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說明
中國讀者對於與我們有著複雜情緣的鄰國日本，一直抱有高度的關注。尤其是進入近代以後，其發展軌跡與中國出現了明顯的差異—經歷了前近代國家向近現代的轉化、發展和崛起，對外的武力擴張並由此導致了戰敗。戰後的日本重新出發，社會政治體制發生了質的改變，在一九七○年代一躍而成為世界上的第二大經濟體，而在近年又出現了長期的經濟低迷，整個社會在沉悶中孕育著躁動與不安。對於這樣的一段近現代歷程，日本人自己是如何來描述的呢？對於自己的近現代史，他們又是如何來認識的呢？這是廣大中文圈讀者所關切並抱有相當興趣的。出於這樣的目的，我們選擇了日本岩波書店近年（二○○六—二○一○年）來以「岩波新書」的形式陸續推出的十卷本「日本近現代史」，聘請了一批在此領域上頗有造詣的學者將其譯成中文，推介給各位讀者。
這套叢書的作者，大多是在日本近現代史研究上卓有建樹的學者或教授，他們運用了既有的研究成果和相對完備的史料，力圖對日本近現代史的各個階段作出接近史實的描繪。這套叢書可謂是日本學者在這一領域內最新的系列性的研究成果，史料豐富，敘述脈絡清晰，問世以後在日本國內廣受好評，一版再版，很多都出到了十版以上。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儘管本叢書的作者都試圖秉持學者的立場，但其對許多歷史場景的理解、尤其是涉及與中國的部分，自然是以日本為本體，與我們的立場必然有差異，我們出版這套叢書，並不意味著我們認同原作者的觀點，而是為我們了解和理解一般日本人對於自己近現代史的認識提供一個較為完整的素材。
這套叢書在翻譯和編輯的過程中，對正文未做任何刪節。原有的插圖和大事年表，一概保留；原文中專門詞語的表述，一般均予以直譯（必要時譯者也會給予適當的解釋）；對原文中出現的重要的人名、事件等，譯者會以腳註的形式進行適當的註釋；對原著中的參考文獻，中文翻譯後再列出原文，以便有需要的讀者可查閱原文文獻；原著中的索引，考慮到對中文讀者的意義不大，略去不用。
序言
曠日持久的「戰後」
為何「戰後」沒有結束？美國歷史學家卡羅爾．格魯克指出：無論在哪個國家，被稱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後」這一時代，都是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後半階段結束，儘管此後的時代被當作「現代」來處理，但在日本，「漫長的戰後」還綿延不斷。（《現在中的過去》）
當然，即便是日本，也曾幾度做過「戰後」的終結宣言。眾所周知，日本經濟企劃廳的《昭和三十一年年度經濟報告》（一九五六年）即所謂的《經濟白皮書》，它因高調宣言現在「已經不是『戰後』」而引起議論。另外，一九六五年（昭和四十年）八月，作為戰後首相初次訪問沖繩的佐藤榮作，他在那霸機場發表的聲明中闡述：「我十分清楚，只要沒實現沖繩回歸祖國，對我國而言，『戰後』就沒有終結。」如果依照佐藤首相的這種認識，那『戰後』是由一九七二年沖繩回歸日本本土而結束。確實，對日本戰後史而言，這個一九七二年是一個重大的時間節點。日本一九五六年與蘇聯恢復邦交、一九六五年與韓國建交，於一九七二年這年與對日戰爭中蒙受最大傷害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了邦交。在一九五一年簽約的《舊金山和約》裡，代表中國的政府和韓國政府未受邀請，蘇聯也拒絕簽約。這是冷戰下的「單邊媾和」。如果考慮到如此事實，雖說還遺留著與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邦交問題，但由於一九七二年中日恢復邦交，可以說日本終於實現了「全面講和」。
