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書所記述的是中國歷史上的朋黨鬥爭，題材是嚴肅的，內容應該說還是饒有興味的。有些史實可能已經家喻戶曉，不過再讀一下，或許會有新的感受和發現，至於那些不為一般讀者所熟悉的史實，讀了更會增廣見聞。
書中的十三個歷史故事分析了朋黨的廣、狹兩種含義以及本系列叢書的分工情況後選定的。所謂朋黨，其實是個貶義詞，指的是歷史上統治階級裡面那些與國家最高權力者及其統治下的正常秩序相違背或相對抗的政治派別。具體言之，就是對君主（王、皇等）及其統治秩序造成威脅、削弱、破壞、瓦解的各種政治集團，儘管在階級本質上，這些政治派別又都依賴君權而存在。根據這個理解，中國古代統治階級內部許多利益衝突的政治派別都可作朋黨觀之，如春秋時大夫之家和陪臣的宗族朋黨，戰國封君朋黨，兩漢時出現的士大夫朋黨，此後，官僚有官僚朋黨，宦官有閹黨，宗藩有藩黨，后妃有后黨，外戚有戚黨，幾乎無所不形成朋黨，有時由於特殊的歷史條件，皇帝本人也成了朋黨的招牌，這就是所謂帝黨。以上是廣義的朋黨。
如果按照這個意義去編排，那麼十三個題目、二十萬字是遠遠不夠的，而且那樣做也與本叢書的其他一些主題重複，比如帝黨的某些內容，就可以在《血濺龍袍》（二○一五年七月出版）中去寫；戚黨、奸黨則可在《為寵廝殺》（預計二○一六年二月出版）中展開；而與丞相有關的內容在《相位爭奪》（二○一五年八月出版）中也會有適當的論述；宗藩之黨在《軍閥割劇》（預計二○一六年出版）裡面占有重要地位；而《變法之殤》（二○一五年九月出版）、《文字血淚》（預計二○一六年出版）兩書也會從廣義的朋黨鬥爭的題材中瓜分去一些內容。如此看來，留給本書所寫的內容就比較有限了，因此作者就想到了狹義的朋黨概念。
所謂狹義的朋黨，我以為是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下官僚制度的產物，是特定的中國封建社會中士大夫官僚之間的政治派別。這樣的政治派別，萌生於春秋戰國士人活躍、百家爭鳴的歷史轉折時期。漢代的黃老與儒家之爭和經今古文學爭論又促使其逐漸成長、壯大，到東漢末期士人學生公開與宦官鬥爭、與外戚抗衡時，可以說士大夫官僚朋黨已經正式登上歷史舞台。魏晉南北朝士人之間的門第之見、方輿之見，唐中葉以後的牛李黨爭，兩宋的新舊之爭，明末東林黨議，清初黨社運動，清末帝黨後黨之爭，北洋軍閥時代的冗員朋黨，國民黨的派系鬥爭等等，都屬於這種狹義的官僚朋黨及其殘餘和變種。
由於作者學術專業側重在前半段，再加上本書寫作的時間比較緊迫，所以便斟酌以上情況，採取了調和廣、狹兩種含義，突出歷史發展趨勢和規律，最後落腳在漢、唐、明三朝官僚朋黨之爭的做法。竊以為這樣做至少會有兩個好處：一是可以明確與其他作者的分工，避免重複；二是可以集中力量說明官僚朋黨之亂的歷史發展過程。透過本書選擇的這十三個題目，讀者會發現朋黨之亂是如何從分封時代的大夫之家專權，過渡到戰國時代的封君士人朋黨，最後形成獨立的官僚士大夫政治集團的歷史脈絡，從而在動態中把握歷史。如此看來，本書的選材就不是毫無原則、漫無目標的折中了。
其次，這十三個題目可大致作三組看待。前三章算做一組，再現春秋時代大夫之家如何把國君的禮樂征伐大權據為己有，甚至廢儲立君、犯上作亂、謀弒君親以及由此造成的一系列嚴重影響和歷史變局。《左傳》曾引《商書》的話，宣稱「無偏無黨，王道蕩蕩」。這句話在今本《尚書．洪範》中。看來，在三代時，伸張王權，抑制朋黨就已經成為君主政治的主題了。孔子不止一次地說過「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論語．衛靈公、為政、子路》），結黨營私，危害君權在春秋時代也是受到批評的。這說明，朋黨在春秋以前是客觀存在的。有趣的是，當時不論是「朋」還是「黨」，都與宗法親族有關，所謂朋友，也就是兄弟，鄉黨也就是宗族，這與當時大夫之家發展宗族朋黨的實際情況相符。除了晉國特殊外，其他諸侯國的大夫之家幾乎都是國君公室的兄弟子侄，三桓、崔慶之流又都是與同姓宗族相勾結而成朋黨的。當時的一切政治活動都離不開宗族制度這個歷史條件，朋黨當然也不例外。
