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說明
《西洋通史》雖然早於上世紀80年代出版，但時至今日，此書仍是學習西方歷史的入門經典之作。王德昭先生的文筆精煉，寫史時有條不紊，讀畢此書，將對遠古時代至17世紀中葉的歐洲歷史有一定了解。而且王德昭先生早有匯通中西歷史的意圖，在論及西方歷史時，往往會旁引中國歷史作比較，縱觀全局。
本書根據1987年出版的《西洋通史》加以修訂。由於時代的變化，將書中一些英文名詞的譯名修改為現今較常見的譯名，例如將谷騰堡（Gutenberg）改為古騰堡，維金人（The Vikings）改為維京人等。
本修訂版特意收錄作者的學生陳萬雄博士所寫的一篇代序，內文提及先師的教學及治史方法，俾能讓讀者對王德昭先生有更深入、全面的認識。
德昭師的為學與做人
陳萬雄
前言
1969年，初進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歷史系，我就選修了德昭師（1914年至1982年）的“西洋現代史”。該課程原是高年班課程，我們一年班初唸歷史的，唸得相當吃力。不過，修讀了這門課，不僅加深了我對歷史科的認識，增加了唸歷史的興趣，也開始傾慕德昭師的學問。
其後三年本科和二年的研究生，每年都選修德昭師的一門課。德昭師是我在大學期間選課最多的一位老師。唸碩士班，德昭師更是我的指導教授。畢業後，無論身在香港或在外國，也一直與德昭師保持聯絡，繼續在學問上得以請益問難。我個人的學問，受益於德昭最多，而從事學術研究，也以德昭師的影響為最深。這是要對德昭師終身感激的。
十二年來的受業和追隨，深感德昭師的為學與做人，多可稱述。今倉猝草成此文，聊申對德昭師敬仰和感謝之情；文中如能發德昭師潛德之幽光，得沾溉後來者，誠喜出望外了！
認真而富啟發性的教學
德昭師自大學畢業後，除短暫時間從事文化工作外，在國內外大學任教凡四十多年，畢生貢獻於教育和學術研究。
德昭師自1969年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以迄於退休，達十多年。退休後依然孜孜不倦，從事學術研究、著述，在報刊撰寫文章，宏揚文化，並積極參與學術會議和社會文化活動，活躍得很，不知老之將至。
德昭師的教學，素為學子所稱頌。他在歷史系任教期間，開設課程之多，當時歷史系諸老師中，無出其右者。就個人所知，他開設過的課程有：“中國近代史”、“中國近代思想史”、“中國近代中外關係史”、“西洋通史”、“西洋現代史”、“宗教改革與文藝復興”、“法國大革命”、“中西交通史”、“史學方法”等等。可謂中西兼備，專通兼顧了。德昭師開設這麼多門功課，不僅說明他學貫中西。更重要的，表現了他對教育，具有高度的責任感。對教學，有深刻的認識和理念。他開設的科目，就自己學問所及，完全為了滿足學生的學習需要，完備系內基礎課程，充實學生學習根基。開設一門新課，準備一門新課，對大學老師來說，是相當吃力的，也會犧牲個人大量學術研究和撰述的精力和時間。如非對教育有高度的責任感，何能如此。平日言談間，德昭師時常強調，唸歷史的，知識面要廣，基本訓練要扎實。為了學生，他身體力行，為教學付出了大量的心力。這種教育理念和負責精神，比對一些專就自己研究之便，不理會歷史學習的知識結構和基本訓練需要，課程偏狹；或年復一年，重複開設着同一、二門課程的執教者，真不可同日而語。
德昭師開設課程雖多，但內容質素極高，充實而富啟發性，此乃受業者所共知。其講授筆記向為學生珍視，可見一斑。
德昭師每在學期初，必印發一課程大綱。大綱詳細而具體。難得的是，這課程大綱並不是虛應故事，學年終，準能按原訂大綱完成課程。德昭師授課，從不跑野馬，甚少講題外話，一字一句，都本自己精心準備的講義去講授。不過其講授形式與照唸講義如儀者迥異。講授時，德昭師的講義攤在面前，大部分時間卻是望着學生，聲調鏗鏘，附以輕輕的手勢，別具風采。講授時談吐接近文體化，分析評論史事時，遣詞用字尤見講究。從黑板的兩邊向中間，依着講授進程，整整齊齊寫上難聽得懂的中、英文字句。一切都是那麼認真，那麼有條理。這種完全沒有插科打諢而又緊湊的講授形式，兩個鐘點的課，對我們來說也相當疲累，但不會沉悶，課後卻感到異常的充實。
