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序
這些人都是存著信心死的，並沒有得著所應許的，
卻從遠處觀望，且歡喜迎接。
他們承認自己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
──《聖經‧希伯來書》（和合本修訂版）十一章13節
我對大秦景教（以下簡稱景教）研究的興趣，是始於東吳大學上了隋唐史專家雷家驥師的課，後又在香港中文大學攻讀神學碩士時，到新亞學院修了唐宋史專家曾瑞龍師的隋唐五代史，在曾師的課堂寫了一篇期末報告「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中『景』字之分析」拿了全班最高分。之後神學碩士的論文，便在朱心然師的指導下完成《唐朝中國與中亞文化互動下的景教》的課題。1998年，時任崇基學院神學組主任盧龍光牧師資助我去西安考察景教碑與周至縣（舊稱盩厔）的大秦寺塔，後來寫了一篇〈唐朝景教大秦塔的踏勘與研究〉，受到復旦大學李天綱教授的鼓勵發表在《中華文史論叢》，此後便與景教研究結下不解之緣。說起來，我的景教研究是在多方面的條件上逐漸累積而成，其中更得到諸多名師的指點與提攜。
景教是基督教在歷史上最早進入中國，也是最易被誤解（異端）或忽略（敘利亞東方教會）的一支教派。論及世界基督教的各種源流或歷史的發展，實不容忽視早期敘利亞教會的存在。有關這支教派的存在通常遙指使徒多馬及其門徒往西亞、中亞、遠至印度傳教的故事，然礙於可能為傳說或穿鑿附會，又宥於這些地區的語言非世界性語言不易掌握，因此罕有人願意挖掘其歷史脈絡瞭解其真正根源。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在明末的出土，中西世界不約而同開始探索這支早在唐太宗時便已進入中國的源流，難以置信的是，這支教派在大航海時期之前中西交通艱險的年代，他們是如何的穿越千山萬水而至遙遠的東方中國？再者，此一重大的傳教事蹟為何在幾個主要的教派，如天主教、東正教、基督新教的歷史記錄卻付之闕如？這支神秘教派究竟是何方神聖？
一旦認真考究景教的源流，除了前面所述極為隱晦的早期敘利亞教會歷史，還會遭遇一個令人尷尬的往事，那就是敘利亞東方教會其主要的神學家之一聶斯多留（Nestorius, 380?51），在431年以弗所大公會議（Council of
Ephesus）被以不公平的手段判為異端，其後整個敘利亞東方教會的命運受到極大的牽連，他們的神學院被下令解散，師生均被驅離，再也無法立足於西亞的邊陲─地中海東岸。可幸的是，他們雖被驅趕，卻因為羅馬帝國在敘利亞及米索不達米亞之間與波斯帝國角力，而落腳於波斯帝國底下延續其命脈，並以敘利亞東方教會（Assyrian Church of the
East）這個教派體系不斷擴張自耶穌時代就建立的教會群體，他們始終未採取與西方教會同樣的政治手段征服帝國，而是承受來自帝國與國教祆教的種種逼迫，並在兩個世紀之後，將其足跡向東延伸了5700多公里（巴格達至西安），正式踏上中國的版圖。他們從未以「政教合一」的姿態出現在世界的歷史上，他們恐怕是最古老、又最徹底實現「政教分立」的教派，在中國他們是奉行事天尊（上帝）、事聖上、事父母的三大發展原則（參《序聽迷詩所經》）。
景教被誤解為異端是一個長期的歷史（神學）的問題，主要是歷史真相未明（蒙蔽）所致，眾所周知聶斯多留是因基督論問題與亞歷山大主教區利羅（Cyril of Alexandria,
376?44）齟齬，爭辯到後來從神學之爭升高至政治鬥爭，聶斯多留在神學上咄咄逼人，但卻無政治手段，最後被設計陷害打成異端，成了基督教的千古罪人。然其主張基督神人二性的觀點，其實是今日基督教基督論的基本立場。所以，以弗所會議的基督論之爭，說穿了就是一場「政治權力」（話語權）的鬥爭，但不幸地把敘利亞東方教會扯入了歷史陰暗的大牢。451年的迦克敦會議（Council of