第二組有六個題目，記述的是戰國時代封君士人朋黨發生、發展的典型事例。戰國時代是宗族制度瓦解、集權制確立、官僚制形成的重要時期，也是朋黨從宗族兄弟子侄結黨轉向官僚士大夫結黨的重要的過渡時期。當時的封君不同於春秋時代的大夫之家，有的雖係宗法貴族，如田文、趙勝、魏無忌，或是公子，或是同宗，但他們的封邑比春秋時代的大夫之家要小得多，權力也遠不及從前的卿大夫執掌國政者。而有的，像黃歇、呂不韋之流，根本就不是貴族出身，只是平民階級的士人，屬兩姓旁人。另外，這些封君的朋黨也早已不再是清一色的宗族鄉黨了，而是行遍天下、自由擇主的各類士人。韓非子說：「黨與之具，臣之寶也。」（《韓非子．孤憤》）又說：「群臣朋黨比周，以隱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東是也。」（《韓非子．飾邪》）這裡的「臣」、「群臣」，當然已經不再是春秋時的大夫、士等貴族了，而是專制君主的僚佐們。這說明，官僚朋黨在當時已開始形成，山東六國比較嚴重。同時也說明，當時的官僚朋黨與舊的宗族制仍有千絲萬縷的聯繫，這就是為什麼封君和士人相結合的形式居主導地位的原因。相對於春秋時代，這是新式的大夫和新式的士結成的朋黨，而相對於新生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來說，封君勢力仍是舊勢力的代表，對新制度發揮阻礙和瓦解的作用。山東六國舊勢力的殘餘比較嚴重，此類朋黨猖獗，所以紛紛滅亡，秦國只在一個偶然的條件下，才出現了呂、嫪之黨，但卻沒能維持多久，便被秦王嬴政粉碎了。秦國沒有經過改換公室的政治革命，卻因此而主權強大，朋黨難以立足，所以能夠日益強盛，最終消滅山東六國，統一天下。
第三組四個題目，具體講述官僚朋黨的形成和發展的過程。秦漢以後，官僚制度在全國逐步確立，單純的官僚士大夫朋黨也在發展。著名的「文景之治」在朋黨政治發展的歷程中可以說是「文景之亂」，黃生與轅固生的爭論，不只是意識形態之爭，更是兩派官僚士人的朋黨之爭。袁盎、晁錯之爭，也同樣是官僚朋黨之爭。這種鬥爭又不同於戰國時代的封君朋黨之亂，其中沒有貴族，而完全是士人官僚之間的爭鬥。不過，在他們之外，像梁孝王那樣的宗族朋黨和魏其侯、武安侯那樣的外戚朋黨也同時存在。儘管梁孝王之黨中包含了許多士人官僚，外戚朋黨也和官僚朋黨合二而一，但這種宗族勢力的存在畢竟說明了朋黨的歷史發展和許多其他歷史現象一樣，不是簡單的一個代替一個的直線前進，而是在舊的基礎上生出新的東西，新對舊不是簡單的拋棄和消滅，而是有保留的揚棄和共存，歷史正是在這種不斷揚棄和積累中發展的。一個社會、一個民族、一種文化不是在一個代替一個的簡單更迭中做直線運動，而是在吸收歷史遺產和不斷積累前人文化成果的基礎上增長、擴大起來的；它不可能變得越來越簡單、越來越純潔，恰恰相反，而是變得越來越複雜、越來越多樣化。因此，當您讀到牛李黨爭、東林黨議時，千萬不要忘了，當時的朋黨鬥爭絕不只是官僚士大夫之爭，還包括宗族勢力之爭、後宮之爭等等。本書的目的旨在告訴讀者，官僚士大夫朋黨隨著集權專制主義和官僚制度的不斷發展而更為重要，如此而已。
