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本島正式進入文字歷史的時間晚到1620年代,荷蘭人在臺南建立熱蘭遮城(Zeelandia),逐步統治南部臺灣。西班牙人在基隆、淡水建立聖薩爾瓦多城(San Salvador)與聖特多明哥城(Santo Domingo),統治北部臺灣,使得局部區域進入文字紀錄的歷史。臺灣的考古學者,大都將此一階段以前稱為史前時期。
《臺灣史前史專論》代表臺灣考古學界近10年左右部分研究走向,主題包括史前交通與交換體系、文化變遷、遷徙與適應、生業型態、遺址形成與土地利用、聚落與氣候變遷、史前社會認同、陶器社會意義等不同研究議題。由於主題是臺灣史前史,因此本書主要圍繞臺灣以及從臺灣出發的東南亞、太平洋區域,可說是廣域的南島民族區域,也可以是臺灣史前史的延伸範圍。
作者介紹
編者簡介
劉益昌
現任:
國立成功大學考古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2015.08.01起借調成大)
經歷: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員(1983.8-1990.7),副研究員(1990.7-2000.9),研究員(2000.9-)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學組主任(2001.4 -2002.12)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學門召集人(2003.1.-2009.10)
中央研究院考古學研究專題中心執行長(2003.2-2010.6)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兼任教授(2001.8-2014.7)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古蹟保存研究所兼任教授(2002.8-2012.7)
佛光大學人類學系兼任教授(2005.8-2009.7)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合聘教授(2009.11-2015.7)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合聘教授(2013.9-2015.7)
近十年執行多項研究計畫,著作專書18種,發表期刊論文42篇,專書篇章50篇,學術會議論文100篇,研究/計畫報告81件,其他論文56篇。
作者簡介
劉益昌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國立成功大學考古研究所教授、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合聘教授
臧振華
中央研究院院士、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李匡悌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莊守正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教授
陳維鈞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郭素秋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顏廷伃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陳瑪玲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暨研究所教授
林淑芬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助技師
陳玉美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趙金勇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邱斯嘉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劉益昌
