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
解嚴之前，「台灣」一直是個禁忌。在島內，她與所謂台獨分離主義畫上等號，是「叛亂者」的代名詞；在國際上，她妾身未明，始終曖昧的屬於「一個中國」，除了「台灣」，各式各樣的名稱，多到連自己都說不清。一九八七年解嚴後，本土意識日益高漲，族群尋根的意願，也隨之提高，有關台灣的研究與書寫，從過去隱而未現的細水長流，終於如滾滾浪潮，席捲而來，舉凡歷史地理、鄉土民俗、自然生態等等「研究台灣」、「書寫台灣」，在政治改革、社經變遷和文化反省等各種力量相互激盪下蔚為大觀，「台灣」的面貌才得以走出禁忌，逐漸清晰起來。
一九九○年代，是一個「認識台灣」、「發現台灣」全面覺醒的年代。在官方，一九九四年，教育部通過國小增加鄉土教學活動，國中增加「認識台灣」的課程，雖引起統獨兩派關於歷史詮釋的論戰，卻顯示官方已從大中國的歷史論述，轉而注視台灣本土歷史教育的建構；一九九六年，教育部核准台南師範學院成立「鄉土文化研究所」，一九九七年，第一所「台灣文學系」在真理大學成立，台灣文學、鄉土文化終於得以進入學院，成為正式的學門。此外，中央研究院於一九九年成立「台灣史田野研究室」，陸續出版《台灣平埔族研究書目彙編》（1988），《台灣漢人移民史研究書目》（1989）、《台灣民間信仰研究書目》（1991），並於一九九三年成立「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一九九○年代，台灣史的重塑與建構、台灣文學的研究與論述，隱然成為官方、學術界的顯學。
相對於官方、學術界，民間「尋找台灣」的生命力更為蓬勃。成立於一九七三年的「雲門舞集」，於一九七八年以「薪傳」舞出了台灣移民渡海來台的強勁生命力，成為一九七九年台美斷交期間，最有力的時代之聲；一九七九年，許常惠（1929 ~
2001）創辦「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成員包括學者專家與企業家，以「維護民俗藝術，傳承民間藝人的精湛技藝，提高民俗文化的學術價值，藉以充實精神生活。」為理念，而以調查、研究、保存、傳習的具體行動，為台灣民俗注入活力。而出版界，早在一九八二年成立的前衛出版社，是一九八○年代以來最具本土特色的出版機構，在戒嚴時代，就以台灣本土文學為出版大宗，策劃出版「台灣文史叢書」、「新台灣文庫」、「台灣研究叢書」，並結合台灣作家創辦《台灣新文化》雜誌，接辦台灣前輩作家吳濁流所創刊的《台灣文藝》雜誌，一九九○年策劃出版「台灣作家全集」，更是台灣新文學發軔以來劃時代集大成的創舉。一九八九年，台原出版社創立，秉持為台灣文化承傳薪火的使命感，大量出版台灣歷史、文化、風土叢書，如「協和台灣叢刊」、「台灣智慧叢刊」等，甚至向下扎根至青少年及兒童讀者群。一九九一年歲末，《天下雜誌》以「發現台灣」為標題製作專刊，成為文化新聞界的大事；一九九五年，「玉山社」出版社創立，以「創造台灣文化尊嚴」為宗旨，出版台灣人文、歷史、自然書籍，把台灣最寶貴美好的各種面貌，藉著文字與圖像，記錄、保留下來，讓生長在這塊土地的台灣人，認識台灣；同年，常民文化出版社成立，以「疼惜人跟土地，重建常民文化」、「人和土地的文化就是常民文化」的理念，策劃「台灣族群誌」、「台灣風土誌」、「台灣地方誌」、「台灣自然誌」、「台灣平埔族」、「原住民民族誌」等叢書出版，並從二○○○年開始製作台灣紀錄片，包括公共電視「台灣地平線」、文建會「鄉鎮文化誌」等系列節目。凡此文史出版盛況，不僅顯示台灣主體意識追尋勢不可擋，更顯現源自民間力量尋求台灣文化與台灣精神的迫切渴望。
與此同時，許多民間文教基金會亦致力於本土文化的發掘與根植，如「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於一九九三年出版第一本有關台灣史的專業期刊《台灣史料研究》，並對外開放「台灣史料中心」；一九九四年，宜蘭「慈林文教基金會」成立慈林圖書館，專事台灣社會運動史料蒐藏；同年，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百年誕辰，「賴和文教基金會」成立，設立賴和醫療服務獎與文學獎，積極舉辦各種文學講座與文學活動，次年於賴和先生早年診所原址，成立賴和紀念館，館藏完整賴和遺物、藏書、字畫、手稿及相關文獻資料，並陸續蒐藏、展示彰化地區作家之手稿文物；此外，各縣市文化中心的老照片展覽也在一九九○年代如野火燎原般展開，這些屬於古早台灣影像的老照片紛紛出土，重見天日，召喚並見證了長久之間囿於歷史因素而有意被掩沒遺忘的過去。
