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翻譯了整個中國：翻譯家楊憲益與英籍妻子Gladys的傳奇愛情與人生

推薦序  被糟蹋的一代譯者（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 賴慈芸教授）
自序  難忘小金絲

第一章 浪漫預言
經過了一座座的金字塔，一個月光如水的夜晚，埃及導遊對楊憲益下了預言：「我看到一片水，是地中海，是大西洋；我看到一個英國女郎，在水一方，金髮碧眼，向東方眺望，她正為你而憔悴。」……

第二章 漫漫回家路
中日戰爭之際，楊憲益的家鄉天津已被日本人佔領；原本豐厚的家業，因著揮霍無度及投資失誤，加上通貨膨脹，家道迅速敗落了。楊憲益完成在牛津的學業後，婉拒哈佛大學的邀請，毅然決然帶著Gladys返回中國，「我對回國的決定從未有過一點遲疑，即使中日戰爭已經完全打亂了我的計畫。」

第三章 「一腳踏回中世紀」
初至落後的中國西南內陸，Gladys經受了種種磨難—起疹子、拉肚子、換瘧疾，不一而足。如此原始的居住環境是她做夢都想像不到的，但她坦言，「我來中國不是為了革命，也不是為了取經，而是因為我對楊憲益的愛，因為我兒時對北京的美好記憶，和我對中國古老文化的敬仰。」

第四章 渝黔奔波
1940的戰亂年代，物資匱乏、顛沛流離，竟是楊憲益在中國最美好的日子。他與Gladys有了孩子，還結識了許多文人朋友，經常相聚，飲酒作詩。同時，他們夫妻被梁實秋聘為國立編譯館的高級研究員，一起翻譯了《資治通鑑》、《老殘遊記》、許多中國的古典詩詞、一些英譯中作品等。楊憲益聲稱那是他最「多產」的時期。

第五章 東下，北上
局勢持續動盪，好不容易抗日戰爭結束，楊憲益一家隨著國立編譯館的遷移，搬至南京。沒多久，國共較量進入最後關頭，許多國民黨官員紛紛逃離南京，楊憲益選擇留下來，未曾想到這一決定便注定了他們後半生的命運。

第六章 紅色風暴
文革開始了，Gladys在給母親信中寫：「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大規模的群眾運動。」而在外文局工作的楊憲益遭到批判，聲討他的大字報，數以萬計，貼滿了外文社大院的每座樓。他先被稱為「反動修正主義份子」，後來又變成「反革命份子」。走過戰亂的他，那麼多年從沒感到恐懼，但「那個紅八月是令人恐怖的……連我也害怕了。」

第七章 鋃鐺入獄
1968年，某個普通的夜半，楊憲益與Gladys先後遭到逮捕，兩人同被懷疑是英國間諜，而這一關，就是四年。不過兩人在獄裡的境遇迥異，楊憲益與獄友們相處愉快，教他們學歌誦詩，Gladys則是被單獨囚禁，只有幾本閱讀材料可讀。聽說她用舊牙刷把囚室的牆刷得一塵不染。楊憲益還說，她出獄後有一年多的時間常常自言自語。

第八章 「拘留」結束了
莫名其妙入獄，兩人在1972年3月莫名其妙出獄了。楊憲益一回家，馬上就是去看望母親，Gladys卻發現自己的母親賽琳娜已離世。她在獄中的那幾年，母親與姊姊想盡辦法要解救她，在一封給周恩來總理的請願書中，有近兩萬名英國人的簽名。

第九章 「我不是紅學家」
入獄前，楊憲益與Gladys利用業餘的時間著手進行《紅樓夢》的翻譯。沒想到，幾千頁的譯稿沒遭到文革的破壞，神奇地被保存下來了，不過此時Gladys對於這本巨著的翻譯工作「已經沒有什麼熱情了」。經過一番波折，終於兩人翻譯的英文版《紅樓夢》第一卷於1978年出版，而且聲名大噪，接連不斷地接受採訪。原本默默無聞的他們深受困擾，尤其是楊憲益，對於自己被稱做「紅學家」厭煩至極。

