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印度裔經濟學家沈恩(Amartya Sen)的福利經濟學出發從事傳媒研究,能為我們帶來甚麼樣的新視野?
傳播的福利經濟學分析,可以從兩個基點開始:
一是將研究與分析的單位,從傳播資源,移轉為傳播能力,
二是對理想傳播體制的追求,從絕對的公平正義,轉為相對而可實踐的傳播體制安排。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王盈勛
任教於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欄作家,曾任平面媒體總主筆、有線電視系統台節目部經理,管理學院博士、傳播學院碩士與學士,研究領域主要為媒體經濟、創新管理,著有《我反對多元文化,有時候》、《理所不當然》、《何不斗膽一下》、《世界是斜的》、《白話數位經濟》、《傳播新制度經濟學》等書。
王盈勛
任教於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欄作家,曾任平面媒體總主筆、有線電視系統台節目部經理,管理學院博士、傳播學院碩士與學士,研究領域主要為媒體經濟、創新管理,著有《我反對多元文化,有時候》、《理所不當然》、《何不斗膽一下》、《世界是斜的》、《白話數位經濟》、《傳播新制度經濟學》等書。
目錄
自序 從資源到能力的傳播經濟分析
壹 媒體與傳播的經濟分析
貳 沈恩的福利經濟學
叁 對能力取徑的批評
肆 什麼是傳播福利經濟學?
伍 發展與國際傳播的重生
陸 資訊與數位落差:從資源到賦權
柒 媒體素養做為一種能力
捌 傳播與人權
玖 沈恩、哈伯瑪斯與公共領域
拾 能力取徑與其他傳播經濟分析的比較
拾壹 理想社會與真實烏托邦
拾貳 如何衡量傳播能力
拾叁 傳播能力與通識教育
拾肆 展望
附錄
壹 媒體與傳播的經濟分析
貳 沈恩的福利經濟學
叁 對能力取徑的批評
肆 什麼是傳播福利經濟學?
伍 發展與國際傳播的重生
陸 資訊與數位落差:從資源到賦權
柒 媒體素養做為一種能力
捌 傳播與人權
玖 沈恩、哈伯瑪斯與公共領域
拾 能力取徑與其他傳播經濟分析的比較
拾壹 理想社會與真實烏托邦
拾貳 如何衡量傳播能力
拾叁 傳播能力與通識教育
拾肆 展望
附錄
序
序
從資源到能力的傳播經濟分析
「媒體經濟學」,對不少傳播學門的工作者而言,就算不是個令其直覺上感到不快的字眼,至少也是個應該要盡量敬而遠之的場域。
這種不適感,自然是與「經濟」一詞所誘發的聯想與生理反應有關。在傳播與媒體研究領域,「經濟」不是中性的用語,而是與效率、單向度、商品化、媒體操控、產業發展等概念連結的詞彙,其與媒體事業應有的公共性、多樣化與獨立精神,經常是存在著高度張力,甚至是格格不入的。
但「經濟」可以有、應該有的指涉,難道就真的僅止於此?如果我們回到經濟「經世濟民」的初衷,讓這世界被經營得更好,讓人們可以過得更幸福,那麼經濟一詞,就不會被狹隘地等同於是不在乎理想的同義詞。只追逐獲利,罔顧更值得追求的社會目標。
對媒體經濟的偏狹想像,源自經濟學的解釋權,已被強調效率的工具理性的新古典主義經濟所壟斷。這一點在過往其實已被討論甚多,傳播學界對這樣的經濟分析的偏向,除了持續採取批判的態度,更常見的姿態與解方,是另行標舉「政治經濟學」的大旗,以有別於媒體經濟學引發的僵化指涉與聯想。
但如同文化研究健將Lawrence Grossberg 所觀察的,這種對僵化的對抗,引來了另一種僵化,傳播與文化研究者批判的經濟學與經濟世界,經常是他們想像中的經濟學與經濟世界,而不是充滿動態的經濟學與經濟世界; 非常弔詭的是,傳播政治經濟學批判主流經濟學失去了政治面向,但政治經濟學本身卻又漸漸失去了經濟分析。傳播與文化研究有迫切的需求,重新檢視經濟動態對傳播與文化的真實影響為何。
