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西風半點香：敦煌藝術名物叢考

佛入中土之“棲居”（一）——敦煌早期至隋唐石窟窟頂圖案的意象及其演變
佛入中土之“棲居”（二）——帳、傘、幢、幡細部構件的考訂
“大秦之草”與連理枝——對波紋源流考
丹枕與綩綖
牙床與牙盤
從禮物案到都丞盤
掆鼓考——兼論龜兹舍利盒樂舞圖的含義
象輿——兼論青州傅家北齊畫像石中的“象戲圖”
淨瓶與授水佈施：須大拏太子本生故事中的淨瓶
立拒舉瓶
荃提
索引
三聯版後記
新版後記
附：初刊之篇名以及期刊號

 

三聯版後記

　　一、

　　佛教藝術雖然是一個獨特的藝術類別，但其中的一器一物，無不與本土的社會生活和物質文化息息相關，它記錄着中西交流過程中的演變及所以演變的種種信息，且在此演變的過程中參與和締造社會風貌。

　　“敦煌藝術名物研究”，它的重心不是佛教藝術，而是佛教藝術移植過程中接納它的土壤、這片土壤上面的物質文化，此中所反映出來的種種特質，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如何接納來自殊方異域的各種事物。

　　這裏所做的關於佛教藝術名物的考證，限定於漢譯佛經。理想的目標，是回到譯經者的時代，找尋譯經者在選擇與佛經對應的名詞之際，眼中看到的社會生活圖景。也因此所謂“名物考證”，乃力求從佛經中的器物名稱裏發現與之對應的圖像，進而發現圖像的設計來源，圖像的“行走”以及“行走”所經之地而一路不斷添加的情節。

　　中國傳統學科中的名物學，依然可以與此相合。名物學最重要的內涵，是名稱與器物的對應和演變，又演變過程中，名與實由對應到偏離，其中的原因及意義。因此它所要解決的，第一是努力還原器物或紋飾當日的名稱，以發現名稱緣起與改變中所包含的各種轉換關係。第二是尋找圖式的形成脈絡，即一種藝術語彙經由發生、發展、變異、演化，而固定為程式的整個過程。

　　“東風染得千紅紫，曾有西風半點香”，出自南宋楊萬里的《木犀二絕句》，此借來擬喻魏晉南北朝至隋唐佛教藝術中的名物大致相同的演變經歷。所謂“半點”，相對言，是少，也可以說它從未成為主流，更未能動搖中土之“體”。然而就絕對數量而言，此“半點”卻也頗有可觀。“西風”吹過，每每留下痕跡，只是很快即為“東風”之強勢所“化”，最終是“東風染得千紅紫”，此際則已難辨外來痕跡了。

　　二、

　　選擇這樣一個題目，是緣於二○○五年初秋與來自新加坡的袁旔女士同往敦煌，樊院長和我們見面時，袁女士介紹了我所作的名物研究，於是想到名物考證的方法也可以用於敦煌藝術的研究。第二年深秋，便由樊院長主持建立了“敦煌藝術中的名物研究”課題組，稍早於此，我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申請了同樣的課題。

　　課題組成員的知識背景不同，關注的問題不同，因此是分別承擔不同的題目，而就共同的研究方向切磋討論，交換信息，交流心得。敦煌研究院多次提供觀摩壁畫和查閱資料的方便。二○○九年春夏之交由敦煌研究院全力資助的西北考察，得以近距離接觸實物和觀摩圖像，收穫頗豐。同年初冬，敦煌研究院資助往返路費的印度之行，所得亦巨。

　　考察過程中，想到的問題不少，但真正能夠理清脈絡，得出合理的結論者，尚不多。這本小書所涉及的十一個議題，都是向着前節所說既定目標的努力和嘗試，只能算作初步的思考。課題組成員的研究成果將會以不同的形式陸續面世，屆時，“敦煌藝術中的名物研究”，或許能夠為敦煌學帶來一點點新的氣息。

新版後記

　　敦煌藝術，雖然關注了很久，但以自己的知識結構而言，卻不是能夠深入研究的一個領域。這方面的一點嘗試，一是因緣所繫，—即如三聯版後記中的敘述，一是想通過這樣的嘗試，使自己稍稍拓展視野。舊日的一組文章今收入本集，對以往的工作似應略事總結，卻是頗費躊躇。思之再三， 覺得還是當年羅世平先生序言中語很可以代為闡發自己的所思所想和所做，特別是所云“名物學的傳統”和“現代學術的性格”，還有“名物觀”，都是我心中所有而不能恰當表述者。因摘引如下：

　　揚之水解讀敦煌藝術名物，援例而作具體而微的近距離觀察，接近微觀的史學方法。一事一物從源頭發生到傳播定型，名相功用無不見出時代的烙印。同時又因民族習俗，地域環境，語言條件等的差異，使用者又加以適應性改造，於是在名物上也就出現了源與流的分別，同是一名而物態不能盡同，同是一物而稱名或有差異，所以名物之辯首在弄清源流，明了出典。將此觀察方法放在敦煌這樣一個絲路總綰，胡漢雜居的地區，名物之辯就更有多層的學術意義。微觀而深入細節，往往可以從中看到一個民族對外來文化的理解和取捨訴求，也能更實際地體會不同文化間的對話能力。……作者用“追索細節意象之究竟”的方法，去解讀佛入中土在敦煌的棲居，如洞窟內圖案裝飾細節之金博山、摩尼寶、垂麟、翠羽、寶交飾；又如法事行儀用具之帳、傘、幢、幡、象輿；再如日常起居之牙床、丹枕、筌提等等，一一道明，給出原典和變異的綫索，目的是讓人看到多層次的內容能在一個敘事結構中邏輯地呈現出來。做好這件事，必定要在文獻和圖像上同時用力，這一點，既是名物學的傳統，又表現出現代學術的性格。……除了方法，作者呈現的是鑒識名物的立場，或稱之為“名物觀”。對於敦煌佛教名物，雖有律儀制度的來源引進，但在制度之下的用器，一些傳自於印度，在中土的使用中還因循着原樣，一些則是因地制宜，從中國傳統的禮樂中借來，後者的使用頻率要高出前者很多。佛寺建築就是一個顯例，其他用器自然也不例外。就如初傳期的格義佛教，翻譯和疏證都寄興在中國的語境之下。同時期的佛像也取格義的形態，常與西王母和東王公坐現示人，是神仙化的性格。在中國的文化土壤上立足，佛教名物也呈現出依附的特徵，雜糅的面貌其實並沒有因佛教系統律儀的推行而印度化，情形恰好相反，伴隨着佛教的中國化，律儀制度中的主體也隨之中國化了，所剩的即是“曾有西風半點香”，也如唐人詩句說和親之後的吐蕃風：“自從貴主和親後，一半胡風似漢家”。這是文化交流的作用使然，自化和化他，是對一個民族同化力的檢驗，敦煌藝術就是觀察文化傳播規律的最好例證。站在這個高度上，看敦煌藝術名物，自然就有了立場，涇渭清濁也一定是了然於心的。這是可以從字裡行間讀出的名物觀，揚之水在書題中傳遞的也是這份心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