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財富的種子 The Seed of Wealth
為了宗教信仰，為了發財致富，為了獲得知識，為了尋歡作樂，為了權利，為了打倒對手，天下蒼生四處奔波⋯⋯。長期以來，歐洲各國競相追逐商業最高利益，試圖控制東方資源，角逐的結果是新大陸的發現。在所有政客、商人、水手、地理學者們的夢裡，未知世界遼闊的土地上到處是黃金，寶石閃閃發光，而且，那些神奇香料的芬芳也與之相伴飄浮而至。——瓦爾特．羅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一五○九年
數百年來，植物一直是世界貿易的主要品種。從食物、衣料到藥品，乃至工業原料，無一不與植物有關。近三百年來，從地中海到亞洲、遠東，歐洲各國擴張的權力與影響更是與植物緊密相連。羅利的話一針見血。旅遊也罷，探險也罷，無一不是因利益而驅動。經濟擴張的需要驅使列強們一次又一次地航海探險，尋找新的貿易航海路線與新的市場。利潤驅使著歐洲各國邁出口岸，擴張疆域。一些植物——原本平凡的茶、棉花、甘蔗、橡膠樹（rubber）、煙草，在歐洲人翻雲覆雨的攪和下，竟變得異常特別，與之牽涉的區域更因此而變得面目全非，命運由此而全然改觀。因此，在對新大陸的開發和建設中，殖民地與宗主國之間開始刀槍相向，再也不是奴僕之於主人。
誰有實力，誰控制了資源，就是誰說了算。
如羅利爵士所見，十六世紀初的香料買賣是當時最有利可圖的交易之一。如肉桂（cinnamon）、丁香（cloves）、荳蔻（nutmeg）、薑（ginger）、胡椒（pepper）——這些人們喜愛的香料，甚至價比黃金，今天看來似乎令人難以置信。人們圍繞著香料打算盤，最早的出海遠航就是為了尋找遠方神秘的香料。
在那個年代，人們用香料來保存食物，甚至得了病也只能用薰香的辦法來醫治，日常生活中處處都可見到香料的影子，香料因此需求巨大。數百年來，香料滋潤著人們的生活，更使人們的生活變得豐富多彩。它是藥品可以治病；是調味料，可使飯菜美味；是香水、潤膚劑、春藥，使人心曠神怡。
但是，數百年來香料的貿易卻一直被阿拉伯人控制著。他們創建的貿易網路錯綜複雜，從地中海一直伸向遠東。由海上運來的香料：錫蘭（Ceylon，今天的斯里蘭卡）的肉桂，印度的胡椒、丁香，東南亞的丁香、荳蔻，在阿拉伯人控制的碼頭登陸後，沿著絲綢之路輾轉運向西方。
這種買賣利潤巨大，阿拉伯商人費盡心機對香料產地守口如瓶，甚至想出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把香料說得神乎其技，玄妙無比；西方人只能無奈地看著阿拉伯人的生意越做越大。
古代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Herodotus）曾講述過這樣的故事，說肉桂是長在淺水窪裡，阿拉伯人去收集肉桂時，要把全身蒙住，只露出眼睛；還得趕著牛作掩護，保護他們免遭那些棲息在淺水湖畔裡的蝙蝠攻擊。又據說，毒蛇盤踞的深山幽谷裡，和可怕的大猛鳥的巢裡都有肉桂，得等鳥巢掉地時才能採到。
中世紀早期，勢力日益強盛的伊斯蘭帝國（Islamicempire）的影響遍及地中海區域，以至於西自西班牙，東至印度東部，都可看到阿拉伯人戰馬奔騰的影子。十字軍東征歸來的戰船，帶回了豐富的香料、寶石、織錦和絲綢，讓西方人大開眼界，更充分地意識到了海那邊的財富之豐饒。但令人十分沮喪的是，耀武揚威的阿拉伯人牢牢地控制著東方貿易路線；只有熱那亞（Genoa）和威尼斯（Venice）諸城與他們有貿易協定。這些城市很快就成了北地中海地區最有實力的貿易中心。
