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一
上海的郭志坤先生是我的多年老友。在十幾年前世紀之交的時候，我同郭先生曾經有過一次非常愉快的合作，就是依照他的提議，共同編寫了一本通俗講述中國古代歷史的圖書，題為《中國古史尋證》，列入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名家與名編──世紀初的對話」叢書出版。當時沒有料到，這本書印行後博得相當不錯的反響，使郭先生和我都覺得所作的一番努力是值得的。以這件事為契機，郭志坤先生同我有不少次機會談起歷史學的通俗化問題。我們都認為，有必要組織編寫一套系統講說中國歷史，將學術界的豐碩成果推廣於大眾的圖書。郭先生精心擬出規劃，並很快約請到多位學養深厚的作者，形成老中青結合的團隊，投入了撰寫的工作，其成果便是現在這套「細講中國歷史叢書」。
「細講中國歷史叢書」從夏商周三代寫起，一直到最末的王朝清朝為止，全套共十二冊。這套叢書的編寫，貫穿了兩條原則：就書的性質和對象來說，是「面向大眾」；就書的體裁與風格而言，是「通俗化」。我認為郭志坤先生的這兩條提得好，也提得及時。
先說「面向大眾」。我近些年在不同場合屢次說過，歷史雖不能吃，也不能穿，似乎與國計民生渺不相關，實際卻是社會大眾的一種不可缺少的精神需求。我們每一個人，不管從事什麼職業，處於何種身份，都會自然而然地對歷史產生一定的興趣，這或許可以說是人的天性使然吧。一個人活在世界上，不但要認識現在，也必須回顧過去，這就涉及了歷史。我從哪裏來，又往哪裏去，是每個人都會意識到的問題，這也離不開歷史。人們不能只想到自己，還總會考慮到我們的國家和民族，這就更應該了解歷史。社會大眾需要歷史，歷史學者自當「面向大眾」。
抗日戰爭時期，歷史學前輩錢穆先生在西南聯大講授《國史大綱》，所撰講義一開頭便標舉：「當相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否則最多只算一有知識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識的國民。」歷史學者的工作任務，不應只限於自身觀察歷史、探索歷史，更有責任把所認識、所了解的歷史，原原本本地告訴廣大的社會大眾，使大家對歷史有應有的認識和必要的了解。
特別是在今天，當我們的國家、民族正在走向偉大復興之際，尤其有必要推動歷史學「面向大眾」。中國有五千多年的文明歷史，我們的先人創造了輝煌而且源遠流長的文化，對人類的發展進步做出過豐富卓越的貢獻。我們有義務把這樣的史實告訴社會大眾，提升大家建設祖國、走向世界的凝聚力和自信心，從而為今後人類的發展進步做出更多更新的貢獻，這應當成為歷史學者的襟懷和抱負。
再談「通俗化」。「面向大眾」與「通俗化」是結合在一起的，要想真正做到「面向大眾」，歷史著作就必須在語言和結構上力求「通俗化」。
說起「通俗化」，我聯想到我國「二十四史」之首《史記》的作者司馬遷。司馬遷是學究天人的大學者，是「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典範，然而他撰著歷史，引經據典，還是在通俗上下了很大功夫。比如他論述唐虞以來古史，自然離不開《尚書》，而他本人曾受學於《尚書》博士孔安國，親得古文《尚書》之學的傳授，然而他在引用《尚書》時，對於古奧費解的字詞，都採用意義相同的字來代替，這應該說是在「通俗化」方面的重要創意。另外，司馬遷還盡力將史事的敍述情節化，使之活現於讀者眼前，無愧於歷史家的大手筆。這都是後人需要學習的。
必須說明，「通俗化」並不意味着降低歷史學著作的學術水平。相反的，編寫「通俗化」的歷史作品，實際是對作者設立更高的要求，絕不是輕易就能夠做到的。在這裏，我還想附帶說一句，即使是專供學術界專業閱讀的論著，其實也應當（而且也能夠）寫得簡明流暢一些。不少著名的前輩學者，例如胡適、郭沫若、馮友蘭等先生，他們的著作不都是這樣的麼？
「細講中國歷史叢書」是「面向大眾」的，並且在「通俗化」方向上作了很大的努力。郭志坤先生還說過：「通俗，通俗，只有通，然後能俗。」這也很有道理。這十二冊書是一個整體，作者們在上下五千年的一個「通」字上花費了不少精力，對於內容的構架和文字作風也下了一番苦功夫，相信這套書的讀者都會體認到他們的用心。
李學勤
總序二
我和李學勤先生在討論歷史學的通俗普及問題的時候，很自然回憶起吳晗先生。20世紀50年代末，吳晗以史學界權威和北京市副市長的身份，向學界提出：「要求各方面的學者、專家也來寫一點通俗文章、通俗讀物，把知識普及給民眾。」吳晗不僅撰文提倡，向史學界遊說，還親自主編影響很大的「中國歷史小叢書」。這段回憶讓我們萌發了組織編纂「細講中國歷史叢書」的打算。
