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欣於汪洋——《獨帆之聲》推薦序
字和人、吊索和纜索，全都置身壓力之下。有些斷了、碎了、被丟棄了。其它的則留存下來——那些值得留在手邊使用。——羅伯特・麥克法倫，《故道》，頁一三九～一四〇
這裡說的，是一則就時間與空間上來說，都極其遙遠的故事。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日——也就是將近五十年前，這本書繁體中文版的大部分讀者尚未誕生之際——一艘孤伶伶飄蕩著的三體帆船，被航經身旁的巨型郵輪發現，船長鳴響巨大的汽笛，足以驚醒任何沉睡的生物，但小船上無人回應，它以兩節的速度，在水面上逕自載浮載沉，大船決定派出小艇前去查看，它發出的電報指出迷航帆船的座標位置：北緯三十三度十一分、西經四十度二十八分。多年後的此刻，我打開筆記型電腦瀏覽器，叫出Google
Maps，輸入座標數字，紅色大頭針釘在一片藍色裡，我縮小、縮小再縮小，終至在十三吋對角線的螢幕裡看清楚它的相關所在，那是大抵在北大西洋的正中央，距離北美洲、非洲與歐洲都差不多遠的地方，書上說這裡距離小船出發的地方英國約一千八百哩，距離它出發的時間，則已是八個多月後了。
一九七〇年，《獨帆之聲》於英國出版，兩位劍橋大學畢業的新聞記者，依據小船上遺留的航海日誌以及對相關當事人等的訪談，寫下這本耐人尋味的書，他們嘗試回答帆船主人唐諾・克羅赫斯特的去向與下落，一方面從海事地圖上重建出這艘孤帆的軌跡，一方面則從主人留下的日誌書寫，描摹出一位孤獨操帆者的心靈圖景。讀者慢慢地在閱讀的中途開始參與了密謀的建構，原來，唐諾始終沒有如大家所預期——或甚至如自己所預期地——參與了全程的「金球盃不靠岸單人環球航行賽」，他從無線電與支離破碎的船舶配備，明白自己無法穿越南太平洋的「咆哮四十度」，趕上他的競爭對手，於是他意圖在南大西洋就近漂流，待得時間迫近，便揚帆北上，作弊得勝。這期間他得竭盡才智，透過無線電的回報，讓英國的經紀人猜測他環繞地球的相關位置，點滴拼湊出一個靠譜的故事；還得小心翼翼不讓航道上的大船撞見，以防騙局被拆穿。但這個一開始自信勃勃的虛與委蛇故事，卻在茫然無邊際的大海裡航向了另一個結局，如同杜斯妥也夫斯基小說《罪與罰》中的殺人青年一樣：當他開始與法律展開貓捉老鼠的周旋之際，他發現自己良心的項圈，已牢牢地束緊在他的脖子上。
我從eBay的網站上找到一本一九七〇年版《獨帆之聲》，書名在書封的上部，佔據了一半的版面，用的是一種那個年代常見的黑體字型，英文字母的頂或尾端有削尖的修飾，柔化了黑體的古板氣息，我是在學生之音的黑膠唱片封套上，常常看到這樣的字型，連帶地，也將「桑尼與雪兒」（Sonny &
Cher）那樣的音樂旋律，想像在這個故事的背景裡。書封的下半，是這艘孤帆「廷茅斯電子號」的照片，那是一幅由居高臨下角度拍攝的側影，我注意到書中描述一開頭發現它的文字：「只升起了後帆」，和圖像中的主角一模一樣，猜測應該就是當時發現它的大船水手們所攝，它的前帆收攏著，帆繩結實地紮緊著，也確實透露著一種懸疑：失蹤的帆船手顯然不是被狂暴的風浪所捲走，而是被另一個命運給帶離了。相對地，為了因應《獨帆之聲》被改編成電影而出版的二〇一六年版本，則是非常當代的傳記書取向設計，整個封面是一張泛黃的唐諾・克羅赫斯特屹立於船首桅杆的照片，他頂上毛髮稀疏，微微發福的身材裝在Parka連帽式外套裡，透露他並非一位專業的水手，這確實也呼應了故事的主線。這幾年我確實非常喜歡這樣的小開本企鵝文庫大小的傳記，它柔軟卻又帶點韌性的封面在你撐開手指讀它的內頁時，隱隱與你抵抗著。
《獨帆之聲》當然是一齣悲劇，唐諾・克羅赫斯特和我們一樣，都是現代社會的一位標準型的小人物，他時而是「愛泡酒吧的吹牛大王」，有時也是「孤獨而專注的研究員」，他既是「軍官食堂中的靈魂人物」，也是「小鎮上志不得伸的知識分子」，但他因緣際會地捲入了一樁時代的事件，躋身媒體名流，走進了群眾的心理亢奮點，不對稱地承受了龐然壓力，終而招致命運的反噬，這個道德教誨簡單易得，讀者可自行咀嚼，於此不必多言。
值得多提一點的是《獨帆之聲》的寫作，兩位作者撰寫此書之時皆為初生之犢，他們都因是那場帆船賽的主辦方《週日泰晤士報》之記者，而捲入了這樁事件。藉由各種資料的考證、推敲、研究，他們不僅要重建事件的因果結構，還要揣度當事人的心靈狀態，而作出推論時，除了事事皆得要以掌握到的實體證據為本之外，尚且得保有好幾分悲天憫人的情懷，因為「敘事的真實」畢竟仍不等於「事實的真實」，情節的縫隙與裂脫都可能存在，敘事者應多般想像、推敲行動者的意圖，因而便有了文學性，這種徘徊於報導（植基於事實）與文學（虛構以彰顯情懷）之間的寫作類型，後來成為西方新聞學「調查報導」的重要實作技術，兩位作者尼可拉斯・托馬林與羅恩・霍爾藉著《獨帆之聲》開啟了他們事業的頭角，並分別成為行業裡的顯赫之士。