當蒙古人把自己的疆域從中國擴展到黑海時，西方人對亞洲的好奇心更加有增無減。傳道士和商人們覺得，這時沿絲綢之路東行，可能比較安全些。最有名的馬可•波羅（Marco Polo,
1254-1324）之行，就發生在這段時期。從他的文章中可以看到，最令他印象深刻的，就是在印度和馬來群島（Malaysia）看到了大量豐富的香料。他說，中國的杭州一天就運來了五噸的胡椒——考慮到當時歐洲對香料的孜孜以求，這個數字也許有點兒誇張，因為這意味著當時杭州的香料年產量，竟是整個歐洲的兩倍。馬可•波羅還饒有興趣地記錄了中國社會各階層人士的生活：有錢人可以吃用好幾種香料醃製的肉，下層民眾的盤子裡只能嗅到大蒜氣味。
中國明朝時期國力強盛，技術先進，文化燦爛。相較之下，一四○○年時的歐洲相對落後。它地域狹窄，飽受戰亂和黑死病的蹂躪，民不聊生。直到十五世紀，歐洲人的海域也不過八百多英里（約一千三百公里），茫茫大海裡只有海盜船的朦朧帆影。然而，到了「大發現時代」（Ageof
Discovery），僅僅一百二十五年，利益就驅使著歐洲的大艦小船駛過了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找到了美洲、非洲、亞洲的財富寶藏。尤其是西班牙和葡萄牙這兩個小國，居然把世界攪得翻天覆地。他們擺脫阿拉伯人的控制，自由航行於無邊無際的大海中。這些海濱國家有著歷史悠久的航海傳統，以當時的造船航海技術而言，遠距離航行雖困難重重，但也並非沒有可能。伊比利亞（Iberian）商人了解到，如果直接從原產地得到香料，他們甩掉的就不僅是高高喊價的地中海貿易商，還有層層剝削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中間商；這樣，他們就將獲得非同凡響的利益。
十六世紀，有一個人向世界表明，葡萄牙得天獨厚的天然環境，即將成就葡萄牙的基礎大業。這就是葡萄牙王子「航海者亨利」（Henry the Navigator, 1394-1460）。
亨利因在葡萄牙海岸的拉各士（Lagos）附近的撒哈爾（Sagres）建立了「航海學校」 ，而被稱為「航海者」 ，這時「改變世界的歐洲人」的一系列偉大的發現，即將開始。葡萄牙人對遠航計畫守口如瓶，亨利的航海學校也就鮮為人知。不過，人們還是知道，該學校進行的是全方位的訓練，學習地圖繪製，使用航海器械，航海技術的學習更是主要項目。
實實在在的地域拓寬和潛在影響，使歐洲未來的四百多年，在世界的角色地位整個翻轉。歷史學家J.M.羅伯特（J.M.
Roberts）就發現，到了一五○○年，歐洲人已經變得那麼自信不凡了。「改變一切的信心越來越強……歐洲向未來敞開了大門，它獨特的發展理念與別的文化迥然不同。」正是這種唯我獨尊的霸主心態，指引著歐洲對殖民地瘋狂掠奪，以前所未有的貿易方式，把新發現的生產資源，統統吞進了自己的國內市場。
一四六○年，「航海者亨利」去世。葡萄牙人雄心不減，繼續非洲西海岸的探險，希望找到一條到達東印度群島（East Indies）的航線。一四八七年，由巴托洛梅托•迪亞士（Bartolomeu Dias）率領的一支探險隊繞過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來到阿爾格奧海灣（Algoa Bay）。
非洲南海岸就是從這裡蜿蜒北伸。與此同時，佩得羅•科威漢（Dom Pedro de Covilham）到達印度，回來時對印度卡利卡特（Calicut）和果阿（Goa）兩個地方旺盛的香料貿易稱羨不已。