德昭師這種充實而認真的講授形式，是要付出驚人的心力的。他的博覽羣書和精心的準備，從講授內容，我們還可以感受到，但他授課前備課的認真，學生知的不多。在研究院，我兼任德昭師助教，對他授課情況有進一步的了解。原來在課前的一晚和上課前，德昭師都要花一兩個小時，細心閱讀自己已精心備好的講義。有了這兩次準備，德昭師上課時便能出口成誦。這也令我想起有次德昭師忘了帶講義到課堂，依然能如往常般，從容不迫地完成那兩節課，而且講授依舊那麼有條理，吐詞遣句仍然那樣富於文采的事來。德昭師這種授課形式，用意在於有限的授課時間內，使學生得到最大的受益。
德昭師極注重課程的完整和有系統。講義內容雖非全是他的創獲，但他能善用中外學者的研究成果，整理綜合，再貫穿自己的才識，自成系統，極富啟發性。這樣的講義，作為知識的接受或日後研究的準備，基礎是穩固的，訓練是扎實的。另外，德昭師每重開某門功課，必定大幅度增加新材料。這種嚴肅負責的教育態度，真是難能可貴。
博大而有光輝的中學研究
德昭師生前曾撰文壽其師鄭天挺先生。文中道及自己的治學，說自己是“雜家”。這樣說固然一部分屬實，主要還是出於自謙。德昭師治史別具氣魄，另有規模。壽鄭天挺先生文中，即透露心聲，說：“我的治學之雜，其原先也有一種奢望在乎其間，只是力不從心，事與願違，以至垂老無所成。”文內雖未透露“奢望”所在，不過，德昭師的治史，顯然自始則大有規模，以求畢生以竟全力。
個人受業德昭師多年，初期對他的治學規模，不甚了解，僅從德昭師的治史中西兼備，古今兼顧，而認識到他的學識淵博，不以皓首窮一經為能事，如此而已。其後才領悟德昭師的治史規模和氣魄遠過於此。1977年德昭師退休，始從教學與行政兩忙中脫身，專心致志於學術研究和著作。從他晚年的著述中，不難窺睹德昭師的學問有“百川歸流”的姿勢。為學生者正額手稱慶，願早睹其大成之際，奈何中道棄世，未竟全功，天意如此，嗟可嘆息。要不然以德昭師浸淫中西史學數十年的功力，俾以時間，必能完成其生平治史夙願。
不過，德昭師生前豐碩的研究成果，已為中國學術界作出了大貢獻，從中也不難見到其治史“奢望”所在。
關於德昭師治史的規模和氣魄，郭少棠兄在〈王德昭師治史的規模〉一文中，有相當概括的說明。他說德昭師實在是一個感受到中國近代面臨千年未有的巨變的知識分子的代表，持開放和冷靜的態度，全面而客觀地去了解中西文化，使國人真正體會近代世界歷史的發展，以及認識中華民族所處的新局面。所以表現在治學上，其途徑是試圖比較中西史和以世界歷史的演變大勢去觀照國史的發展。關於德昭師在著作上所表現的這方面成就，郭文已有論述，茲不再贅。
根據不完全的統計，德昭師生前學術著作，單行本有七本；論文五十六篇，數量固然不少，而內容所涉，遍及古今中外的史學。要作歸納，德昭師的著述主要在三個方面：一、明清和近代史；二、史學思想和理論；三、西方近代思想史。其間貫穿一條比較和匯通中西歷史的大脈絡。從《伏爾泰的中國孤兒》、《戰國時代與文藝復興》、《馬基雅弗里與韓非思想的異同》，以至晚年力作《從世界史看本國史》等著述，充分顯現了他的比較和匯通中西史的治史氣魄和規模。
即使從德昭師的一些關於中國史的論述，也充分顯現他深厚的中西學養和匯通中西史學的用心。德昭師
1962年出版的《國父革命思想研究》（台北：中國文化研究所）是一本博大精深之作。此書取精用宏，不僅系統而深入地論述了孫中山的革命活動及其思想發展的歷程，更值得注意的，是書內剖析了孫中山革命思想中繼承於傳統，吸收自西方和出乎自己創造的三個思想來源，追本溯源，深切著明。從這方面考察孫中山先生的思想，至今尚無人能及。其成就也備受中外學界所重視。又如德昭師未得見其出版的遺著《清代科舉制度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1982年）一書中，處處可見其要匯通中西歷史的意圖。茲引一段作證：