現任:
國立成功大學考古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2015.08.01起借調成大)
經歷: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員(1983.8-1990.7),副研究員(1990.7-2000.9),研究員(2000.9-)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學組主任(2001.4 -2002.12)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學門召集人(2003.1.-2009.10)
中央研究院考古學研究專題中心執行長(2003.2-2010.6)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兼任教授(2001.8-2014.7)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古蹟保存研究所兼任教授(2002.8-2012.7)
佛光大學人類學系兼任教授(2005.8-2009.7)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合聘教授(2009.11-2015.7)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合聘教授(2013.9-2015.7)
近十年執行多項研究計畫,著作專書18種,發表期刊論文42篇,專書篇章50篇,學術會議論文100篇,研究/計畫報告81件,其他論文56篇。
作者簡介
劉益昌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國立成功大學考古研究所教授、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合聘教授
臧振華
中央研究院院士、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李匡悌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莊守正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教授
陳維鈞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郭素秋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顏廷伃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陳瑪玲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暨研究所教授
林淑芬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助技師
陳玉美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趙金勇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邱斯嘉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目錄
導論——台灣考古學近年研究及意義/劉益昌
一、前言
二、史前文化發展與變遷
三、當代研究課題
四、當代研究的新方向——歷史考古學與文化資產
五、臺灣考古學研究的基本思考
臧振華
澎湖七美島史前玄武岩石器工業與其貿易體系
一、前言
二、澎湖七美島史前石器製造場的發現與研究經過
三、南港遺址概況
四、三處史前石器製造場概況
五、七美島史前玄武岩石器工業的內涵
六、玄武岩石器所反映之貿易體系
七、結論
劉益昌
玉器的交換體系研究——製造與資源控制
一、前言
二、玉器交換體系研究的基本條件
三、各階段玉器製造與使用及其交換關係