Chalcedon）對基督神人二性的肯定，沒有明確地為聶斯多留平反，事實上兩者觀點並無二致，而聶氏本人亦無緣見到迦克敦的信仰聲明，他在這一年已因流放埃及的底比斯地區（Thebaid）而逝世。當年大公會議的政治「鬧劇」，成了敘利亞東方教會千餘年來揮之不散的「悲劇」。
整個西方教會的史觀，繼續掩蓋真相，為的是堅持大公會議沒有錯誤，大公會議的議決代表「正統」，豈能懷疑？更何況聶斯多留所有的作品都被處以「火刑」早已不存，敘利亞東方教會也因為往中亞、遠東發展，也沒有機會為聶氏辯誣、翻案、平反。但一本在十四世紀由敘利亞東方教會主教Ebedjesu所保存的聶斯多留辯護書《赫拉克雷底的市集》（Bazaar of
Heracleides，約436年成書），因為以敘利亞語版本保存而未被銷毀，後來成為理解聶氏基督論的有力證據，自20世紀初開始陸續有學者為聶氏平反（見本書導論），羅馬天主教後來也做出正面的回應，在1994年11月11日與敘利亞東方教會的《共同基督論聲明》（Common Christological Declaration Between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The Assyrian Church Of The East），聶斯多留才冤案終告平反，其所代表的敘利亞東方教會得以光榮地再次站上基督宗教的舞台。
景教作為基督宗教的一支，他們的入華，可說是歷來最平和的基督教派。景教來到中國所面對的唐代文化是文治鼎盛的時期，他們身上仍可見到基督教最明顯的特徵─無論在什麼地方總要做信仰傳播，他們可說是七至九世紀基督教傳教史中最偉大的遠征軍，從《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的內容來看，他們初抵中國在不熟悉漢語的劣勢下，一直奉行事天尊、事聖上、事父母的三大原則，在此原則下採取了一種卑微的姿態、以謙厚的口吻，簡要精準地向中國最高統治者表達了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內容，這樣的姿態讓他們從一開始便取得了頗為寬大的生存空間，由統治者對這個中國新宗教的判斷可見：「詳其教旨，玄妙 為；觀其元宗，生成立要，詞 繁說，理有忘筌，濟物利人，宜行天下。」也認定了這個新宗教可為中國文明增添各樣的利益。除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還有遺存下來為數極少的景教文獻，這些語言歸屬於年代久遠的時代，閱讀起來也有些疏離難明的感覺，從最早期的阿羅本文獻，到晚期的景淨時期的文獻，這些文本顯示了景教一眾在中國兩百多年時間的背後，參與了一場橫跨歐、亞文化的劇烈挑戰。從歷史的發展來看，敘利亞東方教會的擴張極為崎嶇坎坷，有很長一段時間是夾處於羅馬與波斯兩大帝國之間，一有戰爭即被視為對方間諜，遭致無情的迫害與殺戮；又或者不見容於波斯國教祆教，打壓與攻擊時有耳聞。這些悲慘的遭遇，反而使他們累積了五、六百年在大國尋找生存空間的豐富經驗，因此他們與遠東的偉大帝國─中國進行接觸的時候，處處顯露他們善於攏絡當權者與統治階級的手腕，成功的一次打入中國朝廷，並獲得優渥的禮遇。表面來看，這次與中國文化和諧的相遇，其實背後存在著數百年前奉教者犧牲的血淚，換來這一次精密的盤算與策略。
但與中國文明打交道，並非易事，以佛教來說，其傳入中國與中國文化相融合，取得士大夫認同，成為中國思想史的部分，至少歷經三、四百年，許理和的《佛教征服中國》（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 the Spread and Adaptation of Buddhism in Early Medieval