此外尚有一事甚至可注意者，即當中國因西潮迫來與新時勢的需要而不得不改變傳統的學校與科舉制度之時，西方以法國與英國為首，卻為公開政府職位與鼓勵人才自己競爭起見，而開始施行文官考試制度。公元第十七、十八世紀入華耶穌會士有關中國科舉考試制度的報導，與十八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The philosophes）及重農學派思想家（The
physiocrates）對於中國科舉考試制度的頌揚，使學者大體相信，法國初行於1791年，十年後停罷，其後於1840年代恢復的文官考試制度，乃取法於中國的先例。英國則因東印度公司在廣州的公司人員的建議，先在英國設立學校（1806年），訓練行政人員，經考試後派往英領印度任職。英國有識人士如亞當A 斯密（Adam Smith）與邊沁（Jeremy
Bentham），與法國啟蒙思想家及重農派思想家也時有往來，而邊沁則為首倡在英國建立公開考試制度的一人。十九世紀前來華的一位英國譯員梅篤士（Thomas
TaylorMeadows）更著書立說，明白以中國的科舉考制度為範例，主張在英國實行公開競爭考試，以改善英國的行政組織。所以英國從1855年開始建立的文官考試制度，其曾受中國科舉考試制度的影響，尤其顯見。中國於民國二十年（1931年）起實行公務人員高、普考與高、普考檢考試制度，就其以考試取士而言，也可謂科舉制度的重演。惟在舊科舉制度下學校所肄習者為科舉之學，而新公務人員考試所考試者為學校之學。即此也可見教育與考試制度之隨時勢的變化而改革興廢之故了。
德昭師治史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從大處着眼，由要處入手。就以他的中國近代史方面的著述為例。如《同治新政考》、《國父革命思想研究》、《知識分子與辛亥革命》、《論甲午援韓》、《黃遵憲與梁啟超》、《譚嗣同與晚清政治活動》，以至晚年關於五四和國共合作的論述，都是中國歷史上關鍵性的問題。德昭師著作固不喜誇誇其談，也無心於餖飣考證，全以綜合和分析見長。德昭師這治史態度和觀點，早在1942
年出版的《明季之政治與社會》一書的前言中他已宣示明白。他認為：
有一個時候，人們曾經非議過史學界專注考證的風氣，認為這種風氣每會使史學者對史事的認識襞積破碎，因而違返史學本身所應具的經世致用的價值。不過接而來的卻是一陣無力的空潮，若干取巧的、大言的、公式主義的著作，風行了一時，接着又消沉下去。……
本來歷史的發展既然是一個歷程，我們對史事就也應該用一種對於歷程的看法，來加以觀察。我們觀察一條道路的延伸，如果我們需要得到關於這條道路的全部知識，第一我們就必須要知其“然”，方向的遵循，地勢的崇卑，景物的取捨，基面的構築，乃至沿路的設施等等，都是應該知道的條件。然後我們再進而求其“所以然”，就是從各種相重的關係中，探索出所以如此的理由。不知前者而想追尋後者，其結果只能出諸憑空的虛構；僅知前者而不知探索後者，則其勢將永不能透悟其中的道理，而其所得也只能限於路工的片斷知識，不能往觀全局。這兩種看法，前者是考證的，記錄的，敍述的；而後者則是哲學的，原理的，或所謂史觀的。
這段話寫在六十年前，用之以審視當前史學研究，仍能切中時弊，擲地有聲，足可令史學界反省。
另外，讀德昭師的學術著作，不難感覺到有一種強烈的愛國思想與為中國前途探索的致用之意。在德昭師逝世十周年，時我主持香港商務印書館，我們委托同班同學周佳榮教授，收集他的散篇論著，以《歷史哲學與中西文化》（香港， 1992 年12
月）為題，結集出版。既作紀念，亦不無要彰顯他匯通中西歷史，以探索中國前景的用心。即使他講西方的《史學方法》，內中也常引用中國的材料互證和說明。少所許人的牟師潤孫先生，就不止一次在我面前讚賞德昭師的為學之勤和學問之廣博，並說，他想不到專治中國近代史和西洋史的德昭師，對卷帙浩繁的《四庫全書提要》也能下過如此功夫。他不少論文則旨在糾正一些中外史家對中國歷史所持的偏執觀點，對別有用心的觀點，他揭之挑之，不稍假借。不過其愛國思想卻不遮掩其論述史事的客觀和平實，全以理服人。
平心而論，德昭師的學術著作不太容易唸，有三方面造成的：其行文謹慎，用字講究，極慳筆墨，言簡而意賅；另外，他喜歡通過史事本身的排比去說明問題，但主要還在他的文章包攝廣而用意深。他的《國父革命思想研究》不啻是一本近代思想史；他的《清代科舉制度研究》也不啻是一本清代思想史。德昭師的著作所涉，雖遍及古今中外，但其研究方向主要仍在思想史，尤以思潮史為最擅長。