四、結語
李匡悌、莊守正
論鵝鑾鼻史前聚落的鯊魚獵捕
一、前言
二、恆春半島的自然環境
三、研究方法與材料
四、鵝鑾鼻第二史前遺址鯊魚遺留的鑑定與分析
五、史前鵝鑾鼻聚落的鯊魚捕獵和利用
六、討論和結語
陳維鈞
遺址形成與土地利用——以鳳山隆起珊瑚礁為例
一、前言
二、遺址形成與土地利用
三、鳳山隆起珊瑚礁的自然人文環境
四、研究範圍區內的考古學研究發展
五、研究範圍區內考古遺址在空間上分布的意義
六、結論
郭素秋
台灣北部訊塘埔文化的內涵探討
一、前言
二、訊塘埔文化的地理分布與分期
三、訊塘埔文化的遺跡與遺留
四、訊塘埔文化的遺物
五、訊塘埔文化早階段的內涵
六、訊塘埔文化的新要素
七、結語
顏廷伃
從考古學社群研究的概念初探蔦松文化與西拉雅族的關係及其社會文化變遷
一、前言
二、考古學社群研究背景
三、蔦松文化與西拉雅族之研究
四、考古出土資料分析
五、問題與討論
六、結論
陳瑪玲
聚落間陶器紋飾的變異與意義——以墾丁鵝鑾鼻二和三/四文化期的陶器為例
一、前言
二、理論與方法
三、研究主旨與方法
四、研究區域
五、分析方法
六、分析結果
七、討論與結論
林淑芬
聚落發展與自然環境變遷——以宜蘭地區史前為例
一、前言
二、宜蘭史前聚落的時空分布
三、宜蘭的自然環境演育
四、影響聚落發展的環境因素
五、結語
陳玉美
島嶼、人群、遷徙與適應
一、前言
二、島嶼:一個天然實驗室
三、人與島嶼生態環境
四、一樣的島嶼不一樣的軌跡與生命:社會文化機制
五、島嶼孤立性
六、區域互動與人群的形成:以蘭嶼為例
七、島嶼、人群、遷徙與適應
附錄
趙金勇
東帝汶地區史前防禦性聚落型態與聖嬰現象
一、前言
二、東帝汶簡史與Manatuto考古學
三、聖嬰現象與恩索現象
四、東帝汶北岸氣候與聖嬰現象
五、氣候型聚落選擇模型
六、模型驗證
邱斯嘉
從Lapita陶器紋飾研究探討創造與維繫史前社群認同感的物質表現
一、前言
二、Lapita陶器研究:背景簡介
三、Lapita陶器研究與「家屋社會」模型
四、材料分析:索羅門群島東南的聖塔克魯茲群島的三個遺址和法屬新喀里多尼亞島13A遺址
五、討論與結論
英文目次
一、前言
二、史前文化發展與變遷
三、當代研究課題
四、當代研究的新方向——歷史考古學與文化資產
五、臺灣考古學研究的基本思考
臧振華
澎湖七美島史前玄武岩石器工業與其貿易體系
一、前言
二、澎湖七美島史前石器製造場的發現與研究經過
三、南港遺址概況
四、三處史前石器製造場概況
五、七美島史前玄武岩石器工業的內涵
六、玄武岩石器所反映之貿易體系
七、結論
劉益昌
玉器的交換體系研究——製造與資源控制
一、前言
二、玉器交換體系研究的基本條件
三、各階段玉器製造與使用及其交換關係
四、結語
李匡悌、莊守正
論鵝鑾鼻史前聚落的鯊魚獵捕
一、前言
二、恆春半島的自然環境
三、研究方法與材料
四、鵝鑾鼻第二史前遺址鯊魚遺留的鑑定與分析
五、史前鵝鑾鼻聚落的鯊魚捕獵和利用
六、討論和結語
陳維鈞
遺址形成與土地利用——以鳳山隆起珊瑚礁為例
一、前言
二、遺址形成與土地利用
三、鳳山隆起珊瑚礁的自然人文環境
四、研究範圍區內的考古學研究發展
五、研究範圍區內考古遺址在空間上分布的意義
六、結論
郭素秋
台灣北部訊塘埔文化的內涵探討
一、前言
二、訊塘埔文化的地理分布與分期
三、訊塘埔文化的遺跡與遺留
四、訊塘埔文化的遺物
五、訊塘埔文化早階段的內涵
六、訊塘埔文化的新要素
七、結語
顏廷伃
從考古學社群研究的概念初探蔦松文化與西拉雅族的關係及其社會文化變遷
一、前言
二、考古學社群研究背景
三、蔦松文化與西拉雅族之研究
四、考古出土資料分析
五、問題與討論
六、結論
陳瑪玲
聚落間陶器紋飾的變異與意義——以墾丁鵝鑾鼻二和三/四文化期的陶器為例
一、前言
二、理論與方法
三、研究主旨與方法
四、研究區域
五、分析方法
六、分析結果
七、討論與結論
林淑芬
聚落發展與自然環境變遷——以宜蘭地區史前為例
一、前言
二、宜蘭史前聚落的時空分布
三、宜蘭的自然環境演育
四、影響聚落發展的環境因素
五、結語
陳玉美
島嶼、人群、遷徙與適應
一、前言
二、島嶼:一個天然實驗室
三、人與島嶼生態環境
四、一樣的島嶼不一樣的軌跡與生命:社會文化機制
五、島嶼孤立性
六、區域互動與人群的形成:以蘭嶼為例
七、島嶼、人群、遷徙與適應
附錄
趙金勇
東帝汶地區史前防禦性聚落型態與聖嬰現象
