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慮的開羅：一個瑞士臺灣人眼中的埃及革命

推薦序／顏敏如的「埃及行紀」
推薦短語
前言

在那尼羅三角洲
藍天不知處
開羅事件
 

前言

　　如果這書到了你手上，你正在翻閱，那麼就請找個清靜的地方，坐下來，慢慢讀完它。

　　不知怎的，總喜歡把開羅和巴黎聯想一起。是幾世紀前的畫作鍥而不捨地在腦海裡迴盪作用？同樣是河流的岸邊，大石粗土，人們或坐或站，也交談也沉思。不同的，是服飾。開羅的男人有頭巾，女人有大袍；巴黎男人戴著深色帽子，女人，著長裙撐花傘。在更早更早的時候，塞納河、尼羅河一樣靜靜地流；開羅的男人女人和巴黎的男人女人同樣去教堂，同樣敬拜據說從古老埃及出使，在西奈以東盤桓了多少千年，最終又回到尼羅河畔的那個神，唯一的一位。七百年之後，開羅人的唯一神換成了從阿拉伯半島遠征而來的那位，也是唯一。自此，尼羅河畔的男人女人，穿著和塞納河畔的相異，也分別有了自己唯一的神。換了神，換了衣裳穿著，也換了歷史進程。文學、戲劇、哲學、科技、詩歌、神學、建築、音樂、藝術、政治、經濟，以及繁複的簡單的民生，巴黎與開羅越離越遠，遠成了西方與東方；遠成了殖民與被殖民；遠成巴黎有自由，甚至放蘯的文藝潮流，開羅的文字出版必須受審，藝術呈現要受到宗教干預；遠成巴黎近郊有著警察不願或不敢進入的半禁區（semi-no-go-zone），而開羅民屋的樓頂則是不堪入目的貧民窟；更遠成巴黎一條法式長條麵包（baguette）就要等於開羅人一頓可舍里簡餐（kosheri）的價錢。

　　然而，二十一世紀初的現在，巴黎和開羅令人迷戀也令人驚訝的遙遠與相異，卻蛻變成擁有相像詭譎面貌飄浮在大城上空的恐怖幽靈。

　　巴黎與開羅從未如此相近與相似。

　　這兩大城的近似是因為它們同為遭受伊斯蘭激進份子攻擊國家的首都。觀光客機無端爆炸，購物吃飯時無端被殺。美麗花都與幽古大城都有理由焦慮與惶恐，只是開羅比巴黎更甚了，埃及比法國更害怕了。因為法老們的子孫正與近代人類史上罕見的殘暴組織正面對峙；埃及國境東邊的西奈半島以及國境西邊隔鄰的利比亞北端都是由「伊斯蘭國」（ISIS）操刀主持。這批擎著大黑旗的變體人在中東兩三年騷擾之後逐漸失勢而竄流北非。而埃及，由於革命，動蘯五年，至今仍如同開刀出院的病人，元氣尚未恢復，便要對付內部、外部，潛伏四周隨時躍出吞噬人命穿刺和諧的怪獸。埃及內部有恐怖份子鼻祖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的威脅，更有來自伊斯蘭國的致命攻擊。總統西西（Abdel Fattah el-Sisi）必須撐起不讓埃及經濟崩潰、政治破產的重任，更要負責埃及百姓的生命安危，雖然不通令全國進入緊急狀態，以避免擾民與更加敗壞在國際上的名聲，警方與情報系統卻是異常活躍。而在政府特別倚重系統中的人員，有如中共文革時代巷弄裡擔任監督的小老太婆，誰家有來客，誰家裡的誰說了或做了什麼，老太婆都要據實以報。給一個平常人特殊的小權力，他絕不放棄的，就是膨脹、加冠他在手中的小權力。目前讓國際垢病的，便是西西的「殘暴政權」、便是埃及恢復軍人執政並迫害人民、便是埃及革命後比革命前對民眾的鎮壓更多，手段更猛烈……。正像蒼蠅見到蜜糖一般黏貼在開羅四處的西方NGO，他們以自己進步國家對人權無限擴大詮釋的標準來衡量西西的作為，並「教導」開羅年輕的部落格寫手如何揭發政府的罪狀。寫手們的高昂聲譽竟然是建立在汙衊、嘲弄、貶損的基礎上。哪個國家的新世代不是如此？他們不是第一批，也不是最後一群。

　　目前西西政權的挑戰有如上世紀中期臺灣中華民國政府的困境。現在的西西必須根除兄弟會和「伊斯蘭國」，當時的蔣中正必須鎮壓台灣共產黨與中國共產黨。這些根除與鎮壓，成天忙碌營生的人民看不見或不知情。因著寧可錯誤也不可錯失，也因著有小權力的人必定膨脹權力，民眾無故失蹤，或刑求虐待，或無辜判刑，或無罪處死等等事件就成了執政者無法去除的汙點；卻沒人問，少了這些抵擋手段，國家會有什麼下場？兩難，奈何！

　　這是一個全球焦慮又不安全的時代。連安靜得幾乎不存在的中立國瑞士民眾都希望能加強軍隊與警方的力量，並願意犧牲一些自由與隱私以換取更多安全和保障，更何況是處於攻擊中心之一的埃及！穆斯林兄弟會的武力抗爭是因為要奪回政權，然而他們所推舉的穆爾西，正是被多數民眾因巨大失望而唾棄。「伊斯蘭國」是謬誤的意識型態作祟，認為所有和他們不相同的穆斯林就是叛徒，和西方國家有瓜葛的伊斯蘭國家就是叛教，叛教、叛徒的下場只有一死；他們要弭平任何建立純淨伊斯蘭國的障礙。

　　埃及革命期間的Facebook大功臣威爾•戈寧（Wael Ghonim），在幾年後的TED演講中否定當初社交媒體所帶來的益處，認為新形態的聚眾媒介其實是分裂民眾的禍首。然而臉書無罪，在Google任職的戈寧應該明白，社交媒體兜攏的原本就是以個體主見出發且容不下異意的群眾圈。革命後，聚集分散了，巨大的群眾圈爆破了，形色不同的主見又開始圍聚容不下其他異已的人們。埃及革命後的紊亂是自然演變的結果，缺乏預先設計的藍圖而聚眾突發的大規模政治運動才是致命的原素。

　　中華民國成立之初正如目前埃及或其他受到阿拉伯之春影響的伊斯蘭國家，革命後必定面對難以預先洞察的紊亂以及武力集團奪權的野心。不同的是，遭遇多少失敗與掙扎的辛亥革命有建國大綱的引導，有軍政、訓政、憲政等可依循的建國步驟；而阿拉伯國家，不但必須面臨一般而普遍的挑戰，更要和冥頑不靈的激進伊斯蘭鬥爭，這事容易？世界如何要求埃及革命之後，民主就要從天降下？

　　《焦慮的開羅》截水斷流，只反映出埃及二十一世紀初革命前、後的側景與背影。真正的埃及有如尼羅浩蕩，它的宏偉壯大，它的無邊傷痛，與任何國家民族無異，需要更多更細地了解。

　　讀這書吧！它不厚，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