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在我還沒有發表任何作品之前，已經想過一定要寫一篇小說。
小說的主題、主線，甚至主角我都不清楚，只知道開始的一幕必定是一場葬禮，一個父親的葬禮，兒子剛好撒下一坯土，而視點居然是從下而上，看到零零碎碎的土撲面而來，破裂了一片藍天。
因此，我知道那是我對我父親的憤怒。他在我兩歲的時候拋下了我們，跑到我至今依然覺得遙不可及的地方。他和我們唯一的連繫就是隔一段時間寄回來的家用，不夠，不定，零碎得就像葬禮上的土。
有一段時間，我以為我已經不再憤怒。
在我剛滿三十而又決定像他一樣離開香港的一年，我以為我可以像另一個成年男人般與他對話。但他，已經變了老年人。他回信了，罕有地，說不想再想起以往的種種，只想安靜的度過晚年，因此，不想見我。
我在不甘與不忍之間，始終沒有輕舉妄動。
直到今年二月，我打了電話給他，竟然是因為我媽的死亡。我把消息告訴他，他大概也很錯愕吧，然後問我，剛寄回來給我們過年的家用收到了嗎？半世紀的恩恩怨怨，一時之間，他如何承受而又做出恰當的反應呢，大概也不可能有任何恰當的反應。但我當時清清楚楚的感覺到我的憤怒，帶著年年月月的重量，聚到我身體之顛。我的指頭抓緊，我的舌尖快要裂開。
我姊姊看到了，把電話接過來，然後叫爸爸不要擔心，我們會打點喪事，待一切辦妥再告訴他。姊姊詭異地安靜，對我說，這大概就是男與女的分別吧，女的，總是心腸軟。
我不肯定我媽是不是心腸軟。我只知道她必須以一種硬的姿態才能夠過日子。畢竟在那個年代，一個女人帶著兩個孩子，可以選擇的姿態其實真的不多。媽很少談到她的選擇。有一次，在她沒有八十也有七十的時候，她說，當時沒有改嫁，真笨。媽從來沒有說過追求她的是怎樣的男人，是一個還是兩個還是幾個。只是不斷告訴我和我姊姊不想我們變了「油瓶仔」。有時候也想，假如我真的有個繼父，我會不會因此少了一些對我生父的憤怒呢？唯一我比較肯定的，就是我必須記住我媽大半生沒有白過，因此，我才可以不太責怪我爸。
於是，我決定書寫，證實她的大半生沒有白過。
在我媽去世之後，我沒有想過寫甚麼。終於執筆，有兩個原因，一遠一近。遠因是有人送了一本書給我，是Paul
Auster的《孤獨及其所創造的》。我每天睡前都在看，但不出一兩頁就睡著了。有一次，我坐火車帶了書慢慢的看，慢慢的，悲從中來。作者寫的是他剛去世的父親。於是，我懷疑，我先前看一兩頁就睡著，不是因為我累，也不是因為書悶，是我逃避。而近因，就是《突然十年便過去》出版，編輯叫我寫序。
我想，我媽，可能就是我的序。
要寫好這個序，可是非常困難。看，我從文首到這裡，轉彎抹角，彷彿有一種邏輯，卻也不無混亂。也許，就當是我媽對我的影響吧。假如她是前言，也不必然決定後語。
縱然，在艱難的生活下，我相信她寧願看有把握的故事。所以她喜歡荷李活（編按： Hollywood港譯，即好萊塢）片，尤其愛看動作片和恐怖片。後來，我猜測她在電影裡頭那個說英語而簡單的世界裡，看到她的男人。我從來沒有問她。而她從我兩三歲起一直帶著我和我姊姊去看電影，有時一天兩場。我還清楚記得奇連伊士活（編按：Clint
Eastwood港譯，即克林伊斯威特，美國演員及導演）電影裡的血跡。我也記得最後一場和她一起看的電影是《2012》，當時她八十三了，外出都要靠輪椅，但那一次，她撐著拐杖可以跑到洗手間。我從來沒有問她電影對她的意義，但我很明白是她生存力量之一。
我從我媽身上漸漸體會流行文化與日常生活的關係。後來，我參與了製作流行文化，然後，也開始進行當中的研究。
當然，假如我的事業由我媽選擇，她一定另有嚮往。
我寫歌詞寫了十多二十年，她從來沒有親自讓我知道她看過我的作品，只是偶然的會對我說哪位親戚哪位鄰居在電視上看到我的名字。我學會了那是她表達以兒為榮的方式。至於我唸博士，對她來說，更是匪夷所思。我媽較多說的，就是仔啊仔，如果當天你留在政府工作，今天一定賺很多錢了。
