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木馬與鏡子
希臘史詩記載古希臘人進攻特洛伊城，久攻不下，利用木馬暗藏士兵進入該城，終於攻克。時間來到二十世紀，美國人類學家可馬洛夫夫婦（Jean and John Comaroff）講了一個殖民遭遇（colonial
encounter）的故事。倫敦傳教士在十九世紀初抵達南非茨瓦納人（Tswana）的部落時，送給部落首領一面鏡子，人類學家的詮釋是這樣的：鏡中所呈現出來的意象將周遭的世界阻擋在外、將鏡中的意象回傳給本人，也將其自我從脈絡中剝離，並且裂解了原來連續的世界，而這將會重新塑造當地人——他們遲早會從鏡中看到基督徒的意象（這是傳教士的期望）。另一方面，茨瓦納人視傳教士送的鏡子是傳教士本人的延伸，會奪人魂魄並阻礙自我的繼續成長。
中國因素之於台灣，到底是攻入特洛伊的木馬，還是倫敦傳教士送給茨瓦納人的鏡子？或兩者皆是？身在台灣，我們如何理解中國對台灣的影響？吳介民、蔡宏政、鄭祖邦三位教授合編的《吊燈裡的巨蟒：中國因素作用力與反作用力》，提供了我們一個完整的架構來分析中國對台灣社會各個層面的影響。本書採取了政治經濟學的觀點，認為政治與經濟、政府與市場密不可分，特別針對中國這個結合了列寧黨國體制與國家資本主義的混合體，「借市場之力，行政治之實」，而台灣則是掙扎在「市場的誘惑」與「政治的威脅」之困局當中。清楚界定「中國因素」之後，本書提出一個「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的分析架構，勾勒出中國對台的政治意圖，如何透過跨海峽政商關係網絡與台灣在地協力者，影響了台灣社會的政治行為與決策，而台灣社會也對此做出回應。依據這樣的架構，本書各章作者分別剖析了中國因素在台灣的經濟投資、陸客來台旅遊、教科書課綱爭議、媒體與網路，以及宗教上的運作與影響。本書並進一步指出中國因素已經成為全球性的課題，而台灣正可作為一個研究中國因素的策略性場域（strategic
research site），其發現與論點，可以延伸到香港、中國鄰近地區，乃至於全球。
如何偵測與確立影響台灣社會的關鍵力量，是台灣社會學家的重要任務。過去，我們辨識出日治時期的糖業資本與家庭農場的連屬，形塑了殖民資本主義的發展；戰後的出口導向工業化是由中小企業所組成的外包網絡擔綱，並創造了階級流動的機會；由省籍意識轉變為「四大族群，相互平等」的族群意識是各種社會力量角逐的後果，同時也影響了台灣社會的政治動員；台灣作為「不完全國家」帶來的特殊國族認同與內部分歧。現在，吳介民教授等人邀集了目前台灣研究中國因素的重要學者，共同撰寫了《吊燈裡的巨蟒》，偵測並辨識出「中國因素」是近二十年來影響台灣的關鍵力量，未來可能還是如此，這是本書的第一個貢獻。
其次，透過對中國影響的命名（「中國因素」）、提出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的分析架構，以及具體的個案分析，本書將一個深刻影響台灣社會「可感卻不可說」的關鍵力量，轉化為一個「可見且可說」的課題。這不僅是學術上的貢獻，也是一種社會實踐。
第三，不同於一般社會學研究著重於看似無法撼動的結構力量，本書明確地指出能動的空間，例如在面對中國各種「謀台」的作用力中，台灣社會產生了各種抵抗的反作用力。反作用力最終是否有節制或者消解作用力，不得而知，但我們知道的是，即便在有如排山倒海的結構力量下，仍有能動的空間。揭示人類的能動與創意，特別是那些無法發聲弱勢者的能動與創意，是社會學的重要使命。
第四，本書突顯出台灣的重要性。探究中國因素的影響，台灣既是一個典型的案例，同時也是一個特殊的案例，因為中國宣稱對台灣有領土主權，並且公開進行促成「統一」的各種作為。這個特殊性源自於台灣與中國在歷史上的糾結，從讓台灣在國際間成為一個「不完全」或「不正常」國家，進一步影響了台灣社會的政治、經濟與日常運作。台灣與中國在歷史上的糾結、台灣在國際上的「不完全」身分、中國因素的影響，三者相互連結，而這正是台灣社會的特殊性之所在。既可協助其他類似處境的國家藉以了解自身，進而形成聯盟;也可透過台灣這個特殊的個案，挑戰與修正西方有關資本主義發展、現代國家形成、民族主義、帝國主義與殖民遭遇等相關論點。
對台灣社會而言，清代有中華帝國因素，甲午戰後有日本殖民因素，二次戰後有美國因素，近二十年來則有中國因素。面對這些因素，台灣社會一直在追求自己的主體性，此一追求展現在主權的捍衛、政治的安排、經濟生活的經營、集體想像的打造等面向。這本書讓台灣社會可以理解自身，釐清了台灣社會的集體身世及未來命運，是台灣社會追求主體性的一大步。本書是立基在學術研究上的社會實踐，將是形塑台灣社會未來發展的一股關鍵力量。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的研究一向貼近台灣社會的發展動脈，針對影響台灣至劇的中國因素，本所成立「中國效應」主題研究小組，長期深耕，吳介民教授即是成員之一。本書出版前，本所曾協同舉辦專題研討會，如今問世，同感喜悅。