一、前言
二、東帝汶簡史與Manatuto考古學
三、聖嬰現象與恩索現象
四、東帝汶北岸氣候與聖嬰現象
五、氣候型聚落選擇模型
六、模型驗證
邱斯嘉
從Lapita陶器紋飾研究探討創造與維繫史前社群認同感的物質表現
一、前言
二、Lapita陶器研究:背景簡介
三、Lapita陶器研究與「家屋社會」模型
四、材料分析:索羅門群島東南的聖塔克魯茲群島的三個遺址和法屬新喀里多尼亞島13A遺址
五、討論與結論
英文目次
序
導言(節錄)
臺灣考古學近年研究及意義 劉益昌
一、前言
這本文集代表臺灣考古學界近10年左右部分研究走向,主題包括史前交通與交換體系、文化變遷、遷徙與適應、生業型態、遺址形成與土地利用、聚落與氣候變遷、史前社會認同、陶器社會意義等不同研究議題。由於主題是臺灣史前史,因此論文主要圍繞臺灣以及從臺灣出發的東南亞、太平洋區域,可說是廣域的南島民族區域,也可以是臺灣史前史的延伸範圍。由於筆者不才,並無能力解說這些研究方向,只能以一篇個人所學範疇的檢討性論文,作為本書的前言,並就教於方家。
1998年6月21日筆者曾在日本東南亞考古學會第22次例會於東京大學發表演講,主題是「臺灣考古學的近況」,會後在1999年6月刊出演講內容的文本部分,文內主要在於說明臺灣考古學研究簡史,史前文化層序架構,史前文化與當代原住民族群關連之研究,並指出臺灣史前文化的延續性與擴張性(劉益昌 1999)。在此之後迄今十多來年間,筆者在2000-2010年負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學組(門)的學術行政事務,也負責新成立的考古學研究專題中心的學術行政業務。除了學術行政之外,二十來年之間也從事不少臺灣考古學主題性的研究工作,由於臺灣考古學界在1990年代以來,累積資料甚多,且進行中者多,完成者少。因此如何檢討這個世紀十多年以來的臺灣考古學,筆者難以進行,但可從自我的研究觀察開始,說明近年來臺灣考古學研究的內容與方向。2010年6月28日筆者再度受山形真理子教授邀請,在早稻田大學以「臺灣考古學近年研究概要」為講題,向日本東南亞考古學界的朋友請益,演講內容也發表於《東南亞考古學會會報》,今參考此一文本增修並加以潤飾而成本文。
(一)臺灣這塊土地
人類在臺灣的時間至少從更新世晚期開始,此一期間恰是最近一次冰期,氣溫以及海水面變化明顯,隨後到來的全新世,因為冰期結束,海水面快速上升,臺灣海峽形成,隔絕亞洲大陸東南沿海與臺灣。全新世的前半,全球海水位高漲,加上臺灣受到地質構造影響,所帶來的海水面升降與海岸線變化,充分影響人類的居住、生業等生活型態。加上土地高度所帶來的物候因子(氣溫梯度),同樣影響人類聚落的選擇,這些條件都影響臺灣史前文化發展。
1999年發生921大地震,地震後的象神(2000)、桃芝(2001)、杜鵑(2003)、敏督利(2004)、碧利斯(2006)、卡玫基(2008)等颱風,以及2009年莫拉克颱風帶來的八八水災,都產生巨大的災害,顯示出臺灣土地的脆弱性,這種土地特性和人群的活動具有密切關連。土地特性導因於臺灣恰在菲律賓海板塊和歐亞板塊交界,地殼變動頻繁,土地隆起迅速,加上位於北迴歸線,季風和颱風所帶來的雨量,使得土石流、地層滑動等災害在山區頻繁發生,這些長期以來土石流動或溪流下切地層所造成的沖積地和河階,經過長時間穩定後,都是當代或史前時期人群活動的重要空間範圍。從17世紀以來,臺灣沿海地帶逐漸擁有較詳細的測繪地圖,海岸地形的變化也顯示出近三、四百年來的變化相當明顯,例如以台江內海為中心的西南平原外側潟湖,已經大部分陸化成為當代人生活空間。
臺灣位在東海與南海之間南北交通的關鍵位置,也是亞洲大陸與太平洋之間的海陸交通聯接位置,本島兩側的臺灣海峽、東臺灣海域,是連繫其間的關鍵海域。就歷史發展的過程而言,也是亞洲大陸文明中心向外的交通路徑所經,追溯至史前時期也是人群沿著海岸向外的重要途徑。15、16世紀以來,世界貿易體系在東亞、東南亞的重要交通動線,幾乎都得從臺灣本島的東、西兩岸通過,也可以說明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但就歷史發展的進程而言,臺灣似乎比鄰近的琉球、日本,甚至菲律賓,都更晚才進入文字紀錄的歷史時期,雖然宋代趙汝适的《諸蕃志》(1225)曾經提到可能是指臺灣的琉球「無他奇貨,尤好剽掠,故商賈不通」,但仍不足以解釋臺灣為何晚至17世紀初才進入文字紀錄的歷史時期,其間的原因仍值得進一步推敲。