北歐的三位學者Cunningham, Flew & Swift 於2015年出版的《媒體經濟: 媒體研究的關鍵概念》(Media Economics:Key Concerns in Media Studies)一書中,同樣也認為過往媒體的經濟分析過於偏狹,他們列舉了媒體經濟分析五種可能的方法,分別是:新古典(主流)、批判政治經濟、制度經濟、演化經濟與個案研究法。
我從2007 年起,陸續從事傳播新制度經濟學的相關研究,在2014 年出版了《傳播新制度經濟學:傳播史、政策、管理與產業組織》一書。這本書則是試圖提出媒體經濟分析的第六種方法:福利經濟學的傳播經濟分析。
這本書的立論基礎,主要援引印度裔經濟學家沈恩(Amartya Sen)的思想體系。沈恩的特殊之處在於,雖然被定位為經濟學家,但「政治」與「經濟」在他的思索與論述中,幾乎佔據了等同重要的地位(如果不是前者更重要的話);沈恩或許會被標籤化為自由主義者,但若仔細檢視其主張,在特定面向,甚至比社會主義者更基進。
主流經濟學的批判者,主要是從新古典主義經濟,「將世界的複雜性,簡化為以市場為唯一依歸的數學模型」來加以批判 ,沈恩則是少數從「主流」經濟學的內部,試圖恢復經濟學原有的倫理基礎與人本關懷。
在自由主義的傳統中,有社會自由主義與經濟自由主義之別,前者以羅爾斯(John Rawls)為代表,著重的是社會制度是否符合公平正義,後者的旗手則為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強調市場自發性秩序的重要性,認為諸多自認出發點良善的社會設計,終究導致的會是通往奴役之路。而羅爾斯身為政治哲學家與海耶克的經濟學家定位,隨著知識學門的建制化,似乎也成為政治與經濟學研究的意識型態基礎。諷刺的是,現今經濟上的自由主義,卻已成政治上的保守主義,在倫理基礎上,已然分道揚鑣。沈恩的社會福利分析,結合了經濟學家關注的物質福祉,以及政治哲學家關心的個人權利與正義,成就了其自成一格的「政治經濟學」。
本書則是試圖探究,這樣的社會福利分析,如何應用於傳媒的經濟與政治分析,這樣的傳播經濟分析,又與其他傳播經濟分析呈現什麼樣的相對關係。
我個人的學習與思考歷程,在碩士階段之前,念傳播學院,受左翼批判思想影響較深,後來因緣際會,改念了商管學院,尋求理想的可實踐出路。博士班畢業十多年,傳播新制度經濟學與福利經濟學的探索,是我在這兩種訓練與價值系統間找尋個人、媒體與世界之新可能的一段旅程。這本書的出版,是我告別這個探問的小小註記。
本書得以完成,要特別感謝美國天普大學(Temple University)的Thomas Jacobson教授,慨然提供他尚在草稿階段、以沈恩思想為基礎的發展傳播論文,其無私的分享,讓本書受益甚多。此外,黃雅惠小姐、韓佳陵同學,在書籍編輯與設計上出力甚多,在此一併致上謝意。
最後,這本書要獻給欽昭,是她讓我在跌跌撞撞中,總還有重新站起來的機會。
從資源到能力的傳播經濟分析
「媒體經濟學」,對不少傳播學門的工作者而言,就算不是個令其直覺上感到不快的字眼,至少也是個應該要盡量敬而遠之的場域。
這種不適感,自然是與「經濟」一詞所誘發的聯想與生理反應有關。在傳播與媒體研究領域,「經濟」不是中性的用語,而是與效率、單向度、商品化、媒體操控、產業發展等概念連結的詞彙,其與媒體事業應有的公共性、多樣化與獨立精神,經常是存在著高度張力,甚至是格格不入的。
但「經濟」可以有、應該有的指涉,難道就真的僅止於此?如果我們回到經濟「經世濟民」的初衷,讓這世界被經營得更好,讓人們可以過得更幸福,那麼經濟一詞,就不會被狹隘地等同於是不在乎理想的同義詞。只追逐獲利,罔顧更值得追求的社會目標。