所謂的戰爭責任問題
然而此後，「戰後」這個詞語也絕對沒有成為廢詞。作為理由之一，我可以舉例：亞洲、太平洋戰爭的戰後處理只是以不充分的形式被加以實施。尤其是一進入九〇年代，就如同慰安婦和強制勞工一樣，從亞洲各國的戰爭受害者中開始響起了要求日本政府進行戰後補償的呼聲。即使在日本國內，從遭受《治安維持法》鎮壓、虐待的人們那裡，從空襲和原子彈爆炸的受害者中也出現了要求日本政府進行賠償的動向。根據二〇〇六年四月朝日新聞社所實施的輿論調查，「對於通過侵略和殖民地統治而造成傷害的國家和人民，你認為日本充分做到了謝罪和補償，或認為還不夠充分呢？」回答說「已充分做到」者，其比例停留於百分之三十六，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回答說「還不充分」。這說明即便在日本人的意識之中，戰後處理還未結束。
與戰後處理問題相關聯，重要的是對於曾經的戰爭的評價，它在日本人中間並非固定不變。在戰後的日本社會中，關於殖民地統治的歷史和滿州事變後一系列戰爭的性質，開始有關這些問題的真正討論是在一九八〇年代以後。關於其歷史背景，請參照我的《日本人的戰爭觀》，在此，我想重視這一事實：許多國民感到日本從未正面直對戰爭責任這一問題。比如：根據每日新聞社二〇〇五年八月實施的輿論調查：「關於戰爭責任，你認為日本戰後的討論是充分的嗎？」對於這個問題，回答「是充分的」的人僅有百分之十四，而回答說「不充分」者竟高達百分之七十五。
在本書當中，我想依據如此狀況，深入思考戰爭責任問題，它原本應該成為戰後處理之前提，與此同時，我想重新構築亞洲、太平洋戰爭的時代。這種場合下的戰爭責任，已不單是日本國家與日本人對外的責任問題，我也希望把日本國家領導人對於日本國民的責任問題也放入視野加以思考。
對於戰爭的想像力在減弱
作為「戰後」沒有結束的另一項理由，我們可以舉出，戰後的日本社會沒有再次直接體驗戰爭。無論是朝鮮戰爭還是越南戰爭，日本都以協助美國軍事行動的方式深深地參與了，但日本自己沒有成為行使武力的直接主體。如果直接體驗了新的戰爭，那該戰爭的戰後才會開始，亞洲、太平洋戰爭的「戰後」才宣告終結，或由於新的戰爭而被相對化，並埋沒於其中吧。
然而，所謂未曾體驗新的戰爭，也就意味著除了亞洲、太平洋戰爭的體驗者，不存在其他的戰爭體驗者。而且隨著時光流逝，戰爭體驗者顯然在減少。毋庸贅言，作為戰鬥者集團的自衛隊也不可能與如此的時代潮流毫無關聯。陸上自衛隊幹部學校戰史教官室長白石博司早在十年以前就闡述如下（白石博司《戰史雜感──（其一）》，載《陸戰研究》一九九五年十二月號）：
近年來，舊日軍相關人士離開自衛隊的現職，而歷經實戰者也年事已高，自衛隊也逐漸成了毫無實戰經驗的軍事集團。對於把體驗、實踐嚴酷軍事當作專業的我們自衛官幹部而言，作為學習實戰的教材而被保留下來的，除了戰史，別無其他，即便如此表述亦不為過。我認為潛心研習戰史的時代到來了。
雖然出於大相徑庭的理由，但我也和白石一樣懷有部分危機感。因為它使人感到：在親歷戰爭的這代人日益減少之時，在現在的日本社會裡，對於戰爭現實、戰場現實的真實想像力在急劇減弱。我感覺從一九九一年的海灣戰爭開始，如此變化就已開始。電視中所看見的最先進的高科技武器、讓人以為是「大本營發佈」似的美軍發言人的戰況報告、洋洋得意地只顧解說武器性能的軍事評論家等等，在如此報道的漩渦中，我們難道不是在不知不覺中，用戰爭遊戲一般的思考和感覺來觀察、評論戰爭的嗎？至少在那時，匍匐在最前沿的戰壕裡與死亡恐怖搏鬥的士兵、被捲入戰爭的民間人士犧牲者，他們的存在已完全脫離了我們的視野。
