是這個骨牌與潮流的印象,已經受到一個實證經驗的反例挑戰。在奧地利,大部分的人都預測極右派的民粹主義者諾伯特‧霍佛(Norbert Hofer)在二○一六年十一月的總統大選中會取勝,結果贏家卻是綠黨背景的政治人物亞歷山大‧范德貝倫(Alexander Van der
Bellen)。這個看起來似乎是這波民粹主義大趨勢裡曇花一現的事件,對整個西方世界來說,實際上是一個重要的經驗。很多保守的基督教民主黨人士明確站出來反對霍佛,特別是得到鄉村居民信任的當地市長與其他省級重量級人物,而來自維也納的綠黨領導人顯然無法把鄉村居民集結在一起。鄉村走向民粹主義,都市支持自由主義,這種分割在英國脫歐與川普選票中非常明顯,但這種分割並不是必然的。另外,范德貝倫競選時動員很多公民,去和平常不會見面的人打成一片,他們甚至還有如何與霍佛支持者進行建設性談話的傳單,例如,不要立刻指控他們是排外者或是法西斯主義者——民粹主義並不是無法抵擋。
因此,很重要的是,不要太過執著於民粹主義者和極端主義政黨。我們也必須注意其他的政治人物,特別是觀察保守派是否有合作的意願。我們也必須意識到,表面上是主流的保守派或是基督教民主黨,有時候會轉變成民粹主義者,因此打亂了「建制」和「反建制」之間清楚的區隔。匈牙利總理奧爾班的青年民主主義聯盟(Fidesz,按:簡稱青民盟)並非一直都是民粹主義政黨,二○一○年競選時,黨綱並不是以民粹主義為基礎。是到選舉之後,奧爾班才變成堅定的不自由主義者(illiberal),以及有系統地破壞匈牙利法治和民主的反歐盟領袖。同樣地,前波蘭總理雅洛斯拉夫•卡欽斯基(Jarosław
Kaczyński)的法律正義黨(Law and Justice party)在二○一五年秋天選舉時,呈現出的還是一個溫和的樣貌,只有在取得多數以後,才追隨奧爾班的路線,變成完全的民粹主義者。
很明顯的,如何面對民粹主義者並沒有萬能之計,也無法明白列出如何打敗民粹主義者的十個要點,而有讓你快速吸收的教戰手冊。但我們並不是完全毫無方向或毫無希望。鼓勵其他政治人物與民粹主義者對話,但是不要像個民粹主義者說話。注意潛在的保守派合作者,並試著勸阻他們不要與民粹主義者合作(當然,如果民粹主義者不再是民粹主義者,也就不再是反多元主義者,那麼在民主體制裡與他們合作,是完全正當的)。不要認為民粹主義的選民是「可悲之人」,而若無其事地忽略他們,就像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在二○一六年九月所做的一樣。與你平常可能不會遇見的人交談;如果你有好的理由相信他們是不正義的受害者,請催促你的政府以及/或者政黨矯正這種不正義的情事。
維也納,二○一七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