這一切溯源的努力，表達了對群體往事記憶的強烈飢渴，也以庶民的觀點，重新詮釋台灣人民在這塊島嶼上奮鬥的歷史，重塑台灣形象。
在這樣的風潮下，各地先後成立的在地文史工作室也如雨後春筍般崛起。過去，鄉土史研究被學界所忽略，認為那只是業餘的民間文史工作者或鄉土史家基於在地之便所做出來的「資料」而已，難登大雅之堂，但是此刻台灣本土意識風起雲湧之際，鄉土史卻是認識台灣最直接而親切的教材。因此，原本對台灣本土文化默默耕耘的一群文史工作者，透過政府政策直接或間接的鼓勵，不僅致力於田野調查與在地鄉土史、庶民史的蒐集與書寫，更開始積極參與「社區總體營造」與各地文藝季的承辦工作，並以社區關懷、文史探索、地方文物館藏與研究、社區總體營造、原住民族群工作、自然人文生態研究、鄉土文化藝術、文化資產保存維護…等工作目標，建構、重塑台灣的面貌，台灣鄉土史書寫的風潮就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中日漸波瀾壯闊。
所謂鄉土史，在傳統史學分類中屬於「雜傳」，頂多是史學的旁支，不能與講述歷朝興替的正史或典章制度的政書相提並論，正如西方的鄉土史也面臨政治史、外交史、制度史或教會史等正統史學的排擠，鄉土史處於邊緣的地位，中西皆然。但是按照一九六○年代英國第一位鄉土史學者芬柏格（H. P. R.
Finberg）的說法，「一個鄉土史家不但是一位考古家，也是一位地理學家；不但觀察當前地方的開發，還要透視地理景觀的變化。一個鄉土史家不但要查索圖書館的圖書以及官方的檔案，還要走出戶外從事田野調查。他不但是一個經濟史家，由於人不能只靠麵包過日子，故也同時是一個藝術史、教育史和宗教史的學者。總之，他要能從傳統走到現代，是一個重建社會生活之全史的史學家。」
由此觀之，鄉土史是一門跨領域的學問，內容涵蓋環境、社會與文化三大領域，這與傳統史學視鄉土史為地方誌，屬於所謂道聽塗說的稗官野史、難登大雅之堂的觀點大異其趣。
事實上，鄉土史所關注的是：「什麼樣的人在特定的環境、有限的資源，以及各種人為的牽制中，創造了大家現在生活的這套文化？……而這套文化是與日常生活（daily
life）繫連在一起，自生產技術、商貿信用、衣食住行、衛生保健等物質生活，醫療生命、傳統民俗，以至生死觀、財富觀等心態，結合成為有機的、全面的研究體。」從這樣的觀點來看，鄉土史是一個活生生的歷史，是一個具體可感知的世界，他傳達了在地的歷史人物、民間風俗、自然生態、地表景觀、建築藝術、宗教祭儀、耆老傳述等等不同的信息，這些信息是最親切、最生活化的，使人在其中體會到個人在時間洪流與空間網絡中的位置，從而體認到歷史不是那麼遙遠不可企及，我們也都是歷史中人。
從文學書寫歷史的脈絡來看，一九七○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開啟了台灣主體性的思維，引發一系列國族認同、國家定位討論的議題。一九七九年美麗島事件之後，戒嚴體制鬆動，以台灣為主體的論述，隱然蔚為潮流；一九八○年代之後，台灣歷史、文化與身分認同的重建，逐漸成為台灣社會和文化論述界的一大工程；一九九○年代至今，日漸清晰的台灣面貌，在自然、歷史、人文、社會等多元書寫與紀錄中逐漸浮現。
康原（1947 ~ ），身為彰化的文史工作者，正是受到鄉土文學論戰的啟蒙，自一九八○年代後期起，二十多年來，以報導文學、台語歌謠創作、人物傳記等文學形式，型塑 / 建構彰化在地人文面貌，舉凡文史精神、民俗傳說、民間歌謠、宗教信仰、民風土俗等書寫報導，皆是基於身分認同、土地認同的使命感，不斷經由「再現、加工、轉換、建構現實」的文學形式，呈現家鄉彰化的面面風情。
康原作品，無論是個人詩歌創作、報導文學、人物傳記、田野調查，或是與施福珍合作找回失憶已久的台灣囡仔歌、與學者胡萬川進行民間文學採集、與攝影家許蒼澤踏查拍照紀錄，皆從各種不同角度，透過翻查閱讀文獻、拜訪地方耆老、如實田野調查，持續書寫彰化地區文學歷史、鄉土民俗，從而有了可觀的成績。通過這些作品，康原所形塑建構的彰化，不僅是眼前當下所見地理空間上的彰化風貌，更是透過歷史縱深所架構的人文彰化，是庶民精神的彰顯，也是文學精神的傳承；這些作品，不僅生動的呈現出彰化地區平民百姓尋常生活的圖像，也建構出豐富的彰化人文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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