當我向李先生提交了編纂方案後，他認為，這對以史鑒今、以史資政、以史勵人是極有意義的事，很值得編纂。隨後，我們又把多年醞釀的編纂構想作了大致的概括：突破「階級鬥爭為綱」和「殘酷戰爭」描寫的局限，注重於階層、民族以及世界各國之間的友好交融和交流的記述；突破「惟帝王將相」和「否帝王將相」兩個極端的局限，注重於客觀反映領袖人物的歷史作用以及「厚生」、「民本」思想的弘揚；突破長期分裂歷史的局限，注重闡述統一始終是主流，分裂無論有多嚴重，最終都會重新走向統一；突破中原文化中心論的局限，注重全面介紹中華文化形成的多元性和影響力；突破歷朝官方（修史）文獻的局限，注重正、野史兼用，神話傳說等口述歷史與文物文獻並行；突破單一文字表述的局限，注重圖文並茂，以考古文物圖表佐證歷史。
「細講中國歷史叢書」的編纂重在創新、面向大眾和通俗化。李先生認為這一美好的願望和構想，要付諸實施並非容易的事。他特別強調要組織專業隊伍來撰寫，並提出「讓歷史走向民眾是史家們義不容辭的責任」。令我欣喜的是，精心撰寫這部「叢書」的作者本身就是教師。他們中有的是學殖精深、卓有建樹的史學名家，有的是常年立足於三尺講臺的傳道、授業、解惑者，有的還是以「滔滔以言」享譽學界的優秀教育工作者，其中多為年輕的歷史學博士。由這樣一個教師團隊來擔當編寫中國歷史讀物的重任，當得起，也信得過。
我們把編纂的原則性方案統一後，在同作者商議時遇上了某些疑慮：一是認為這類圖書沒有多大市場，二是認為通俗作品是小兒科，進不了學術專著之殿堂。經過一番調查分析後，我們取得了共識，一致認為，昨天的歷史是創造明天的嚮導，從中可以汲取最好的營養，好的歷史通俗讀物是很有市場的，因為青年讀者中普遍存在一種歷史飢餓感。本套「叢書」的作者深感，編寫中國歷史通俗讀物，歷史工作者最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和義不容辭的責任。一些旅外學者得悉我們在編纂這套「叢書」，認為這是很有價值的，也很及時。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歷史學博士張德文參加撰寫並專門來信期待我們早日推出這套叢書。信中說：「在知識大眾化、數字化的年代，歷史學者不應游離在這個歷史進程之外。個人電腦以及智能手機的普及，大大促進了微知識的渴求。在此背景下，歷史學者的通俗表述為微知識的傳播提供了必要的積澱和範本。」行文雖然不長，但一語中的，說清了普及歷史知識的重要性。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鄒逸麟教授、華東師大歷史系王家範教授等讀了「叢書」的文稿後還專門撰文評說，認為這既是一套通俗的、面向大眾的歷史讀物，又是一套嚴謹而富於科學精神的史著，對於廣大讀者學習和發揚中華民族的愛國傳統、學習和發揚中華民族的奮鬥精神，對於推動中華民族復興的中國夢早日實現很有作用。
這一切，讓我們得到莫大的鼓舞。作者在通俗方面作了極大的努力，他們中的不少人在寫作中進行了刻苦再學習。從史實的查證，到篇章的構架，再到文字的通俗易懂以及圖片的遴選，都花費了他們大量的時間和心血。叢書採用章節結構的敍史形式，目的在於從目錄中就一目了然書中的大概內容。中國歷史悠久，史料浩如煙海，讀史者歷來有「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從何讀起」之歎。講史時「以時間為綱」，即可以從紛繁中理出頭緒來，再輔之以「專題為目」，這樣在史料取捨上就更加突出主題、把握中心；細講中注重故事取勝，以真實的歷史故事吸引人、感動人、啟迪人。圖文並茂也是本叢書通俗化的一途。中國歷來重視「右文左圖」，以文注圖，以圖佐文。
通俗而雅，也是這套叢書的一大特色。雅者，正也。通俗不是低俗，亦不是庸俗，它是建立在科學和學術的基礎上而展開的。把應該讓讀者知道的歷史現象和歷史觀念用最淺顯明白的方式告訴讀者，這就是我們所需要並強調的通俗。本套叢書的學者們在撰寫時一是力求在語言上的通俗，二是着力於情節中的通俗，繼承和發展了太史公司馬遷那種「以訓詁代經文」的傳統，把詰屈聱牙的古文經典用活了。所以說，深入淺出的通俗化工作更是一種學術活動。
為了增加生動性、可讀性，作者儘量選擇對某些有意義的人和事加以細講，如對某些重大的出土文物的介紹評說，對懸而未解的疑問加以釋惑，對後人誤傳誤解的問題予以糾正，對某些典故加以分析，對某些神話傳說進行詮釋。在圖表上儘量做到隨文佐證。在每冊圖書之後增加附錄，旨在增強學術性和通俗性：附錄「大事記」，旨在對本段重大歷史事件有個大致了解；附錄「帝王世系表」，意在對本朝創業、守業和虛位之王的傳承有所知曉；附錄「主要參考書目」，目的在於提供進一步學習本段歷史的索引。
意願和努力是如此，最終的結果如何？誠望讀者鑒定。
郭志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