我自己也未經歷戰爭，是一九五四年出生的「戰無派」一代的研究者。然而，即便未曾親歷戰爭，是否也能具有對戰爭現實和戰場現實的想像力呢？倘若無法想像未能直接經驗之事，那歷史學這一門學問也就難以成立。
具體而言，在本書中，我想把下述問題意識作為另一個核心重新構築那個戰爭年代。這個問題意識就是要恢復一種現實想像力，它是對人被投入到殺與被殺的殺戮戰場的想像力，是對巨大蘑菇雲下所發生無數事件的想像力，是對時代與社會強大壓力的想像力，這種壓力能迫使人把丈夫、兒子之死視為「光榮戰死」而加以接受，是在「敵人臉上」可以發現「人性體現」的想像力等。
再者，在本書中，我把始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五年九月日本簽署投降文件而結束的戰爭稱之為「亞洲、太平洋戰爭」。當初使用的「大東亞戰爭」是個太意識形態的稱呼，而現在通常採用的「太平洋戰爭」也是以日美戰爭為本位，用此稱呼的話，中國戰線和東南亞佔領地的重要性有可能會喪失殆盡。在我也擔任編輯委員之一的《岩波講座亞洲、太平洋戰爭》全八卷中，提倡用「亞洲、太平洋戰爭」這個廣義概念來把握滿州事變、日中戰爭、「太平洋戰爭」這一系列的戰爭，這是因為基於這個問題意識：我們想在包括戰後在內的時間延伸和「帝國」這個空間延伸中，重新理解那場戰爭。在繼承這個問題意識的同時，本書中把「亞洲、太平洋戰爭」作為替代「太平洋戰爭」的名詞加以使用，理由是出於在其他地方尚未看到替代「大東亞戰爭」、「太平洋戰爭」的適當稱呼。
結語
戰敗後的某封信
日本戰敗後不久，一九四六年（昭和二十一年）三月，居住在西宮市的某男子給第一復員省上月良夫次官寫了一封令人印象深刻的信件。該男子的兒子一九三九年應徵入伍，在新幾內亞戰線「生死不明」，只有所屬部隊的部隊長、副官、兩名勤務兵總共四人返回日本。其他戰線也存在相同事例。如下文所述，該男子要求政府方面作出負責任的回覆。此人做法雖然是基於舊意識中的告狀，但裡面具有新意識的萌芽，這種新意識將支撐住整個戰後史。
陛下之赤子與股肱之臣遭到拋棄，而其司令官以及各位將軍卻棄之罔顧，安然歸來，此輩才是惡魔，其殘忍行徑屬鬼畜所為，應對陛下致歉，因其行徑實乃將拋棄股肱之臣與捨棄豬狗等同視之。吾兒被以「生死不明」之名丟棄在「新幾內亞」山中，作為父母，對兒朝思暮想，日夜愁苦。故忝顏相求，敬請閣下垂憫，作為國家、作為政府當局，施與最佳拯救、召返之法。
刺激這名男子上書的是作為一個父親對於國家棄民政策深感氣憤，但也有可能其矛頭所指的是天皇，因為他在信中陳述如下：
受命以陛下之名出征者乃陛下之忠良股肱，作為其父母，所作所為理應無愧於兒郎，然倘若愛子被棄於此等山中而不救出，作為父母則不容於天地，且有悖天理。總之，作為國家，作為政府當局，如若拋棄此等忠於陛下之股肱之臣，就成了以陛下之御名而拋棄臣民。
亞洲、太平洋戰爭以日本慘敗而告終，但它的戰敗給戰後日本人的意識帶來了何種影響呢？
從戰敗至冷戰
首先可以指出，如同書中所見，前線和後方悲慘而淒涼的現實，讓人們對軍隊或戰爭所產生的強烈逃避感，對國家標榜的國家大義所懷有的深深的不信任感，滲透到了戰後日本社會之中。也可以說形成了由痛楚的戰爭體驗所支撐起來的反戰的政治文化。在這一點上，日本戰敗最能意味著人們從軍國主義和軍隊束縛中得到解放。而且，這種政治文化阻止了日本作為「普通國家」直接參與戰爭。