第十章 紛至沓來的「烏紗帽」
在《中國文學》工作了二十多年後，楊憲益晉升為主編，此頭銜幫他恢復名譽，平反昭雪，但也帶來無休止的會議。他們結識許多中西方的作家文人，家裡經常高朋滿座，觥籌交錯，楊家還獲得「楊氏沙龍」的美稱。但他們也付出了極高的代價，Gladys常在給朋友的信裡寫：「我們完全沒有了自己的時間，也沒有時間閱讀。」如此輝煌的日子維持了十年之久。

第十一章 燁，耀眼的火光
楊憲益與Gladys在離開英國兩年後，有了第一個孩子楊燁。楊燁生性敏感，知道自己與別人不同，總是努力融入團體，保持一致。他喜歡閱讀，學業表現也優異，卻因為父母的關係，沒法通過政治審查，進不了好學校。他更加努力，卻發現無法改變自己的出身。文革時期他受到嚴重衝擊，精神出現異常，有年夏天他突然一反常態，認為自己是英國人，拒絕生活在中國。Gladys帶他回英國生活，他認真適應環境，卻還是躲不過自己是誰的困境……痛失愛子之後，Gladys開始酗酒。

第十二章  一九八九
六四發生，楊憲益透過BBC廣播電台採訪，嚴正譴責政府的「法西斯」行徑，說出了所有人不敢說的話。其後白色恐怖與清查活動隨之而來，不少人開始失蹤—不管是被捕、被殺、或藏匿。楊憲益是時代的倖存者，但曾經對黨一腔熱血的他，最後也理想幻滅了。他說：「直到後來，我看到黨實在是腐爛的不像樣子，就失望了。對共產黨最失望的就是向老百姓開槍。算是到頭了」。

第十三章「我想回家」
晚年的楊憲益先後三次與癌症交鋒，2009年他因淋巴癌住進了北京煤炭總醫院。他做了放射性子粒子植入微創手術後，頸部的腫瘤雖然迅速縮小，卻也漸漸失去了聲音。「我要回家」是他留下的最後聲音，這恰好也是Gladys當年失憶後常說的一句話。她曾夢想住在一棟帶著花園的房子裡，他們的孩子在花園裡玩耍；如此普通的夢想，卻是她一生都無法實現的夢想。

第十四章 哭憲益筆記
8點多趕到醫院，爬上五樓，走進病房，管子、儀器都撤了。冬日的陽光從東向的窗戶裡射進病房……2009年11月23日，楊憲益先生走得平靜安詳，走在北京煤炭總醫院。

附錄一、最後的詩（楊憲益周年祭發言•倫敦•2010年11月20日）
附錄二、牛津植樹（牛津大學墨頓學院為楊憲益、戴乃迭植樹紀念文章•北京•2012年5月12日）

後記
參考書目

推薦序

被糟蹋的一代譯者
（文/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 賴慈芸教授）

　　多年前，我還是碩班研究生的時候，有一次輪到報告紅樓夢的英譯。我從圖書館借了一套三冊的Dream of The Red Chamber，奇怪的是每一冊的版權頁都被撕掉了，根本不知道譯者是誰。上課時，我先聲明我不知道譯者是誰，因為有某個沒公德心的讀者把版權頁撕掉了。沒想到我的老師康士林教授（Professor Nicolas Koss）很淡定的說，「是我撕的。」我們全都大吃一驚，讀書人居然會做出這樣的事情，真是不可置信。但康老師解釋說，書是戒嚴時期他帶進台灣的，不把版權頁撕掉的話，有被海關沒收的風險。然後他告訴我們譯者是楊憲益和他太太Gladys Yang（戴乃迭）。那是我第一次聽到楊憲益這個名字。

