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以來，我對土耳其、俄國、日本等國家在西方衝擊下追求現代化的努力發生興趣，後來視野更擴展到西方本身，前後花了不少時間去梳理有關歷史，探索其成敗興衰轉折之由，為此斷斷續續發表多篇論文，又編成「現代化衝擊下的世界」翻譯叢書在1996年出版。這本集子就是將論文和叢書序言中的四篇編輯而成。它們篇幅不多，又散漫不成系統，但多少反映了我的用心所在，那就是通過歷史與文化來觀察各民族、國家追求社會、經濟、政治體制轉型所遭遇的問題和作出的反應。這是一個人文和宏觀的角度，它和注重數據、指標、微觀分析的社會學角度截然不同。後者在八十年代曾經風行一時，但我覺得它表面上客觀嚴謹，但從數字、圖表其實找不到深層原因，說明不了問題，所以就走上了完全不同的探索道路。這可以說是一個直覺的判斷和選擇。事後看來，這樣的選擇似乎也並不錯。例如，土耳其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成功和今日的困境，兩者顯然都不是可以從社會指標發現，而必須求之於「奧圖曼青年」、「土耳其青年」等新文化運動與傳統伊斯蘭文化兩者之間力量對比的轉移。又例如，中國和蘇聯在上世紀最後十年各自發生翻天覆地變化，其後各自走上完全不同道路，這強烈對比又豈是從它們在五十年代的工業基礎、科技水平、教育程度等指標所能夠預見或者解釋的呢？
當然，這都不過是後見之明而已。因此我們必須面對一個嚴肅問題，那就是為什麼要了解一個國家的現代化進程，文化歷史因素的探究比社會經濟狀況的分析更為重要？我們憑直覺所做出的判斷和選擇即使不錯，但那可能只是巧合或者僥倖而已。我們能夠為它提出可以論證的理由來嗎？這是個天大問題，也是現代化研究最根本的問題。我們未必能夠提出令人滿意的答案，但也不容不作此嘗試。
我們認為，要回答這問題必須先回答另一更根本問題，即現代化到底是什麼，它對於一個國家或者民族意味些什麼？後一個問題其實已經有許多人研究過了。在大家熟悉的中國近代史之中，現代化大抵可以分器物、制度、思想等三個逐步深入的層次，分別對應於洋務運動、維新運動與辛亥革命，以及新文化運動等三階段變革。如所周知，這三個變革都失敗了──或者應該說，它們表面上成功，卻都沒有能夠解決中國的基本問題，那就是如何團結內部，以抵禦外侮，以及發動更深入徹底的變革。後來這基本問題是分兩步解決的。首先，是通過國民黨建立黃埔軍校和領導北伐，而達到了中國的部分統一，並且為八年抗戰奠定基礎。然後，就是共產黨革命和新中國的建立。重要的是：這後兩步解決所代表，所反映的，是舊體制、舊文化的逐步消亡，和一個能夠適應現代世界的新體制、新文化之逐步建立。換言之，現代化所意味的，正好用我們討論土耳其變革歷程那兩篇論文的題目來概括：毀滅與新生。因此現代化不是禮數彬彬，揖讓進退，平和有序的交接，而是呼吸俄頃，
出生入死，是要經過天崩地裂，鳳凰涅槃，然後迎來浴火重生。
為什麼現代化必須酷烈激變，而不能夠循序漸進？其中道理其實是很清楚的，但必須從「現代化」之所以成為必要講起。自蒙古帝國混一歐亞以來，世界上的主要國家互動頻繁，它們能夠立足於世而沒有被征服、吞併，必然是因為已經發展出一套獨特和牢固的社會經濟政治軍事體制，而維繫這體制的，則是一套深入人心的宗教文化信仰與風俗習慣，此即其內在精神。體制與精神兩者互相依存，根深蒂固，形成整體──國之所以為國，就在於此。到十七世紀末，歐洲經過文藝復興的醞釀，遠航探險的大擴張，宗教改革與宗教戰爭的百年混亂，還有翻天覆地的軍事與科學革命，已經是脫胎換骨，以完全不同姿態、意識和實力來面對世界了。最先感到它巨大威脅的，自然就是周邊的俄羅斯和奧圖曼兩個帝國。它們在其後兩個世紀的現代化，說到底，無非就是要改變體制，以在軍事上能夠與先進的歐洲國家抗衡，以求生存。但在這兩個世紀間，它們不斷發現，單獨改變部分體制（例如軍事）是不可能徹底，因此不會成功的。這樣，就需要推動其他相關體制（例如教育），乃至整個體制（特別是政治）的改變。然而，那依然不可能成功，因為維繫整個體制的精神也同樣需要改變——