然而，轉向冷戰使得情況更為複雜。因為美國強化與社會主義陣營的對決姿態，大幅度改變了將日本非軍事化和民主化這一佔領政策的初衷，而把立足點轉移到了這裡：把日本作為同盟國而加以強化和穩定。其結果是，在重新開始軍備的同時，戰犯嫌疑人接連不斷得到釋放等，對日本戰爭責任的追究也在半途夭折。事實上，一九五一年九月簽署的舊金山條約就濃重地帶有「寬大媾和」性質。因為根據該條約，以美國為首的主要參戰國不僅放棄了對日索賠要求，而且其第十一條僅僅規定日本政府承諾接受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東京審判）的判決，完全沒有直接涉及戰爭責任問題。關於這一點，作為簽署該條約的日本首席全權代表、首相吉田茂如下寫道：（吉田茂《回想十年》第三卷）
這一條約中，關於日本的戰爭責任一言未提。（中略）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其他講和條約，比如說在意大利、羅馬尼亞講和條約中，無論哪個都言明戰爭責任。日本條約中之所以沒有如此條文，顯然是因為已經貫穿了和解精神。
另外，即便在國內政治方面，從講和條約簽署的前後開始，被褫奪公職的大牌政治家也得到解禁，絡繹不絕地回歸政界。所謂褫奪公職，是指美軍佔領時期所實施的削除軍國主義者和國家主義者公職的政策，解除禁止他們任職，也意味著模糊了日本領導者對於國民的責任。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也批判性地言及被褫奪公職官員的政界復歸，同時指出：「總之，對於那場戰爭的指導者而言，日本人自己應徹底了結（戰爭責任），儘管如此，但由於冷戰開始，另有暖風颳進，這種了結就半途而止了。」（中曾根康弘《天地有情》）
日本人的和平意識
如此一系列的事態給日本國民意識帶來了複雜影響。首先可以舉出，加害者的記憶被貼上封條，自己是戰爭的犧牲者，是受害者，日本國民把這種認知作為基礎，形成了獨特的和平意識。這種作為受害者的自我意識，是把戰場的悲慘和戰爭所造成國民生活的惡化作為直接基礎，正因為如此，它就深深植根於國民意識之中。反言之，這樣的和平意識，是通過忘卻對亞洲的加害歷史才得以成立的。
第二，連國家領導人對國民的責任也都被模糊化了，其結果就成了在國民之中留下的隔閡。從戰爭末期開始，對國家領導人的反感和不信任感在國民中蔓延，而戰敗把它當作了決定性因素。日本國家領導的戰爭責任由同盟國開庭的東京審判裁決，但由於該裁決具有「戰勝者的裁決」這種政治性，所以，也不能否定存在著對於審判的反感和排斥，這使得對國家領導人的批評得以減弱。然而，由於與受害者的戰爭觀相結合，戰爭責任在於以軍人為中心的國家領導人，自己則是國家領導人錯誤政策的犧牲者，這種國民意識被廣泛形成是確實無疑的。正因為此，由於戰爭責任問題被一點一點地模糊化，許多國民就懷有一種難以想通的情結了。而且，如此想法有時也會面對天皇。二戰時Mereyon島因出現大量餓死者而出名，一瀨俊也研究了從該島生還將士的體驗記，他指出：「通過數個體驗記，浮現在我腦海裡的是：『昭和』結束了，但歷經戰後五十年仍舊未結束的是對〈戰爭責任〉執拗的責問。其矛頭有時甚至指向天皇。」（一瀨後也《為何說是餓死之島》）
第三，促使日本與以美國為中心的同盟國進行政治和解的冷戰邏輯，作為強化忘卻過去的一種力量而發揮作用。對於戰爭責任、戰後處理問題，日本社會以為姑且已經結束，現在從經濟復興向高速發展時代突飛猛進，如此的社會狀況就產生了這樣的風潮：把戰爭年代視為流逝久遠的過去、不值得回顧。因為日本是「業務與常識大量湧現，故國因發展而一片繁忙」（竹內浩三）。
