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金字塔底的劬勤身影——記從朋齋先生學習的二三事
猶記三年前周師榮膺胡適紀念講座，他以「為學當如金字塔」為題作專題演講，自比為「金字塔底的一塊磚」。先生以磚瓦礫石自居，固是謙辭，然亦有其深意：他希望大學的教師要厚植學養，樂於作時賢晚輩攀登高峰的踏腳石，為廣大崇高的金字塔添磚加瓦，劬瘁其力。
一般熟悉周師的同道會認為他是一位古文字學家及書法家，但他在一次公開場合明白地說：「我是語言學家，學術專業是古代漢語。」在先生的心目中，文字學應當納入語言學的範疇，因為文字是記錄語言的書寫符號，文字形體脫離了語言脈絡，便只是點畫線條。周師從上世紀九零年代投入戰國竹簡的研究領域，從最早發表的〈包山楚簡文字初考〉開始，到後來一系列考釋郭店、上博、清華竹書的專文，莫不細心還原文本所涉語境，充分考慮文獻的性質、對話人物的身分及古代的詞彙、語法特點，從而最大程度地復原文本，讓一幅幅古代思想文化的圖卷生動地展現在讀者面前。
正因為周師將文字納入廣大的語言系統及文化背景，所以在其研究中，考釋文字並非目的，而是考證史實、闡明義理的手段。收於本書中討論上博所藏國語類竹書的幾篇專文，集中反映了先生考史的成就，如其論〈昭王與龔之脽〉、〈君人者何必安哉〉聯繫楚昭王經吳兵入郢後勵精圖治的經歷，考釋〈姑成家父〉則窮究晉「三郤之亂」的原委，均能呈現一個時代或一歷史事件的鮮明面貌。
在思想的闡發方面，如〈郭店竹簡文字補釋〉一文論〈五行〉首章仁義禮智聖「型於內謂之德之行，不型於內謂之行」之「型」，周師未從俗說釋為「形」，而如字讀為「型範」之「型」。他解釋道：「仁、義、禮、智、聖五種道德意識在人心中產生如模型、器範的規範作用，使人的行為合乎道德標準，這就是『德之行』；若任性縱情而為，心中缺乏道德意識的規範，這只是『行』。」更引郭店竹書〈成之聞之〉「型於中，發於色」及〈大學〉「誠於中，形於外」證之。通過此一「型」字的精確破譯，使我們深切地體悟到先秦儒家成德成聖之修養，始於內在道德對於心的規範，歸結於表裏如一的彬彬君子。對於子思學派此一論述的學術史意義，先生也隻眼獨具地指出：「〈五行〉為儒家後學留下了一個問題：即道德意識究竟從何而來？這正是孟、荀思想同源異派的起點。」
先生的為學宗旨大體如上所陳，而在微觀的古文字考釋上，他十分強調方法的重要性。1930年代，唐蘭於《古文字學導論》慨嘆當時古文字學界「根本沒有是非的標準，所以人人得自立其說」，到了八十年後的今日，這種情況似乎沒有多大的改善。正因如此，周師近年針對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的研究方法，籌辦多次讀書班及研討會，屢次撰文希望學術界的同道正視此一問題。他曾總結清乾嘉以來學者考釋文字的經驗，提出十二字要領：「析形定音」、「循音別詞」、「因文求義」，將古文字研究應該遵循的法則，和盤托出，可謂金針度人。在考證戰國竹書諸多疑難字詞時，周師極力貫串上述三項原則，如其解郭店〈老子〉「大曰衍，衍曰轉，轉曰反」、釋上博〈彭祖〉之「沖子」、說郭店〈窮達以時〉及上博〈姑成家父〉之「顑頷」，莫不如此，洵為後學之範式。
對於讀書，周師強調要在無字處讀書，貴能發現問題、獨立思考，每以「讀書得閒」勉勵後學。竊以為最能體現先生此一特長者，非〈郭店竹簡的形式特徵及其分類意義〉莫屬。在該文中，他提出郭店竹書各篇的簡長、簡端形狀等形式特徵，可以做為判斷文獻性質的標準，即「簡策長者為經，短者為傳」，「簡端修為梯形者為經，平齊者為傳」，據此可將這批竹書分為經典及傳注兩類。字體方面，先生指出郭店竹書的部分篇章如〈唐虞之道〉、〈忠信之道〉等具有齊國文字的特徵，從而提出戰國寫本在傳播的過程中有所謂「馴化」之現象，如傳入楚地較久者，經學者反覆抄寫，逐漸褪去文本起源地的字體特色；而新近傳入者，因馴化尚暫，所以仍保有原來的書體風格。由文字的馴化現象，先生進一步強調「研讀出土楚簡不能局限於楚國一隅，必須從字形的特徵與戰國諸子學術的大格局來追溯楚簡的文本來源，進而釐清先秦諸子的傳播與學派形成。」（別見〈讀書與釋字方法的省思〉）這些創見，無非是先生平日精思深慮的成果。
提及此文，也不禁令人慨嘆，當今學術界對於竹書形式特徵的系統研究並無長足之進展，原因不在後繼無人（馮勝君先生於十年前即在周師的字體研究基礎上有所推進），主要的障礙在於郭店楚簡發現之後，中國大陸掀起一波盜掘竹簡的高潮。近年公布的戰國秦漢出土古書，如上博簡、嶽麓簡、清華簡及北大簡等，均為盜墓所得。這些材料雖經各單位「搶救性蒐購」，但盜掘流出的同一批竹書，出土地可能不同，且材料本身無法參照考古地層及共出器物的脈絡，這對於實際研究產生很大的干擾，尤其是對竹書時代的判定及形制的歸納而言，更是如此。中國的文物主管單位應當正視此一問題，切莫讓簡帛文獻的發現熱潮演變成一場文化浩劫。