換言之，現代化所意味的，至終要牽涉到全國人民思想、習俗、好尚乃至倫理關係之根本改變，之全面更新。那不是天崩地裂，浴火重生是什麼？到了十九世紀，西方勢力及於遠東，中國和日本的遭遇和它們的反應，大致也是依循同一模式。王國維自沉昆明湖遺下家書說「經此世變，義無再辱」，陳寅恪的評論是：
「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鉅劫奇變，劫竟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盡，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正好道盡其中消息。葉慈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寫下「萬物崩析，核心凝聚無力， 離亂肆虐大地」的名句。1 在現代化過程中，傳統摧毀，社會解體，文化意識淪為一片荒原，許多人心理上面臨的混亂無力乃至絕望感，當亦如是吧！
倘若承認現代化不能夠僅僅止於社會經濟政治制度，而必須深入到維繫、鼓舞人心的文化精神層面，因此要牽涉人的存在基礎（ground of
being）之轉變，也就是其摧毀和重構，那麼很顯然，它就不是一個國家在這種轉變之前的社會經濟數量指標所能夠完全（或者大部分）決定的，而將取決於維繫人心的文化精神在上述近乎毀滅性打擊之下如何反應，如何自我更新。否則，倘若起點位置就能夠決定最終結果的話，那麼現代化本身不就是徒勞，不就是一場毫無意義的競賽嗎？從東亞眾多國家、地區在二十世紀下半的發展看來，超越西方國家發展步伐和程度的例子並不罕見，日本和新加坡就是其中最明顯的。所以，改變社會經濟狀況的基本動力是歷史、文化、宗教等不能夠量化的精神因素。現代化成功與否，成功到何種程度，是決定於這個整體動力，而不在於其社會經濟在某個時間點上的狀況——
那雖然不無影響，但長遠而言是次要的。我們選擇歷史文化作為研究現代化的主要視角，當初雖然只是出於直覺，但事後反思，理據當在於此。
這本集子所收的論文，有一半是探究歐洲本身的現代化，以及它與中國的比較。這反映了我們另外兩個觀點。首先，歐洲自文藝復興以來的連串劇烈變革，表面上看來好像順理成章，都是出於自發。其實，從根源上看，它們同樣是由外來衝擊，特別是伊斯蘭教徒自八世紀以來從地中海東、西、南三方面的長期進逼所引起。其次，大家所那麼欽羨，
那麼爭相稱道，認為是理性有秩序，不需要流血的光榮革命，底子裏其實也同樣是一場酷烈戰爭，是社會秩序和理念的翻天覆地大變革。統而言之，西方文明雖然有其獨特性，但它的變革軌跡與其他文明也不乏共通性，必須細心加以辨析，這是深入了解現代化過程所不能夠忽略的。
在上世紀，對於世界上絕大多數非西方國家而言，現代化亦即如何趕上西方是個共同關心的迫切大問題。但到了二十一世紀，在科技不斷加速丕變的影響下，世界又再次發生了之前所不能夠想像的鉅變。在今天，對於中日俄土乃至印度、巴西等國家而言，問題已非復追求現代化以求立足，而變為如何在全球化的新格局中，與歐美同時也在彼此之間相互競爭，以在未來逐漸融合為一的人類社會中力爭上游，發揮更大影響力。因此它們所面對的問題，和在上世紀所遭遇的那些，也完全不一樣了。所以，我很高興這個集子能夠在此時出版，它正好為我在這方面的工作個總結，是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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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ings fall apart; the center cannot hold / Mere anarchy is loosed upon the world”, in William Yates“, The Second Coming” (19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