在這本書中，亦力圖說明一個觀點，即朋黨之爭是當時政治制度和歷史條件下的必然產物，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朋黨之亂無疑是一個朝代政治生活中產生的弊病，捲入朋黨之爭的任何一方在擾亂秩序、增加內耗、瓦解士氣、加深成見方面是不能逃脫罪責的。司馬遷盛讚遊俠，李德裕自比松柏，歐陽修頌揚君子之朋，實際上是標榜自己的小集團是正義的，而對立派別或是藤蘿，或是小人之黨，應予排斥。這種做法本身就是朋黨作風，毫無正義可言。但是，朋黨的這種性質並不意味著凡是介入朋黨中的所有人士全都一無是處、應予澈底否定。朋黨中有小人，像易牙、豎刁、李園、嫪毐之流，他們的奸黨固然因為這些人的品格卑劣而更顯得邪惡、兇殘，但卻不能因此得出結論，說這些朋黨的性質取決於這些小人的品格。朋黨之中也有正人君子、政治家、改革家之類，像趙盾，就是一個比較有修養的政治家；呂不韋深謀遠慮，為秦國的統一和文化事業的發展做出了很大貢獻；晁錯、袁盎雖水火不容，卻又都是忠直之臣；霍光為政謹慎，為漢朝統治的正常運行耗盡心血；東漢清流中的楊震、李固、陳蕃、李膺等人在人品氣節上都是值得讚揚的；李德裕的政治才幹，牛僧孺的廉潔，東林人士的骨氣也都是可歌可泣的。但這些又都無法改變或減輕朋黨之亂干犯朝政、攪擾綱紀的本質。在這種意義上，歐陽修等人說得對，壞人為朋黨，好人也為朋黨，物以類聚。然而，我們認為，無論「好人」，還是「壞人」，都無法改變朋黨的性質。所謂「好人」，往往信念更堅定、目標更明確、獻身精神更為強烈，鬧起朋黨來，更加頑強，有時手段一點也不比「壞人」遜色。袁盎殺晁錯、霍光誅上官傑、李德裕排擠李宗閔、東林制裁閹黨，其恐怖、其慘烈，同樣是駭人聽聞的。而由「好人」的頑強鬥爭而招致「壞人」的殘酷報復，則更使朋黨之亂的危害性大大增強。因此，論者不必強辯誰是「好人」，誰是「壞人」，而應認真地剖析一下朋黨之亂的本質和危害，找出它的病根，澈底醫治這個政治疾患。
在中國古代，「黨」這個詞除了鄰里鄉黨、族黨之外，在政治上是個貶詞。上古時代，「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子（王）的一統天下就已經是人們普遍的理想。可是不論是天子（王），還是諸侯國君，都不可能一個人把天下國家事無鉅細全部管理得井井有條，他（們）必須借助於一些幫手來完成或實現自己對天下國家的統治。三代時，這些幫手就是他們的兄弟子侄和婚姻等宗族貴族。戰國以後，又漸漸以官僚代替宗族貴族，實施個人集權統治。在君主看來，自己是天下國家的最高統治者，天下國家應該是自己一個人的私產，幫手們不過是幫忙料理，得些報酬，如春秋以前的貴族分封制，戰國以後的官僚俸祿制。可是宗族貴族和官僚們卻不滿足於既定的報酬，除了替主子保境安民、搜刮民脂民膏以外，他們自覺不自覺地認為自己同樣是管轄範圍內土地和人民的主人，有權更貪婪更瘋狂地往自己的私囊中撈取利益，甚至越過職權，擴大勢力，如果可能還會結成勢力集團，發展到一定程度時竟至於壟斷朝政，廢儲立君，進行篡逆。因此，君主和作為幫兇的宗族貴族以及官僚們在激烈的階級鬥爭中互相依靠、互相利用之外，又必然地存在著尖銳的矛盾和鬥爭。戰國時期，這種矛盾和鬥爭隨著官僚制度的確立而更趨激化，以至於學者們發出「上下一日百戰」（《管子》、《韓非子》）的驚呼，而申不害、韓非之流又吸收道家陰謀策略思想，發展起一套君主駕御臣下的形名之術。一般說來，君主往往代表著秩序和安定，而宗族、官僚朋黨則成為混亂、貪污、苛政的象徵。對人民來說，兩害相權，君主或國家的統一所造成的負擔要輕一些。人們為了安寧和秩序，已經甘願把自己的一部分權利讓渡給了國家或君主，他們不希望在君主或國家的正常秩序下又生出更多的敲詐者，他們寧可擁護一個君主，而不願意遭受無數個土豪劣紳、貪官污吏的剝削和壓榨。