此時此刻，繞非洲好望角直達印度的航行似乎已經成為可能。可是，一四九二年，聽說哥倫布（Columbus）聲稱發現通往東方的西行航道時，葡萄牙人對派遣探險隊開始猶豫了。葡萄牙人最後的結論是哥倫布搞錯了。一四九七年，葡萄牙派遣達•迦馬（Vasco da Gama）率領四條航船經非洲南部海域航行，平安到達了印度的卡利卡特。
達•迦馬以為他帶給當地領導人物的禮物得體適當，卻還是被那些熟悉歐洲的亞洲富豪嗤之以鼻。他沒有得到熱情的歡迎，也沒有收到足夠的香料，他的船並未滿載荳蔻、丁香、薑、桂皮、胡椒等香料而凱旋。不過，一紙印度方面同意與葡萄牙人進行合夥買賣的協議，仍然使他不虛此行。一四九九年，達•迦馬勝利班師。如今，里斯本（Lisbon）已是歐洲的香料貿易中心。
葡萄牙人的東進很快地就使自己實力增強，與盟國的合作更加鞏固，還在著名的香料群島摩鹿加島（Moluccas）主島的馬來群島（Malaya Archipelago）上建立了自己的要塞和貿易基地。葡萄牙人第一次到達這裡是一五一三年，四年後，葡萄牙人就開闢了貿易航線與中國人做起了生意，隨後得到中國政府許可，把澳門島當成了貿易基地。
在後來的半個世紀裡，他們獨佔了整個印度洋的貿易，但香料仍是葡萄牙人最青睞的商品。在摩鹿加群島的交易裡，特別重要的是丁香、肉荳蔻、荳蔻皮（mace，摩鹿加群島班達島Banda Islands生長的荳蔻樹果實的不同部位之稱)。
當葡萄牙王國衰退而無法繼續擔當海上霸主角色時，荷蘭接管了香料群島，印尼殖民地也被荷蘭東印度聯合公司緊緊控制在手裡。荷蘭在這個地區的貿易霸主地位在十七世紀達到鼎盛。他們控制麻六甲海峽（Malacca Strait），通過台灣的貿易站與中國進行周邊貿易。而此時的英國，則一直馬不停蹄地在許多國家和地區建立公司，如美洲公司（Muscovy
Company，建立於一五五五年）、遠東公司（Levant Company，一五八一年）、英國東印度公司（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一六○○年）等，最為赫赫有名的是東印度公司，最後成了印度洋地區的經濟霸主。
這緩慢擴張的國際貿易網和強大的海上軍事力量，使英國在後來的兩百多年裡成為世界大國，而它的財富很大一部分則來自於植物。
本書所講述的七種植物對歐洲海外貿易的形成至關重要，它們的登場常常出人意外，甚至荒謬可笑。所有這些植物都與英國海外殖民地的發展、擴張緊密關聯，並對英國國內的社會變化影響深遠。許多我們今天看來普普通通的日常用品，僅僅是由於缺少栽培，一時間竟顯得奢侈、稀有、難以獲得。以茶而言，除了中國，當時世界絕大多數地區對茶毫無所知。直到「植物獵人」羅伯特•福瓊（Robert
Fortune）從中國走私帶回了茶樹標本，並在印度建立了茶葉種植園，西方人才得知這種神秘美味的東方植物。這雖是中國的不幸，印度殖民地區卻因此獲利豐厚。
十九世紀帝國主義的特徵之一，就是經濟植物學的道德法律界限模糊不清。比如，從亞馬遜流域（Amazonianbasin）引種運走大量的橡膠樹樹苗，嚴重地危及了巴西經濟，卻為馬來亞（Malaya）帶來滾滾財源，這裡大片建立的橡膠園使該國獲利頗豐。
橡膠與十九世紀後期和二十世紀初期的汽車、飛機，以及專業化生產與戰爭的機械化緊密相聯。和其他歐洲國家一樣，大英帝國的經濟實力因橡膠而振興。運輸方式的改變，使得大量的製成品可以經由鐵路、輪船迅速運向世界各處新建的殖民地；這些地區的需要和存在的問題，也與母國的關係越來越密切。一九○○年時，從倫敦出發，六周內就可以到達大英帝國的任何地區。
三百多年前，第一批到達美洲海岸的移民必定覺得孤立無助。一六○七年，維吉尼亞公司（Virginia Company）在切薩皮克海灣（Chesapeake