　　那是一九九○年代初期，解嚴未久，那時也沒有Google，我們對大陸的譯者幾乎一無所知。一九九三年春天，我們四個研究生隨康老師到北京參訪，北外、譯協、外文局出版社等單位都去了，走馬看花。一天下午，康老師忽然說，帶妳們去見個老朋友。我們就這樣去了楊憲益和戴乃迭的家。建築灰沉沉的，他們小小的家分成兩個單位，一邊是臥室，一邊是起居室，中間還隔著公用走廊，想來十分不便。但楊先生還直說，很好住了，看了真是有點不忍。

　　戴乃迭那時已經不識人事，坐在邊上似醒非醒，沒有說話。楊先生卻是一派老紳士模樣，跟康老師開了一瓶洋酒，邊喝邊聊。我們稱讚翻譯紅樓夢工程浩大，楊先生卻揮揮手，說賈寶玉是個sissy，不合他的胃口。我們在北京買了不少字典，於是稱讚大陸工具書比台灣齊全得多，楊先生又哼了一聲，說中國沒別的長處，就是人多。我們實在太生嫩了，不知楊先生是客氣話還是真心話，只好乖乖閉嘴聽他們老朋友敘舊。

　　後來讀了博士班，楊戴合譯的作品成了我的研究材料之一，漸漸知道這有一面之緣的老先生老太太，竟然是名滿天下的多產譯者。但總還是有許多難解之處。看了這本《他翻譯了整個中國》，補上了一些原來不明白的地方。為什麼康士林教授在戒嚴期間帶他們的紅樓夢譯本進台灣，要把版權頁撕掉？雖說依照戒嚴法規定，「匪酋、匪幹之作品或譯著及匪偽出版品一律查禁」，但其實執法時鬆時緊，像傅東華、王力等人，在戒嚴期間就悄悄以本名在台發行著譯作品了。或許傅東華、王力既然被打成右派，就沒那麼犯禁；楊憲益這種在大陸官方機構做事，專門幫熊貓出版社出書的，風險的確高一些吧。畢竟戒嚴期間，提到郭沫若時還要加給匪字，寫成「郭匪沫若」。又為什麼我們在一九九○年代初期去看楊憲益夫婦時，他們住得那麼寒酸，並不像我們以為的「國寶級待遇」？因為那是在六四之後，楊憲益已經跟共產黨翻臉了。

　　開始教書以後，有一次面試一位申請入學的美國學生。他本來在美國唸的是古典語言學系，學的是希臘文和拉丁文，後來看了一本紅樓夢英譯本，大受感動，因此跑來台灣學中文。我當然就問了是哪一個譯本，本來以為大概是企鵝文庫的霍克思（David Hawkes）譯本，想不到他說是楊憲益夫婦的譯本。楊憲益夫婦譯本，和霍克思、閔福德（John Minford）翁婿合譯本，到底那一個譯本好，研究者眾，論文也出了不少篇，甚至有人做成語料庫來比較。一般說來，楊氏譯本忠實、霍閔譯本流暢靈活大概是共識。但我無意在此比較譯本得失，一來中文母語者畢竟不是他們的目標讀者，譯本原是給英文讀者看的；再者我從初中開始看紅樓，在看譯本之前，中文原作已經看了多次，裡面的詩詞也能背幾首，因此我不是很好的裁判者。但那位美國學生因為楊氏譯本而學習中文，最後中文程度足以看紅樓夢的原著，也在台灣讀完翻譯碩士，開始翻譯台灣的小說，的確可以證明楊氏譯本的價值。

　　但看這本《他翻譯了整個中國》時，心酸的是譯者竟然沒有選擇要不要譯，要怎麼譯。上級叫他們翻譯甚麼，他們就得翻譯，中間還入獄多年，出來繼續翻譯，譯稿還得經過政治審查，還有一堆難以討好的紅學專家等著挑毛病。在這樣肅殺的氛圍下，譯者哪裡還能奢談甚麼翻譯策略，只求不出錯就謝天謝地了罷。難怪楊氏不少譯本都帶有一點公務員的匠氣，也算是譯者的無言抗議吧。