(二)臺灣史前文化的時間範疇
臺灣本島正式進入文字歷史的時間晚到17世紀20年代,荷蘭人在1624年從今日臺南安平海岸登陸,建立熱蘭遮城(Zeelandia),逐步統治南部臺灣。1626年西班牙人進入臺灣北部的基隆、淡水,建立聖薩爾瓦多城(San Salvador)與聖特多明哥城(Santo Domingo),統治北部臺灣,使得局部區域進入文字紀錄的歷史。臺灣的考古學者,大都將此一階段以前稱為史前時期(例如,宋文薰 1961、1965、Chang et al. 1969、張光直 1977)。但近年來,必須重新考慮原史時代的問題,假若將原史時代的定義當作是外界對於臺灣已有部分文獻記載,但臺灣本島內部仍未有文字紀錄的狀態。如此則可以藉由鄰近區域對臺灣的文字記載,輔助與印證發展過程,就中國的歷代文獻而言,三國時代《臨海水土志》描述的夷州,《隋書》〈流求國傳〉記錄的流求國,宋代趙汝适的《諸蕃志》的琉球,都可能指涉今日的臺灣或臺灣的一部分。更清楚的紀錄則是元代汪大淵的《島夷志略》(1349)以及1603年陳第所寫的《東番記》(曹永和 1979,周婉窈 1997、2007、2009)。除了漢籍文獻之外,西班牙籍神父Pedro Gómez等人在1582年由澳門前往日本途中,因遭逢風雨,船隻擱淺在臺灣本島西海岸,亦曾寫下有關臺灣人群與土地的記載(李毓中主編/譯註 2008:227-243)。
就目前所知,從宋代的文獻紀錄已經可知當時臺灣海峽中的澎湖群島已有不少漢人居住,屬於泉州管轄,從相關記錄也可知當時對於臺灣本島的地理知識已有較充分的了解,所以臺灣的考古學者,也將此一階段以後到17世紀之間稱為原史時期,例如張光直先生在「濁大計劃」時期,就將臺灣中部地區史前文化層序的最晚階段稱為原史階段,但仍歸屬於史前時期(張光直 1977)。基於原史階段的內涵、研究方法及對臺灣歷史研究的重要性,因此也可以在史前時期和歷史時期之間加入了原史時期成為三個大階段(劉益昌 2011a)。近年來歷史學者已經開始思考早於17世紀漢人進入臺灣,進行貿易、漁業、短期居住等行為對臺灣原住民族與歷史發展的影響(例如:陳宗仁 2005),此一原史階段說明臺灣歷史文獻記載與考古學研究之間連續的重要性(劉益昌 2011a)。
臺灣考古學近年研究及意義 劉益昌
一、前言
這本文集代表臺灣考古學界近10年左右部分研究走向,主題包括史前交通與交換體系、文化變遷、遷徙與適應、生業型態、遺址形成與土地利用、聚落與氣候變遷、史前社會認同、陶器社會意義等不同研究議題。由於主題是臺灣史前史,因此論文主要圍繞臺灣以及從臺灣出發的東南亞、太平洋區域,可說是廣域的南島民族區域,也可以是臺灣史前史的延伸範圍。由於筆者不才,並無能力解說這些研究方向,只能以一篇個人所學範疇的檢討性論文,作為本書的前言,並就教於方家。
1998年6月21日筆者曾在日本東南亞考古學會第22次例會於東京大學發表演講,主題是「臺灣考古學的近況」,會後在1999年6月刊出演講內容的文本部分,文內主要在於說明臺灣考古學研究簡史,史前文化層序架構,史前文化與當代原住民族群關連之研究,並指出臺灣史前文化的延續性與擴張性(劉益昌 1999)。在此之後迄今十多來年間,筆者在2000-2010年負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學組(門)的學術行政事務,也負責新成立的考古學研究專題中心的學術行政業務。除了學術行政之外,二十來年之間也從事不少臺灣考古學主題性的研究工作,由於臺灣考古學界在1990年代以來,累積資料甚多,且進行中者多,完成者少。因此如何檢討這個世紀十多年以來的臺灣考古學,筆者難以進行,但可從自我的研究觀察開始,說明近年來臺灣考古學研究的內容與方向。2010年6月28日筆者再度受山形真理子教授邀請,在早稻田大學以「臺灣考古學近年研究概要」為講題,向日本東南亞考古學界的朋友請益,演講內容也發表於《東南亞考古學會會報》,今參考此一文本增修並加以潤飾而成本文。
(一)臺灣這塊土地
人類在臺灣的時間至少從更新世晚期開始,此一期間恰是最近一次冰期,氣溫以及海水面變化明顯,隨後到來的全新世,因為冰期結束,海水面快速上升,臺灣海峽形成,隔絕亞洲大陸東南沿海與臺灣。全新世的前半,全球海水位高漲,加上臺灣受到地質構造影響,所帶來的海水面升降與海岸線變化,充分影響人類的居住、生業等生活型態。加上土地高度所帶來的物候因子(氣溫梯度),同樣影響人類聚落的選擇,這些條件都影響臺灣史前文化發展。