Bay）詹姆斯城（Jamestown）幾經周折建立起的殖民地，還是那麼搖搖欲墜，彷彿隨時都會垮台；而在成功地種植了從西印度群島帶來的煙草後，這個殖民地得以穩定的生存下來。更妙的是，這種使殖民地賴以生存的植物，後來在殖民地的獨立運動中又佔有相當關鍵性的作用：新生的種植園主對他們與母國的貿易前景十分不滿，紛紛揭竿而起，與宗主國撕破了臉。
傳統的觀點認為：殖民地的作用就在於向宗主國提供原料，並消化歐洲產品。長期以來，以精美的手織細棉布和花布聞名世界的印度棉紡業的命運，就正好說明了這種關係。
十七世紀，棉花的出口為英國東印度公司提供了不菲的利潤。然而，隨著英國工業技術的發展，國內棉紡業需要品質更好的精細棉紗，於是，品質更好的美洲原棉代替印度棉進入了英國市場。英國不再需要印度棉，卻將棉製品運到了印度，印度成了英國產品的傾銷地，價格比當地產品還要便宜。在貿易格局如此劇烈的改變狀態下，即使是英國國內市場也是山雨欲來，眾多利益牽涉者都在醞釀著自由貿易運動，以求改革貿易結構。
製糖業也是相似的情景。美洲南方腹地大規模的棉花種植是由奴隸制度所維繫，而加勒比海群島甘蔗種植園的高密度勞動力，主要也是由黑人們來承擔，惡名昭彰的三角貿易使這些來自非洲西海岸的黑人，淪為奴隸。製糖業的苦役使種植園猶如地獄，而種植園主與其家人住的卻是漂亮優美的房屋，過著奢侈的生活。歐洲需要大量的糖，加勒比海甘蔗種植園主在國家經濟事務中的發言權，自然也是響噹噹的。
在國際貿易中，各種植物間的聯繫常常相互影響。某種植物對人們生活的影響，常常伴隨著另一種植物在人們生活中的需求而增強，糖和茶葉的輸出量，就呈現相互增加的態勢。不過，最不公正的聯繫則是，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的鴉片（opium）和茶葉貿易。
英國商人非法進行鴉片貿易，用在印度種植的罌粟製成鴉片走私進入中國，誘人吸食上癮，造成全中國的毒品危害，從而以換來的白銀來支付購買茶葉的款項，滿足西方對中國茶葉日益增長的需求。東印度公司不可能獲得足夠的白銀以滿足購茶的需要，自給自足的中國人對西方產品又不很感興趣。為了確保歐洲市場的茶葉供應，東印度公司就把鴉片當成了換取白銀的籌碼。這一招倒是有效地保證了英國市場對茶葉的需求，最後的結果卻是害人害己：歐洲人也為土耳其鴉片吃盡苦頭，各個國家怨聲載道。
相反地，金雞納樹（cinchona）的大面積栽培（註：其樹皮可用於生產抗瘧疾藥的奎寧quinine），卻主要是出於政治的需要，商業利益次之。西方各國爭搶土地和原材料，爭奪非洲等「處女地」，經濟需要導致了國家之間的尖銳對立，不惜大動干戈。十九世紀後期，英國為了更大範圍擴張領土，要求大量的奎寧供應，既要滿足國家官員和軍隊的需要，也須兼顧大種植園勞工的需要。於是，派遣「植物獵人」從金雞納樹原產地祕魯運來了樹苗，大力發展建立金雞納樹種植園。最初在印度種植，後來擴展到英國的許多殖民地，從緬甸、斐濟（Fiji）到坦噶尼喀（Tanganyika）、牙買加（Jamaica）和喀麥隆（Cameroons），都有金雞納樹種植園。奎寧使移民們得以戰勝瘧疾，在荒涼的非洲和東南亞立足並安家落戶。移民的妻兒老小來到了這些地區，這裡的風景從此改觀。
就是這樣，這些與人類生活密切相關的植物，在歷史進程中佔據著微妙而關鍵的重要地位。它們的栽培、收穫、運輸、加工處理等一系列的過程，無庸置疑地改變了前殖民地區的生態環境、人口分佈和經濟模式，甚至連這些殖民地上的主人們也都因此而變得面目全非。現在，那些當年的蠻荒之地所留下的恩恩怨怨，仍如空谷回音，仍然影響著人類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