在擁有直接的戰爭體驗的那一代人中，產生了一種曲折的領悟。高橋三郎編著《共同研究戰友會》，把戰友會聚會時的原士兵對於沒有戰爭體驗的那代人的態度表現為「我想對你們講述我們的體驗，但你們不會明白的吧……」在戰爭體驗的繼承方面存在著很深的斷層。
巨大的歧路
但是，如上所見，以冷戰結束等為背景，從一九八〇年代至一九九〇年代，日本人的戰爭認識或者和平認識徘徊於一個巨大的歧路口。可以指出：一個變化是以歷史教科書問題、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等為開端，亞洲各國的對日批判正式開啟。也就是說原先日本人的和平意識是基於自己是受害者，而新形成的國際環境卻與之難以協調。
另一個變化是擁有戰爭體驗的那一代人急劇減少。在二〇〇三年十月一日，日本六十五歲以上的人口只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九點一，這個年齡層的人士大致是在小學（當時的國民學校）一年級以上時迎來了日本戰敗。由此可見，這批人的減少會在由直接體驗或親身感受維繫起來的戰爭認識或和平意識上造成巨大陰影。可以說不是基於直接體驗的「戰爭記憶」其所佔比重成了決定性因素。
上述情況如今仍持續不斷。而且，面對這樣的歷史轉換點，我們當中也會產生困惑與焦躁。日本在與中國或韓國之間正在產生民族主義的負面連鎖效應。兩者關係就是通過批判與反駁，兩國的民族主義相互義憤填膺，關係惡化。總之，可以說我們是處在這樣一個時代：常常會被問及我們以何種形式面對過去的歷史。
後記
雖說生於戰後，但實際感覺生活在與戰爭年代相毗連的年代。我童年時代常去就診的醫生是陸軍軍醫中將寺師義信，他是一位蓄有威嚴髭鬚的老先生，但我記得診療後得到過糖果。其孫女在小學、初中時比我低一級。事後得知，對日中友好盡心盡力的原陸軍中將遠藤三郎，他的寓所也在我的活動圈內。
另外，就在最近，中學時代的同級同學栗原好江與我聯繫，得知同年級同學林夏子的父親，是裝備了「櫻花」的海軍特攻部隊──第七二一海軍航空隊的幸存者。七二一航空隊的飛行隊長野中五郎少佐反對「櫻花」出擊，此事廣為人知，但把出擊前野中少佐的生動言行留於記載的就是林夏子的父親林富士夫，他是原海軍大尉。我再次真切感受到了戰爭的新鮮傷痕就殘留在如此之近。
即便在殖民地統治問題上亦是同樣如此。同級生中有相當多的在日朝鮮人子弟。某人曾是我的玩伴，即便是在日期間其家庭在經濟上依舊取得了成功。但與其相反，許多在日朝鮮人子弟的家庭是勞動者階層，他們構成了日本社會的最底層。A的父親就是其中之一，給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紮著纏頭手巾，大汗淋漓地拉著裝載糞桶的兩輪拖車的身影。在同學父親當中，如今能夠想起面容的只有A父親的紅臉。
身為那樣一代的研究者，本書中色彩濃重地反映了我的深入思考。倘若注意觀察，自己被吹捧為年輕能幹，為自己血氣方剛而感到驕傲自大的時代已成了遙遠的過去，如今我正成為連中堅骨幹都稱不上的這一代人中的研究者。在此期間，年輕一代的研究者層出不窮，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我自己的這種深入思考或許只是一種沉鬱。然而，如今結束本書寫作時，在我內心存在著一種按照自我方式完成應盡職責的滿足感（自我滿足感？）。乞請諸位讀者以及年輕研究者叱正。最後，謹對作為編輯惠予支持的小田野耕明先生、對細心審核拙稿的諸位校對者深表謝忱。
吉田裕
二〇〇七年七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