1999年發生921大地震,地震後的象神(2000)、桃芝(2001)、杜鵑(2003)、敏督利(2004)、碧利斯(2006)、卡玫基(2008)等颱風,以及2009年莫拉克颱風帶來的八八水災,都產生巨大的災害,顯示出臺灣土地的脆弱性,這種土地特性和人群的活動具有密切關連。土地特性導因於臺灣恰在菲律賓海板塊和歐亞板塊交界,地殼變動頻繁,土地隆起迅速,加上位於北迴歸線,季風和颱風所帶來的雨量,使得土石流、地層滑動等災害在山區頻繁發生,這些長期以來土石流動或溪流下切地層所造成的沖積地和河階,經過長時間穩定後,都是當代或史前時期人群活動的重要空間範圍。從17世紀以來,臺灣沿海地帶逐漸擁有較詳細的測繪地圖,海岸地形的變化也顯示出近三、四百年來的變化相當明顯,例如以台江內海為中心的西南平原外側潟湖,已經大部分陸化成為當代人生活空間。
臺灣位在東海與南海之間南北交通的關鍵位置,也是亞洲大陸與太平洋之間的海陸交通聯接位置,本島兩側的臺灣海峽、東臺灣海域,是連繫其間的關鍵海域。就歷史發展的過程而言,也是亞洲大陸文明中心向外的交通路徑所經,追溯至史前時期也是人群沿著海岸向外的重要途徑。15、16世紀以來,世界貿易體系在東亞、東南亞的重要交通動線,幾乎都得從臺灣本島的東、西兩岸通過,也可以說明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但就歷史發展的進程而言,臺灣似乎比鄰近的琉球、日本,甚至菲律賓,都更晚才進入文字紀錄的歷史時期,雖然宋代趙汝适的《諸蕃志》(1225)曾經提到可能是指臺灣的琉球「無他奇貨,尤好剽掠,故商賈不通」,但仍不足以解釋臺灣為何晚至17世紀初才進入文字紀錄的歷史時期,其間的原因仍值得進一步推敲。
(二)臺灣史前文化的時間範疇
臺灣本島正式進入文字歷史的時間晚到17世紀20年代,荷蘭人在1624年從今日臺南安平海岸登陸,建立熱蘭遮城(Zeelandia),逐步統治南部臺灣。1626年西班牙人進入臺灣北部的基隆、淡水,建立聖薩爾瓦多城(San Salvador)與聖特多明哥城(Santo Domingo),統治北部臺灣,使得局部區域進入文字紀錄的歷史。臺灣的考古學者,大都將此一階段以前稱為史前時期(例如,宋文薰 1961、1965、Chang et al. 1969、張光直 1977)。但近年來,必須重新考慮原史時代的問題,假若將原史時代的定義當作是外界對於臺灣已有部分文獻記載,但臺灣本島內部仍未有文字紀錄的狀態。如此則可以藉由鄰近區域對臺灣的文字記載,輔助與印證發展過程,就中國的歷代文獻而言,三國時代《臨海水土志》描述的夷州,《隋書》〈流求國傳〉記錄的流求國,宋代趙汝适的《諸蕃志》的琉球,都可能指涉今日的臺灣或臺灣的一部分。更清楚的紀錄則是元代汪大淵的《島夷志略》(1349)以及1603年陳第所寫的《東番記》(曹永和 1979,周婉窈 1997、2007、2009)。除了漢籍文獻之外,西班牙籍神父Pedro Gómez等人在1582年由澳門前往日本途中,因遭逢風雨,船隻擱淺在臺灣本島西海岸,亦曾寫下有關臺灣人群與土地的記載(李毓中主編/譯註 2008:227-243)。
就目前所知,從宋代的文獻紀錄已經可知當時臺灣海峽中的澎湖群島已有不少漢人居住,屬於泉州管轄,從相關記錄也可知當時對於臺灣本島的地理知識已有較充分的了解,所以臺灣的考古學者,也將此一階段以後到17世紀之間稱為原史時期,例如張光直先生在「濁大計劃」時期,就將臺灣中部地區史前文化層序的最晚階段稱為原史階段,但仍歸屬於史前時期(張光直 1977)。基於原史階段的內涵、研究方法及對臺灣歷史研究的重要性,因此也可以在史前時期和歷史時期之間加入了原史時期成為三個大階段(劉益昌 2011a)。近年來歷史學者已經開始思考早於17世紀漢人進入臺灣,進行貿易、漁業、短期居住等行為對臺灣原住民族與歷史發展的影響(例如:陳宗仁 2005),此一原史階段說明臺灣歷史文獻記載與考古學研究之間連續的重要性(劉益昌 2011a)。
內容連載
遺址形成與土地利用──以鳳山隆起珊瑚礁為例
陳維鈞
一、前言