嚴以律己，寬以待人
十二年間的親炙，德昭師的勤奮、謙虛、認真和待人誠懇的態度，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德昭師一生所受教育，路途相當曲折，終歸學有所成。到其任教於大學，教學而外，由於他富有幹才，一直以來都擔當繁重的行政工作。但一生依然能撰寫出大量有分量的學術論著，全有賴他過人的勤奮和精力。據師母說，德昭師病發的頭一句話也是最後的一句遺言，是“康復後我真要好好休息一下”。
德昭師一生是過勞的，少所娛樂。德昭師曾告訴過我，有一位在香港挺有名的報人以喜收藏見稱，到他家做客，環顧四壁，不見多掛名人書畫，遂現輕視之容，並以此為詢。德昭師對我說，他一生奔波勞碌，少所閒遐，何況家累深重，生計不遑，何敢沾手名家書畫。其實德昭師編譯過美術著作，不難窺其在這方面的興趣與認識。逝世前的德昭師，雖云退休，但仍孜孜不倦，以研究和撰述為事。既要為他的中國近代史論文集的幾篇英文稿翻譯成中文；又要校對《清代科舉制度研究》；更要為香港著名英文報刊撰寫連載的世界史講座，等等。甚至忙得一邊吃飯一邊改稿子。德昭師即曾告訴我，說他習慣晚上睡下床後，思量和推敲日間所寫作文章上的遣詞造句。他說日間太忙了，干擾又多，心神不那麼平靜，寫東西時總覺用字難得愜意。晚上睡前的寧靜，最好利用，云云。牟潤孫師對我說過，在沙田中大宿舍，他跟德昭師是同一棟，比他高一層。每每他清晨一、二時小醒，往露台下望，見德昭師書房仍亮着燈。由此可見德昭師勤奮的程度。“要好好休息一下”這句遺言，是從不肯一息懈怠，辛勞一生的德昭師的心底語。這句話也概括了德昭師為教育、為學術、為探索中國前途而鞠躬盡瘁的一生。可惜德昭師此生無法再過些優遊林下的晚年生活了。終其生為國家、為教育、為學術而竭盡心力，或許這是求仁得仁吧。日後的幾十年，德昭師的勤奮，一直是我的榜樣。
德昭師為人極謙遜，向來樂道人之善，卻甚少貶損他人。說話做事，很能從人家的立場去設想。讀書人尤其學術界，易犯自以為是，好同惡異，妄肆褒貶的毛病。德昭師卻無此種毛病，從他身上，就體現了傳統理想讀書人“嚴以律己，寬以待人”的德性。況且，德昭師不尚空談，注重實幹，自己也是默默地工作。內地一位學者即曾對我說，謂德昭師是他交接海外中國學者中，最具有溫厚風範的一位讀書人。不過德昭師做人其實是外圓內方，每遇原則性問題，卻很有稜角的。
舉兩樁事可概括其餘：香港中文大學欲購下香港友聯研究所關於中國內地的各種剪報，聽廣播摘錄及相關各種材料的檔案。時哈佛（或哈佛燕京學社）願出資香港中文大學。此事由德昭師主其事，但資金提供方的條件要求中大以後繼續收聽收集中國內地資料情報，德昭師因此而斷然拒絕，至事不成。其次，中國內地開放初期，德昭師回北京訪問，主辦單位舉辦藝術欣賞會，德昭師邀請的親友，因是右派分子，被拒絕乘專車前往。德昭師遂與親友一同步行到會場。
德昭師樂於助人，愛護學生。就個人經驗，無論向他請教，找他談天或求他幫忙，從未拒絕過。他真沒空時，也用徵求意見的語氣，商量改改時間而已。要他幫忙的，準能按所允做得妥妥當當的，時常做得超出你要求之外。學生稍有所表現，鼓勵有加；犯了過失，從不見他疾言厲色，仍是和藹可親地、平心靜氣地指點幾句。唸研究院時，兼任德昭師的助教。其間，德昭師不僅不給你幹份外事，反而凡事親力親為、盡量減少你的工作。有時過意不去，我主動要求多為他做點工作，德昭師總是說：“好好做你的論文。”所以在研究院的兩年間，能完成一篇像樣的論文，德昭師的照拂很是重要。後來論文獲校方通過出版，序中我寫了兩句簡單道謝他的話，看後他對我說：“多謝您的稱讚，其實你的論文是我最不用費心的。”實際上，我的論文，德昭師一字一句的看，甚至一個個標點的給我細心修改過。德昭師這種謙虛而獎掖他人的態度，相信很多同學都感受過，不獨我而然。
原載《王德昭教授史學論集》
2015 年補充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