托馬林的父親是一位共產黨詩人，參與過西班牙內戰，自幼承襲這般波希米亞、博學多聞的家風，托馬林在劍橋三一學院期間便出任學生會的主席，並擔任著名研究生雜誌《格蘭塔》（Granta，一八八九年創刊，迄今仍聲勢鼎旺）的主編，一九五五年他與同為才女的克萊爾・托馬林（Claire
Tomalin）結婚，生下三女二男，但卻為彼此頻繁的外遇而飽受身心折磨，一九七三年十月以色列與埃及、敘利亞爆發贖罪日戰爭，一枚來自敘利亞的飛彈於戈蘭高地進行採訪的托馬林身旁炸開，這位文采卓然的四十二歲記者因此身亡，但他撰寫的一系列戰地調查報導被視為是「新新聞」（New Journalism）的代表作，二〇〇五年，英國新聞界刊物《報業公報》（Press Gazette）
選出「當代四十位新聞記者」，托馬林列名第三十五。
霍爾一直活到七十九歲（二〇一四年）才過世，他在劍橋學的是數學與統計，因此他是為了「精準」這個內在精神特質而進入新聞行業，一九六二年，他受《週日泰晤士報》總編輯邀請加入報社，負責創立日後聲譽卓著的調查報導專屬單位「洞見」（Insight），在他與後幾任主管的經營下，「洞見」成為調查報導的全球旗艦機構，影響了當代所有的報紙，包括美國本土的《波士頓環球報》（The Boston
Globe）與揭露水門案的《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對他來說，新聞寫作首重真實，其次才是寫作風格，但當他一旦坐上編輯台，卻又化身為渾然天成的風格者，在他出任《週日泰晤士報雜誌》的總編輯後，原本有望直取《週日泰晤士報》總座，無奈澳洲媒體大亨梅鐸（Rupert
Murdoch）買下《泰晤士報》集團，霍爾在一次對新老闆的抗命中被解職。雖然生命的最後十年都在與帕金森氏症搏鬥，但他備受倫敦新聞圈推崇，許多受他提攜過的後進之士，總愛訴說霍爾板著臉、吐著大口煙斗的核稿時光，每當一班年輕記者興奮地提報不嚴謹的故事，他的一句「狗屎！」，便有如醍醐灌頂。
托馬林與霍爾都成長於英國反文化運動鼎盛的六〇年代，在那個世代裡，青年人以一種「我想即我說亦即我所做」的「本真性」（authenticity）訴求，在各個領域挑戰著道貌岸然卻陽奉陰違的成人工商社會，強調「浸泡於事件中」、「文學比新聞更真實」的新新聞式調查報導寫作，其實與披頭四和滾石搖滾樂團的音樂一樣，都揭櫫著創作者的主體性，與十八世紀末歐洲的浪漫主義精神遙相呼應，托馬林的妻子克萊爾後來成為著作等身的傳記文學作家，以狄更斯、哈代、珍・奧斯丁與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亦即《科學怪人》作者瑪麗・雪萊之母，被視為英國女權運動先驅）的傳記開創了英國閱讀社群的新風潮，這些私人世界的點滴，說明了他／她們那一世代於自身的生命世界以及外在的創作世界中，某種顛沛流離但卻鬥志昂然的追索歷程，既是多麽地幻滅滄桑，卻又無比的深刻迷人。
而我也是這般確切地推理著：托馬林與霍爾在追索著他們生命意義的時刻，陰錯陽差地，進入了唐諾・克羅赫斯特以及廷茅斯電子號的故事，我也相信，身為英國人，他們對於一艘小型風帆飄蕩於滄茫大海的故事，內心世界便難以擁有任何抗拒力。一九四〇年敦克爾克大撤退行動中，英國政府徵召了八百五十艘各類民用船隻，在九天內將三十三萬八千名士官兵由歐陸運回本島，史家著眼於首相邱吉爾的果敢和勇氣，但我更注意的則是英倫三島孤懸於歐陸邊陲，於北海和大西洋風雨浪濤中所歷史化了的海洋民族情感與智慧，沒有這些常民的海洋技藝，從物理上看來柔弱的孤帆扁舟，怎能完成這麼巨大的任務？
面對海洋，人只能深覺羸弱且渺小，置身於海洋，人才真正領略孤獨，而且是時間與空間上都徹底荒遠的孤獨。海明威的《老人與海》故事主角當然是「老人」，但唯有讀者真地老了，才知道真正的故事重心在「海」：「老人總想著她是女性的。她可以給人很大的恩惠，也可以不給；假使她做出野蠻惡毒的事情，那是由於她無法控制著自己；月亮影響她，就如月亮影響女人一樣。」操縱著帆船的人都知道，透過船帆與舵柄，你不是取得海洋的協助，而是你得到了理解她的徑路，即使最平靜的海面，都有著最遠盪、最深邃的翻騰，也許，在日復一日的孤獨和與海的相看裡，業餘水手唐諾・克羅赫斯特明白了人世的欺罔終得有清澄之必要，像老水手一樣，他沒有繫上船後索便往後游去，隱沒在蔚藍色的洋流中。
我是把《獨帆之聲》當成海洋調查報導文學來讀的，那聲音、那光、那氣息，跟著半世紀前的海流而來，且又泊泊流向下個人煙鼎沸的海灣或港口。海洋文學總是清洗著黑暗之心，台灣這座海洋之島，值得從一本遠道而來的書中，汲取一些身心的勇氣——從小人物到報導者、從妻子到被解雇者、從背海的人到向海的人⋯⋯。
文化評論家 詹偉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