筆者於九零年代進入臺大中文系就讀，當時周師講授大學部文字學課程，於漢字起源借鑒汪寧生、李孝定之說，於文字構形則評介唐蘭、龍宇純先生之理論，並兼及唐代以來的正字之學及俗字、簡化字的概況。對於許慎「六書」說，周師主張還原其時代背景，將之視為受漢代經學影響的文字理論，明其局限，不必糾纏於「轉注」異說之是非。在先生課上，文字初誼的探討並非枯燥地舉例解說，而有生動的呈現。一次上課，我因故遲到，趕到教室時，見三兩同學跪坐於講臺前，心裡納悶「究竟作了如何大逆不道之事，竟需跪地悔過？」原來，先生正講解「鄉」、「即」、「既」三字之創意，為了直觀地呈現古人席地就食的情況，所以讓諸生上臺示範。此一事例足見周師教學之用心，也可看出他強調「文字並不僅是語言的符號，亦是歷史與文化載體」的立場。
1999年，《郭店楚墓竹簡》出版不久，是年我在碩士班選修先生郭店竹書討論課。課上由同學輪流進行導讀，主講者除介紹各篇竹書的概況外，並需即席回答老師及其他同學提出的問題。每回上課宛如一次嚴格的答辯，主講者莫不全力以赴，而先生也以極大的耐性聽著我們淺薄的發言，通過質疑、辯難、討論，進行腦力的激盪。有時，遇疑難問題無法解決，如郭店三組〈老子〉是處在發展中的本子抑或摘抄本，〈五行〉之心性說究竟近荀還是近孟等，先生並不馬上點破，而是讓我們當下自己去思考，任由課堂時間隨沉默流逝。先生指導研究生，雖屬「大音希聲」之類型，然則「大扣則大鳴，小扣則小鳴」，一旦學生接觸到問題的核心，必扣其兩端而竭之，毫無保留地分享自己的心得。
在私下從先生問學的過程中，有兩次珍貴的經驗，令我難以忘懷。2004年我在武漢大學攻讀博士，當時周師撰寫〈上博三〈彭祖〉新探〉，我因幫忙核查文中所涉文獻，得以最早拜讀此文初稿。先生在文中提出一個重要的觀點，即竹書「心白身懌」四字，明顯與《管子》「白心」說有關，不妨假設其為稷下學派之產物。同時，他發現郭店儒家佚書〈五行〉、〈性自命出〉等也出現見於《管子》的稷下學派術語「心術」與「內業」，周師認為此一現象值得深入探究。受其啟發，我集中精力將此篇竹書與《管子．心術》、〈白心〉及〈內業〉等反覆對讀，發現上博〈彭祖〉的思想與《莊子．天下》所述宋銒一派尤近，而《管子．心術》諸篇存在較多的文本校勘、詮解之問題，彼此之間的關係及學派歸屬，近世學者頗有爭論，如果能解決這些疑難，不但可以增進稷下道家之瞭解，對於戰國時期儒、道二家彼此競爭、互相影響的過程，也能得到更深一層的認識。我將上述構想告訴周先生，並大膽地擬了一份論文寫作計畫，想徵求他的同意，以此做為博士論文的選題，先生欣然允諾，並惠賜〈上博三〈彭祖〉新探〉之定稿，鼓勵我繼續探索。
2009年筆者在北京大學作博士後研究，返臺期間周師邀我回母校作報告，我集中討論了戰國楚簡中的「曷」字（原作），將其形構說為以人停步張口表達問疑之意，惟此字往往於左側增一直筆，原本我以飾筆目之，沒有追究此一筆劃之深意。在報告後，先生告訴我，應該將此字與「疑」字合觀，甲骨文「疑」作「」，象人駐杖顧盼而有惑之形，「曷」字所增之筆即人所持之杖。得其開導，形構上的疑點渙然冰釋，且因「疑」、「曷」之形義俱有一定的關聯，也增強了拙文的論證強度。筆者雖非周師門下的指導學生，卻屢屢得到先生無私的幫助及提攜，盛情美意，讓在異鄉飄泊求學的我備感溫暖。
去年仲夏，周師囑門生為其編訂文集，原本想將先生以往的學術文章匯為全集，然卷帙過大，加以先生學問所涉除古文字學、簡帛學及經學外，更旁及金石學、楚辭學、敦煌學、書法史、語文教育等領域，一時無法找到理想的編排方案。後來，我建議不妨先匯集先生近二十年來最為著力的戰國楚簡研究專文，其餘則日後陸續編訂為別卷，如此一來不但主從有序，更能呈現出先生學術堂廡之宏壯。此一提案得到周師的贊同，遂指示由我初步整理篇目，范麗梅博士負責文集的統籌及校訂工作。我參考了周師的論著目錄，從其中擇取戰國竹書專文三十餘篇，略依主題別「文本復原及方法論」、「郭店儒家佚書」、「上博藏『諸子』類佚書」、「上博藏『國語』類竹書」、「北京清華大學藏『書』類竹書」及「其他」等六編。其後，范博士在上述編次的基礎上又增補若干篇，並新加「包山與九店楚簡」一編。今周師的文集付梓在即，謹記下從其受業近二十年來的體會，愚雖不敏，且深知執筆為序難免僭越之譏，然師之所望厚矣，亦不敢推辭，遂化用其「我在金字塔底」之語，以誌先生治學之旨趣。
林志鵬（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