儘管如此，我媽從來沒有阻擋我認為重要的選擇。
在種種小事情上，例如去哪家酒樓吃飯，甚麼時候應該回家，我媽處處顯示她的霸道，也是焦慮。但在大決定上，她都由得我。我小學畢業，她想我報讀工業中學，因為我們窮，可能我還未唸完中學已經要出來工作幫補家計，有門手藝總是好的。但我沒有聽她的。後來，我選了文科，入大學也選了文學院，而不是她所期望的法律系。後來，我才醒覺她一定非常非常失望，當時我只管做自己認為該做的事。
我叫我媽失望的應該很多，而我所知道的應該比她親口告訴我的多。有一次，家裡不尋常的剩下我和她，然後她又說起我沒有結婚生子的事情，說沒有機會抱我給她的孫是她做人的最大遺憾。
面對如此粗暴的指責，我也只能還以粗暴。
我說，你當初不也是個走上異路的人嗎？
跟很多我所認識的家庭一樣，我媽很少向她的子女提及自己的往事。例如她與我爸的糾結，從來沒有告訴我。我只能間接聽回來，加上自己的推理與幻想，然後就成為我所相信的歷史：她在還是少女的時候離開了自己的家，搬到了一個相熟男生的家，後來又跟他們一家去了香港。我媽本姓周，到香港後跟了這男生一家姓成，誰知後來又嫁了給姓周的，誰知後來這個姓周的與另一個女人在另一個地方經營了另一個家。剩下她，與我，和我姊，在香港。
當中的曲折她都沒有多說。我惟有認定她當時一定是個離奇的少女。
而這個離奇的少女在我認識她的最後幾年，變得充滿牢騷，不是抱怨周身骨痛，就是哀嘆百無聊賴。她躺在床上的那種孤獨，往往令我想起更早年的她，患了抑鬱症，不是睡覺，就是罵人。
那時我只有十多歲，突然失去了堅強的媽媽，因此我害怕軟弱。有一次，我媽批評某個婦人，說她只能共富貴，不能共患難。我覺得她在說我。而後來，我又三番四次神經質的證明我也可以矢志不渝。
對於我媽近年的孤獨，我無能為力。幸好在她體力還可以的時候，我說服她來阿姆斯特丹探我。那一年的夏天特別明媚，她開心的坐在輪椅上跟我們到處觀光。我問她吃西餐還是中菜，她說，當然是西餐，中菜隨時在香港也吃得到。有一個下午，我們坐在路邊咖啡店，我媽對旁邊一家雜貨店很有興趣，於是一個人撐著拐杖蹣蹣跚跚的走過去，儘管言語不通，她還是滿載而歸。
我已經很久很久沒有看過如此活潑，如此有生命力的媽媽。
在阿姆斯特丹機場送別的時候，我強烈的覺得，可能我不會再見到如此的她了。我不知所措。我媽握著我的手，說：仔，我知你乖。
我常常覺得「乖」這個字很奇怪，像缺少了甚麼似的。對，是一雙腿。可能是我先學會了「加減乘除」的「乘」。而假如我是乖仔，我媽是不是良母呢？然後，我發覺，跟「乖」一樣，「良」對我來說也是不完整的字。我想到了「娘」。我不是不明白，女良成娘，但我更覺得是娘必須拋棄作為女人一些珍貴的東西才成就了良。
所謂的美德難道都是殘缺，都需要拋棄才能成就的。
我不寫了，累了。
那一天，我為了思念，跑到一個我認為最值得我坐下來思念的地方，從傍晚一直坐到天黑，暮色居然爬到我眼裡。我在紙上試圖寫下我所記得關於我媽的事。這頁紙後來放在我新買的牛仔褲袋裡。染了藍。
紙上很多的筆記：銀鐲子，耳挖，蘿蔔糕，新師奶……我都沒有寫下來。先前撒下一坯土，後來一點一滴的執拾起來。這樣的事談不上完成不完成。
只能繼續。
紙上若隱若現的藍，就當是一個約定。
《孤獨及其所創造的》裡有句話說得很好：試圖說關於任何人任何事都是一種虛榮。於我，虛榮也許是我稍有把握的真實。
周耀輝（二零一零年六月四日至七日，赤柱／銅鑼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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