China）一書已說明了這個文化現象。從現存的文獻來看，景教似乎存在了一個致命傷，他們所傳播的宗教思想不太能打動庶民，又未能撼動中國士人，尤其語言做為思想的載體，對他們更具挑戰性的就是在如何佛教之後，熟練的駕馭漢語以傳播基督教的思想，與中國不同階層的人士交流，在庶民文化裡生根，直搗中國思想體系的弱點。以管窺豹，景教僧的漢語文化素養與儒士、佛教僧人恐怕相距甚遠。景教較為成熟的作品多屬於八、九世紀之交，處於唐德宗統治的時期，然而這個時期卻是唐朝經歷國內外劇烈動盪的時候，整個外在環境對他們的發展趨於不利。因此，當中國全面陷入內戰時又出現大量屠殺外國人時，他們又再次面臨悲劇性地夾殺─自阿拉伯崛起的伊蘭教帝國與充滿仇恨外族的中國，他們前無去路，後無退路，轉而退至北方草原大漠，在蒙古部落裡茍延殘喘。直到十三世紀隨著蒙古征戰南北，才又進入中國，但也只是曇花一現。中國唐朝給了景教近三百年的時間與機會，但他們卻未能給中國真正一睹基督教精彩的思想，未能提供給各階層的華人一個成熟、系統性的漢語基督教經典，更遑論有什麼文化論戰或思想上的交鋒，這也說明為何至今很難獲得有漢人歸化景教的蛛絲螞跡，直至今日也僅得「唐故左武衛兵曹參軍上騎都尉靈武郡花府君公神道誌銘」為漢人景教徒的遺跡。景教的傳教隊伍憑著堅毅的耐力穿越廣袤的中亞地區進入了中國，他們賦予三一上帝各式各樣的譯名，顯然這些翻譯都還未完全「定稿」，耶穌在中國被稱為「彌施訶」或「彌師訶、「移鼠」、「翳數」、「世尊」、「三一分身景尊」、「景通法王」、「明子」、「大聖普尊」、「應身皇子」；上帝被稱為「阿羅訶」、「天尊」、「一神天尊」、「元尊」、「一神」、「無元真主」、「匠帝」、「三才慈父」、「真常慈父」、「妙身皇父」、「大聖慈父」，聖靈（聖神）被稱為「淨風」、「涼風」、「囉嵇」、「證身盧訶寧俱沙」，此外還留下一批猶待重新解讀的漢語經典，只是很可惜地，隨著大唐覆亡他們在中土曾經耕耘的漢語基督教也隨之消散。
「漢語基督教經典文庫」的編輯工作自2009年開始籌備以來，本書排列為經典文庫的01號，理應要最早完成。奈何人生際遇總會遇上波折洪濤，2011年初離開任職10年的台灣浸信會神學院，轉職到了中原大學宗教研究所，來到之際正好也是大學制度改動劇烈的時候，加上在2012年9月又成立「基督教與華人文化社會研究中心」，承接各樣工作，身為研究中心的主持人，許多事情責無旁貸，身、心、靈俱疲，雖早已有了本書草稿，卻未真正落實修改完成，便延遲到了今天。
本書在編排上經過諸多的思量，到底要按時間序列、作者、又或者種類來編排，都不盡理想，故而本書先以種類區分，即碑、寫本、墓誌、詮解再以各類的時序編排。其實這樣的考量隱含著「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是最早出土、是最受世人矚目的景教遺跡，故編排在最前，有其歷史意義。其次是景教文獻：序聽迷詩所經、一神論、大秦景教大聖通真歸法讚、大秦景教宣元本經、志玄安樂經、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讚、尊經；再次是新近出土的墓誌，主要是「唐故左武衛兵曹參軍上騎都尉靈武郡花府君公神道誌銘」及「唐故安氏夫人墓誌銘」夫婦墓誌，其中呈現了四代景教奉教者的資訊，並且提供了漢人歸信景教的有力證據。將「墓誌」放入經典的考量是，景教現存的石刻有碑、經幢、墓誌，墓誌銘在景教文物裡更是少見，墓誌銘是古代文體之一種，與景教碑一樣，都有題、序、銘三部分組成，雖然花氏夫婦的墓誌銘難以與韓愈的《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柳子厚墓誌銘》、《南陽樊紹述墓誌銘》及皇甫湜《昌黎韓先生墓誌銘》、歐陽修《瀧岡阡表》等名家作品相比，但在景教文物中實屬罕見，也算是重要的作品，既已收錄景教碑、《大秦宣元至本經》經幢等石刻銘文，若不收錄花氏夫婦墓誌，恐有遺珠之憾，故本書決定收錄其中；最後是明、清方家對於景教碑的詮解，這幾部作品都有其代表性，選輯有葡萄牙耶穌會士陽瑪諾（Emmanuel