　　文革期間入獄的譯者，當然不只楊氏夫婦。譯者必懂外文，懷璧其罪，永遠洗不清間諜、叛國的嫌疑，因此文革中受害的譯者極多。近年來爬梳台灣翻譯史，發現台灣在戒嚴期間，出版社曾大批盜用大陸譯者的作品，大陸譯者被台灣出版商塗改姓名、易名或匿名出版的，多達三百多人；而拜網路之賜，現在要查到對岸譯者的資訊已經不是難事。整理這批譯者資料的時候，更是心驚。只要看到過世年代在一九六○年代後期到一九七○年代中期的，就知道大概又是死於文革；沒死於文革的，多半也都吃過苦頭、蹲過監獄、勞改下放。楊戴二位從事中譯英，英文讀者多於中文讀者；他們在戒嚴時期又是犯禁的名字，台灣學界沒有什麼人提過。因此台灣知道他們兩位的甚少。但英譯中的譯者，台灣讀者可能熟悉一些，說不定也讀過一些他們的譯作。

　　像是〈漫漫回家路〉一章，提到一開始舉薦楊憲益回國任教的吳宓（1894-1978）和沈從文（1902-1988）。吳宓是哈佛回來的西洋文學專家，台灣1968年海燕出版的《福祿特爾小說集》（今譯伏爾泰），沒有署名，其實是他的學生陳汝衡翻譯的，譯筆極佳；吳宓本人則寫了一篇〈福祿特爾評傳〉，也收錄在海燕版裡面，只是當然也沒有署名。吳宓在文革中被下放牛棚，終日批鬥，還被推倒斷腿，動輒不給飯吃。苟延殘喘，晚景悽涼。沈從文大名鼎鼎，文革中也被批鬥甚慘，七十多歲還被下放洗女廁、種菜養鴨，苦不堪言。〈俞黔奔波〉中提及的梁宗岱（1903-1983）與台灣更有淵源，他的妻子沈櫻（1907-1988）攜子女來台灣後，成為知名的譯者，梁宗岱翻譯的《蒙田散文選》也在台灣被盜印至少五次。留法的梁宗岱在文革中吃盡苦頭，多次被毆打折辱。〈東下，北上〉提到的劉尊棋（1911-1993），也有一部譯作以假名在台灣流傳：志文出版社的《撒克遜劫後英雄傳》，其實就是劉尊棋翻譯的《艾凡赫》。劉尊棋因為待過美新處，反右年間下獄，文革又下獄，妻離子散。〈鋃鐺入獄〉一章中還提到名翻譯家傅雷，他譯的作品在戒嚴期間至少有八本在台灣盜版流傳，包括《高老頭》、《貝多芬傳》、《約翰・克里斯朵夫》、《托爾斯泰傳》等；又因其子鋼琴家傅聰藉出國機會出走，台灣皆解讀為「投奔自由」，大肆宣傳，因此傅雷的知名度在台灣頗高。他在文革中與妻子雙雙自殺，更是令人不捨。

　　反觀與楊憲益生命中同樣有過交會的另一批人，如梁實秋、羅家倫、杭立武，則因為選擇來到台灣，而有了截然不同的命運。這實在是當時始料未及的事情。

　　文學翻譯必有譯者，而譯者是活生生的人，必有其歷史背景、機運、喜好、包袱、感情與局限。因此談翻譯不能不談譯者。遺憾的是，因為政治的扭曲，我們過去有很多不能提的譯者。出生於二十世紀初的一輩譯者，命運之多舛實難想像：如果一九四九年留在大陸，就會遇到文革，而且譯作往往被台灣盜用數十年，也無人正名；如果來台，固然可以逃過文革，但也可能一輩子還鄉無望。今天看到這樣一本譯者的故事，多少彌補了一點遺憾。也希望未來能看到更多譯者的故事，對一代生命被糟蹋的譯者前輩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