對媒體經濟的偏狹想像,源自經濟學的解釋權,已被強調效率的工具理性的新古典主義經濟所壟斷。這一點在過往其實已被討論甚多,傳播學界對這樣的經濟分析的偏向,除了持續採取批判的態度,更常見的姿態與解方,是另行標舉「政治經濟學」的大旗,以有別於媒體經濟學引發的僵化指涉與聯想。
但如同文化研究健將Lawrence Grossberg 所觀察的,這種對僵化的對抗,引來了另一種僵化,傳播與文化研究者批判的經濟學與經濟世界,經常是他們想像中的經濟學與經濟世界,而不是充滿動態的經濟學與經濟世界; 非常弔詭的是,傳播政治經濟學批判主流經濟學失去了政治面向,但政治經濟學本身卻又漸漸失去了經濟分析。傳播與文化研究有迫切的需求,重新檢視經濟動態對傳播與文化的真實影響為何。
北歐的三位學者Cunningham, Flew & Swift 於2015年出版的《媒體經濟: 媒體研究的關鍵概念》(Media Economics:Key Concerns in Media Studies)一書中,同樣也認為過往媒體的經濟分析過於偏狹,他們列舉了媒體經濟分析五種可能的方法,分別是:新古典(主流)、批判政治經濟、制度經濟、演化經濟與個案研究法。
我從2007 年起,陸續從事傳播新制度經濟學的相關研究,在2014 年出版了《傳播新制度經濟學:傳播史、政策、管理與產業組織》一書。這本書則是試圖提出媒體經濟分析的第六種方法:福利經濟學的傳播經濟分析。
這本書的立論基礎,主要援引印度裔經濟學家沈恩(Amartya Sen)的思想體系。沈恩的特殊之處在於,雖然被定位為經濟學家,但「政治」與「經濟」在他的思索與論述中,幾乎佔據了等同重要的地位(如果不是前者更重要的話);沈恩或許會被標籤化為自由主義者,但若仔細檢視其主張,在特定面向,甚至比社會主義者更基進。
主流經濟學的批判者,主要是從新古典主義經濟,「將世界的複雜性,簡化為以市場為唯一依歸的數學模型」來加以批判 ,沈恩則是少數從「主流」經濟學的內部,試圖恢復經濟學原有的倫理基礎與人本關懷。
在自由主義的傳統中,有社會自由主義與經濟自由主義之別,前者以羅爾斯(John Rawls)為代表,著重的是社會制度是否符合公平正義,後者的旗手則為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強調市場自發性秩序的重要性,認為諸多自認出發點良善的社會設計,終究導致的會是通往奴役之路。而羅爾斯身為政治哲學家與海耶克的經濟學家定位,隨著知識學門的建制化,似乎也成為政治與經濟學研究的意識型態基礎。諷刺的是,現今經濟上的自由主義,卻已成政治上的保守主義,在倫理基礎上,已然分道揚鑣。沈恩的社會福利分析,結合了經濟學家關注的物質福祉,以及政治哲學家關心的個人權利與正義,成就了其自成一格的「政治經濟學」。
本書則是試圖探究,這樣的社會福利分析,如何應用於傳媒的經濟與政治分析,這樣的傳播經濟分析,又與其他傳播經濟分析呈現什麼樣的相對關係。
我個人的學習與思考歷程,在碩士階段之前,念傳播學院,受左翼批判思想影響較深,後來因緣際會,改念了商管學院,尋求理想的可實踐出路。博士班畢業十多年,傳播新制度經濟學與福利經濟學的探索,是我在這兩種訓練與價值系統間找尋個人、媒體與世界之新可能的一段旅程。這本書的出版,是我告別這個探問的小小註記。
本書得以完成,要特別感謝美國天普大學(Temple University)的Thomas Jacobson教授,慨然提供他尚在草稿階段、以沈恩思想為基礎的發展傳播論文,其無私的分享,讓本書受益甚多。此外,黃雅惠小姐、韓佳陵同學,在書籍編輯與設計上出力甚多,在此一併致上謝意。
最後,這本書要獻給欽昭,是她讓我在跌跌撞撞中,總還有重新站起來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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