Diaz,
1574-1659）的《景教碑頌正詮》，這是最早以漢語註疏景教碑的著作；明末天主教忝列為三大柱石之一李之藻的《讀景教碑後》，則是景教碑發現後華人最早對景教所述內容做出評論的作品；廣州沙基堂牧師楊榮鋕所編撰三卷的《景教碑文紀事考正》則晚清對景教研究最全面的編著，其中收錄了金石名家對景教碑的評點、考究，又比對亞洲七種宗教以追溯景教之根源、並從中國經典及聖經經文註解景教碑文。
另有兩方墓誌《大唐故波斯國大酋長右屯衛將軍上柱國金城郡開國公波斯君丘之銘》及《大唐故隴西郡李公墓誌銘並序》沒有列入經典的理由，請參導論「唐憲宗至唐文宗（805-840）」一節之說明。
本書還涉及敘利亞語的技術問題，由於敘利亞東方教會的教會語言是東敘利亞語（eastern syriac），景教碑上存在了不少敘利亞語，此外，景教文獻有不少由敘利亞語音譯為漢語的辭彙，本書都儘可能地加以說明，並提供了敘利亞語與讀音，方便讀者理解。由於敘利亞東方教會的敘利亞語是古敘利亞語，母音標示未必與今敘利亞語相同，故不附上母音。
本部作品得以完成實賴許多人的協助，在此特別向以下這些人致謝。首先，感謝匿名審查者提出極為寶貴的意見，特別是針對敘利亞語的統一、規範與勘誤，以及其他書中的缺失，使得本書在付梓前得以就這些缺失做出修正。本書的前期工作，有趙鐸協助陽瑪諾的《唐景教碑頌正註》，曹喻水、曹琦負責楊榮誌的《景教碑文紀事考正》；另外有兩位中原大學宗教研究所的研究生助理陳繼賢、曾毅堅，幾乎是從頭至尾協助我這個龐大吃重的校對工作，陳繼賢協助景教文獻的異體字，參與《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錄文》、《序聽迷詩所經》、《志玄安樂經》、《大秦景教宣元本經》敦煌本及經幢版合校、楊榮誌的《景教碑文紀事考正》三卷、花氏夫婦神道墓誌銘；曾毅堅協助《一神論》、《三威蒙度贊》、《尊經》、《大秦景教大聖通真歸法讚》、陽瑪諾的《唐景教碑頌正詮》的校對，及李之藻的《讀景教碑書後》。在此，還要特別感謝「漢語基督教經典文庫」主編之一的曾慶豹教授總是對我百般的體諒及提攜，他的慧眼經常指出問題的核心，使我受教不少。橄欖華宣的編輯王鍾山先生，總是不忘鞭策我，常常在電話與電郵中督促我的進度，本書能儘早完成，其功不可沒；此外，負責本書編稿的偶文琦，則是與我大量信件往返溝通編程事宜，特別在敘利亞語的修訂提出極多的寶貴意見。「基督教與華人文化社會研究中心」的助理許光璇，分擔了我許多繁重的行政事務，使我在這一年較有餘力專注在學術研究，專心於本書稿的完成。
此外，我要感謝妻子劉一蓉，她總是容忍我以辦公室為家，在背後默默支持我做一些對家裡不是太有貢獻的事情，也經常代我探視家父母。先岳父劉立正醫師（1925 - 2010），陜西華縣人，是海峽兩岸知名的水墨畫家及書法家，景教有關的歷史頗有掌握，對我做的研究也極有共鳴，可惜他已於2010年仙逝，無緣親睹這部作品，只能在此向他表達懷念。
是次編校的過程，再次反覆不斷地閱讀景教經典，許多瓶頸得以突破，實拜科技所賜。最初我從事景教研究有如土法煉鋼般，往往大量的勞力工作，所得只有些微。這些年來，學界因科技發達，網絡資料庫使得搜索材料更為容易，E-考據等新的研究模式使得各種證據不斷推陳出新，許多研究成果也都能在第一時間掌握。因此，本書在此時的出版，亦享有上述諸多益處，修正補充過去研究的不足之處，最明顯的例子，莫非本書收錄的花氏夫妻神道墓誌銘，這兩方墓誌才在2014年5月被確立與景教有關。若本書還有未盡妥善之處，本人願意虛心承擔書中任何的錯誤。
最後，容我再次向蒙受不白之冤、長期被冷落的敘利亞東方教會，在中國被稱為大秦景教的聖徒、先驅者們致上最崇高的敬意，因為您們，我們可以更深刻地談論基督教與中國的命運，不管是過去、現在，還是未來！
吳昶興 謹識
歲次甲午癸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