（謝國雄，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
推薦序
「中國因素」有了清晰的立像
就在本書出版前夕，一則中國人事新聞引起台灣不小的騷動：中國海協會常務副會長鄭立中因「嚴重違紀」遭到撒職。鄭立中到底如何「違紀」？中國政府還未具體說明，但國台辦說，鄭立中的違紀，「其相關情況不涉及在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及海峽兩岸關係協會的履職行為和工作」。
鄭立中案之所以引起台灣關注，是因其擔任海協會副會長期間，正逢台灣馬英九開啟兩岸大交流時代。鄭立中曾在這段期間多次赴台訪問，全台走透透、深入基層，與農、漁民等基層民眾搏感情，與基層農、漁會組織建立關係。一個對岸台灣事務主要負責人，穿越不設防的台灣政府，直接在台灣基層建立廣大深入的網絡。
這位為被稱為「中國宋省長」的涉台主管，就是「中國因素」最生動的例證。
在台灣，「中國因素」一詞最早出現於本書主編之一，吳介民二ＯＯ九年〈中國因素與台灣民主〉（《思想》第十一期，頁一四一～一五七）一文。這篇文章主要關切民主化的台灣，其主權、國家地位，以及民主鞏固受到來自中國的挑戰，「中國因素逐漸由外而內，影響到台灣的政治生活，導致主權爭議與國家認同兩者糾結不清。」（頁一四五）他並提出警告：「由於跨海峽資本的聯盟形成，在台灣的國家機構中形成強而有力的利益團體，而內建盤附在立法與行政機構。」（頁一四九）他當時寄望兩岸出現公民社會平台，以此抗衡跨海峽資本聯盟。
不過，當時吳介民並未明確定義「中國因素」，也未深究「中國因素」的具體運作、如何影響台灣。而〈中國因素與台灣民主〉一文發布前不久，二ＯＯ八年十月底，鄭立中率團訪台並安排海協會會長陳雲林訪台事宜。從此，鄭立中開始了台灣「趴趴走」的歷程。而隔年陳雲林訪台，造成嚴重警民衝突，引爆「野草莓」抗爭，也讓台灣民眾第一次深刻感受到「中國因素」的威力。二ＯＯ五年國民黨主席連戰破冰之後，兩岸之間各種政商平台陸續出現、運作，讓「中國因素」如何具體操作、影響，有了更多例證。到了二Ｏ一三、一四年，《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爭議引起台灣民間關注，最後演變成太陽花學運，這個過程讓「中國因素」四個字經常出現在媒體，並進入一般民眾的詞彙當中。
在本書中，吳介民除了對中國因素做出明確可操作的定義：「中國政府運用財政能力，給予某些台商與政治人物特殊優惠（或「特別照顧」）而使之成為『在地協力者』或『政治代理人』；或運用中資、親中台商、跨海峽資本，在台灣進行採購，或企業的收購、入股、併購，並進而影響台灣的企業行為、政府決策、媒體輿論、民眾態度，或政治秩序。透過上述作用，使中國（包括中國政府、中資與跨海峽資本）的影響力進入台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生活各領域，讓中國因素引發效應。」（參見本書頁三四）參與本書的各領域研究者，也企圖具
體描繪出中國因素如何運作，指認出各領域的「在地協力者」，以及在地協力者網絡的運行，讓「中國因素」有了更立體的圖像。此外，作者們也分析了「中國因素」在台灣引起的反作用力或「台灣因素」。
當然，描繪出在地協力者網絡的具體運作是其中最困難的部分。本書作者也企圖把過去對各自領域長期的關注研究，整合到「中國研究」的架構下，讓這個網絡更加清晰。
例如伊恩的陸客民族誌，從微觀角度鮮活地描繪出陸客、導遊與觀光業者的互動。而古明君與洪瑩發，指出了台灣媽祖廟之間爭奪正統，引發鎮瀾宮找中國背書，直接續接湄洲媽祖的祖廟香火，提升了在台灣內部媽祖廟間的位階。這種台灣神界「引外力介入」例子，彷彿是政界排隊赴北京，要中國領導人背書認證鮮活的翻版。此外，川上桃子描繪了「中國因素」從四種路徑滲透台灣媒體產業，尤其呈現出這個外力對具體組織運作的影響。而黃健群則讓我們了解，原來進擊台灣的紅色資本其實多是台商與中資合股。
在理論層次，鄭祖邦提出「跨海峽文化與意識形態網絡」，強調兩岸間部分合作或認同是因為理念的「相互性」與「親近性」，而非權力作用，也不一定有物質利益介入。這個觀點是原本「中國因素」架構的擴延，也是挑戰。有關不同性質「因素」的不同作用方式，以及情感理念認同與有形無形利益之間是否存在糾葛，都有待更細微的考察。
集合這些作者們在各領域、不同層次的觀察，讓「中國因素」架構更立體。不過因每個作者著重的面向各有不同，要整合成一個有系統、有血肉的「中國因素」結構，還有許多空間值得後續者填補，尤其是關於這個網絡的具體運作機制，有待更多實證資料來加以豐富。
就現實影響而言，「中國因素」工程最重大的意義應該是，在恐共、反中、統獨這些情感與認同之外，提供理性的分析，了解崛起的中國如何具體影響仍需鞏固民主的台灣，進而更理性而有效地因應。
（顧爾德，《新新聞》周刊總主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