由於考古學的研究材料,在自然環境下,一直受到不同程度的自然營力和人為作用力的影響,而呈現不同程度的質與量的變化。此一現象,就是所謂的考古遺址形成過程,對於考古學的研究影響深遠。早期的考古學者以所謂的相關原理(correlate principle),將行為現象和物質在空間分布的現象相對應,認為物質文化是凍結的時空秩序組合,其最後堆積的情形,直接反映人類行為的最終歸宿。因此,認為從具有規律的器物組合關係模式,就可以用來推論過去的人類行為(Schiffer 1987)。這種考古學的推論過程,其前提基本上是不正確的。因為過去人類行為所產生的文化遺物和生態遺留證據,在自然環境中,明顯的受到無數次的多樣性文化和自然形成過程的影響。事實上,任何具有規律性的器物組合關係都是經過所謂的轉型過程(transformation)的結果(Schiffer 1975、1976)。因此,考古學者必須理解,並注意到考古遺址形成過程的理論,及其對考古遺址被發現機率的可能影響。不能只看考古遺址或文化遺物的外表或組合關係,就加以解釋過去人類的行為和文化,而應該審慎的考慮和完全的掌握有關的問題,例如考古資料是如何形成的,而形成過程又是如何影響考古資料、如何影響考古學者蒐集考古資料、以及形成過程如何影響到我們對考古資料的使用等。如此,考古學者才能理解考古資料的可能限制,繼而瞭解考古資料與人類行為之間的相互關係,最後才能有效的針對考古出土資料,做出有意義的人類行為的解釋。也就是這個原因,考古遺址形成過程的研究,是各地學者,無論他們的學派隸屬是否相同,都必須正視的重要研究課題(陳維鈞 2000)。
考古學資料受到考古遺址形成過程影響的現象,在臺灣考古學發展的過程中,很早就被學者所提及。但是,有關遺址形成過程的探討與研究,卻並沒有受到應有的注意與重視。例如日治時期,宮本延人(宋文薰 1961:5)就曾提出東海岸史前遺址的分布比開發較早的西部平原為密集,是因為西部平原多已被開墾,遺址不易被發現之故。此一現象即說明了屬於文化形成過程範疇的人為擾亂過程,例如土地的開發行為,會破壞遺址,進而降低遺址被發現的機率。
陳維鈞
一、前言
由於考古學的研究材料,在自然環境下,一直受到不同程度的自然營力和人為作用力的影響,而呈現不同程度的質與量的變化。此一現象,就是所謂的考古遺址形成過程,對於考古學的研究影響深遠。早期的考古學者以所謂的相關原理(correlate principle),將行為現象和物質在空間分布的現象相對應,認為物質文化是凍結的時空秩序組合,其最後堆積的情形,直接反映人類行為的最終歸宿。因此,認為從具有規律的器物組合關係模式,就可以用來推論過去的人類行為(Schiffer 1987)。這種考古學的推論過程,其前提基本上是不正確的。因為過去人類行為所產生的文化遺物和生態遺留證據,在自然環境中,明顯的受到無數次的多樣性文化和自然形成過程的影響。事實上,任何具有規律性的器物組合關係都是經過所謂的轉型過程(transformation)的結果(Schiffer 1975、1976)。因此,考古學者必須理解,並注意到考古遺址形成過程的理論,及其對考古遺址被發現機率的可能影響。不能只看考古遺址或文化遺物的外表或組合關係,就加以解釋過去人類的行為和文化,而應該審慎的考慮和完全的掌握有關的問題,例如考古資料是如何形成的,而形成過程又是如何影響考古資料、如何影響考古學者蒐集考古資料、以及形成過程如何影響到我們對考古資料的使用等。如此,考古學者才能理解考古資料的可能限制,繼而瞭解考古資料與人類行為之間的相互關係,最後才能有效的針對考古出土資料,做出有意義的人類行為的解釋。也就是這個原因,考古遺址形成過程的研究,是各地學者,無論他們的學派隸屬是否相同,都必須正視的重要研究課題(陳維鈞 2000)。
考古學資料受到考古遺址形成過程影響的現象,在臺灣考古學發展的過程中,很早就被學者所提及。但是,有關遺址形成過程的探討與研究,卻並沒有受到應有的注意與重視。例如日治時期,宮本延人(宋文薰 1961:5)就曾提出東海岸史前遺址的分布比開發較早的西部平原為密集,是因為西部平原多已被開墾,遺址不易被發現之故。此一現象即說明了屬於文化形成過程範疇的人為擾亂過程,例如土地的開發行為,會破壞遺址,進而降低遺址被發現的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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