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宋曹琍璇（Shirley）
古人說：“無巧不成書”，我們這本書就從這“巧”字開始吧！
人在認為“巧”的時候，實際上就已經承認自己所知的有限與沒有預知的能力。絕大部分人所經歷的最戲劇化的改變，都不是可以預料更不是預設的。在蔣公日記中，我們看到他改變歷史的一些際遇，有時發生在他生命中平靜的時刻，有時發生在他進行計劃中的一個小意外，有時更在他慶享成功、春風得意之時。然而，他一生中最安逸的日子，卻是在他失去大陸江山，退守台灣，得以靜心“自省”的垂老歲月中。有關蔣公日記的種種“巧”，令人驚訝，讓我們感到神在冥冥之中改變歷史的軌跡。
首先，我們要感謝蔣公少年時期的發蒙老師──在私塾裏啟蒙他對“寫日記”的認知；他的教導不一定讓每一個學生都養成了寫日記的習慣，但卻使蔣公養成寫日記的習慣，並持之以恆，終生不渝。他足足寫了五十八年（1915—1972），有了這些浩瀚的文墨，才使得我們今日因這份特殊的“日記”，在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集聚一堂。這是一巧。
巧二：中國自清末以後，幾乎都處於兵荒馬亂中，蔣公一生四分之三的歲月也都處於戰爭狀態，他從一個軍事強人直至國民黨、中國最高領袖，面對繁複艱困的軍事、國事，他必是戎馬倥偬、案牘勞形，但他竟然每日堅持、靜心，用毛筆書寫日記，還能在戰火連天、四處遷徙的情況下，安全地保存這些日記，實在是奇跡。每當我閱讀日記時，總會驚訝這些珍貴的日記“仍然存在”，真是太不可思議！
巧三：蔣公日記在台灣一直被小心地珍藏，偶爾拿出來編撰參考，亦極為有限，外人不可能有機會看到。1988年經國先生病逝，不久，他的幼子蔣孝勇先生移居海外，這批日記才被帶到國外。孝勇先生用心良苦，不但把日記帶出台灣，以免日記因當時的政治環境而受到傷害，更不惜重金購買微縮膠捲製作設備，在家中複製日記軟片，如此，萬一意外發生，仍有備份保存。不幸，離國不到十年，孝勇先生病逝，臨終時把這批珍貴文獻交付給妻子蔣方智怡女士保管。蔣方女士鑒於當時台灣“去蔣化”的趨勢以及對於民國史的漠視，常為身負日記重任，而顫驚躊躕，後經各方努力，決定把日記暫存胡佛研究所，並開放給學者閱讀，因此，全世界的學者才有自由閱讀的“機會”與“方便”。
巧四：中國自改革開放以後，經濟起飛，國門大開，許多人有了財力和機會出國學習參訪，開始與世界接軌。自然的，學術交流也成了首要的項目之一。蔣公日記恰在此時入存胡佛，可謂天時、地利、人和兼具。如果早五年或十年，不會有如此多的大陸學者有能力來美探秘；如果台灣政局穩定，蔣方女士也未必選擇胡佛，或許就在台灣開放了！但即使在台灣開放，相信對日記保存的技術與開放的程度必不如胡佛。胡佛檔案館的專業與開放，舉世聞名，大家今日能看到如此完整的日記全貌，以上這些條件，缺一不可。
巧五：海峽兩岸雖為同根生的一個民族，但因長期以來政治意識形態的阻隔，對於中國近代史一直是各有說辭，彼此不甚了解。自從1979年兩岸三通（通郵、通商、通航）以後，彼此有了交流與互動，關係也拉近了許多；但台灣過去十年來的“去蔣化”和“去中國化”，使得兩岸關係漸行漸遠。2006年，蔣公日記第一次在胡佛開放時，震撼了世界史學界，世界各地學者趨之若騖地來到胡佛探秘，有些人甚至表示，蔣公日記恰在此時開放，正好作為“兩岸重合的彌合劑”。
巧六：蔣公日記內容豐富，人文歷史、理儒哲論、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宗教、世界文化等等，無所不包，令人歎為觀止。學者們無不對他的好學與慎研精神，肅然起敬。他一直以非我莫屬的責任感，以擔天下大任為志的心態自勵，凡領導者必備的知識，必精研慎讀。所以，他的日記很值得兩岸的領導者參閱借鑒。
巧七：蔣公是浙江人，與浙江大學有特別的鄉情淵源，抗戰時，為栽培人才，特請竺可楨先生擔任浙大校長，藉着他的“求是”精神，造就了不少當代人才。2012年，浙大成立“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研究中心”，舉辦第一次“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研討會”，與會學者交流閱讀蔣公日記心得之餘，不約而同，提議邀集到胡佛研讀蔣日記的學者們，合寫一部“胡佛讀史記”。因此，才有此書的誕生。
書筆至此，感慨萬千，世事多變，多少民族的血淚與滄桑，盡在蔣公日記中。這七巧把國際學者在胡佛研習蔣公日記的觀點及感受集成一書，讓天下人走近蔣公，更清晰地看到中華民族的苦難與發展，大家共同在史料中反思，如此，我們的民族才有和諧光明的未來。敬祈天父賜福我中華民族千秋萬代，國泰民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