可是，在君主制度與宗族分封或官僚體制相結合的政治生活中，朋黨現象卻是必然的，又是非常的。說它必然，是說它一定要產生，說它非常，是說在人們的理想中沒有它的位置，因為它是非正義的，應該消除。歷史正是在朋黨的不斷出現和抑制中緩慢進步的。朋黨是無時不在的，君主或統一、集權力量與朋黨的鬥爭也從未間歇過。兩種勢力彼此消長，君權強大，宗族就順服，官僚機器的運轉就比較正常，朋黨就難以為亂。相反，若君主勢力衰落，朋黨勢力就會抬頭。最高權力的爭奪鬥爭又往往會促使朋黨亂政走向極端，沒有最高權力的爭奪，一般也不會有朋黨鬥爭的白熱化和派性的大氾濫，歷史已經不止一次地向我們展現了這個規律。
由此可見，朋黨鬥爭是君主制度的必然的副產品，是統治階級內部利益和權力再分配過程中發生的爭奪戰。它不僅與君主個人意志的統一不一致，更與剝削階級國家鎮壓人民的初衷相違背。因此，朋黨之間的矛盾並不是古代奴隸制或封建社會中最本質的矛盾，一旦人民起來反抗，整個統治階級的共同利益受到威脅時，他們一般又會暫時放慢朋黨鬥爭的節奏，聯合起來共同鎮壓人民。東漢末年黃巾起義爆發後，由宦官控制的朝廷立刻下令解除黨錮，起用士人鎮壓人民起義，這是比較典型的例證。當然，明末的情形又是另一番景象。在關內農民起義如火如荼、關外清軍兵臨城下的時候，北京明朝內部卻仍為朋黨爭吵所籠罩，這並不能說明朋黨之爭比階級鬥爭和民族鬥爭更根本，只能說明明朝統治階級已經腐朽到了頭腦發昏的地步，官僚制度也已經走進了死胡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雖然使明朝政權氣息奄奄，日薄西山，但若沒有農民革命的重重一擊和清軍入關後的持續打擊，它仍會在朋黨爭吵中延續下去。朋黨只想爭權奪勢，他們壓根兒不想讓自己的國家滅亡掉，只不過明末黨派之間黨見太深，革命形勢的發展又異常迅猛，他們還來不及協調彼此，就被階級鬥爭和民族鬥爭的洪流所吞沒。
朋黨不同於近代政黨的最根本之處正在於它是君主制的必然產物，是君主制下互相爭奪剝削權力的統治階級的不同的利益集團。而近代政黨卻是在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下，各個階級、各個階層利益的政治代表，它的前提條件不是君主制度，而至少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公民在法律的保護下享受言論、集會、結社等自由，儘管這些民主權利是形式上的。在近代，政黨有時也不免帶有朋黨習氣，如地方主義、本位主義，文官制不健全的情況下還存在過執政黨的官職分贓制，但是它的總趨勢是在不斷消除這些舊時代的朋黨習氣，朝著法律和秩序的方向邁進。形式不會總是沒有內容的，對形式的重視也不會總是毫無意義的。朋黨則不然，它是君主制特別是官僚機器的一種不治之症，只要這架機器運轉起來，這個頑症就會越來越嚴重，一遇合適的時機還會狠狠地發作一番，攪得政治一片黑暗，加速封建社會政治經濟總危機的爆發。由此可見，專制主義的官僚政治體制不消滅，民主制度不建立，朋黨就永遠不會退出歷史舞台。
以上是我在寫作本書過程中的幾點心得，不敢說都對，但畢竟是學習和思考中的一點收穫。能有這個機會重溫古代政治史的一些原始資料，並觸發了一系列聯想，獲得了極大的快慰，這要感謝本叢書主編魏鑒勛先生。透過這套叢書的選題可以看出他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現象瞭解之深。他把這本書的任務交給我是對我的信任，更是一種鼓勵。由於作者學識淺陋，再加上時間倉促，書中難免會有錯誤和疏漏，歡迎讀者批評指正。
蔣重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