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
「商業／文化／社區：香港企業家傳記系列」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於1967年成立，除了文物館的重點在於搜藏文物和硏究藝術外，開頭二十餘年研究所的研究方向較為着重於傳統文化和中國文獻與歷史方面，後来亦顧及近現代史和翻譯研究，先後設立了中國考古義術研究中心，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翻譯研究中心等多個研究中心，及至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後，研究所在所長陳方正敎授帶領下，創辦《二十一世紀》雜誌，鼓吹知識分子對當前中國政治，社會和文化的反思，又設立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對現代中國文化和其他學術問題作深入的研究，至今又二十餘年矣！
總括而言，多年來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所進行的學術和研究工作，關注點一直都放在下列幾個方面：
思考省代中國社會：淵源、困境與出路－聯絡及鼓勵當代知識分子，特別是靑年學者，對中國當前問題作出深入的思考和分析，並以《二十一世紀》為平台，發表他們的看法。
修正官方史學（黨八股）：鼓勵以檔案和史料為基礎發展出來的多元史觀，從不同的角度看問題，努力選原歷史的真相。由金觀濤、劉青峰組織、策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十卷，可以作為中心在這方面作出的嘗試。
（3）近現代思想史數據庫的建設：主要是由前中心主任金觀濤教授及劉青峰女士建立的一個數據庫，搜羅1830至1930年代一些重要思想家的著作及期刊報章等，進行專集和系統性的搜査和展示，把思想和概念作量化分析，成為研究思想史和觀念史的一項重要工具。
誠如前面所説，上述幾個方面的工作，大都以現代中國為中心，對於「本土」的討綸和研究，就相對甚少。我接任中心主任以來，很想把香港和台灣的議題納入研究範園之內，也努力推動在《二十一世紀》雜誌中增加港台和海峽兩岸互動的課題，因為這兩個地方的社會變革和文化形態，和當代中國的發展息息相關。故此，中心在思考未來的研究方向和釐定新計劃時，除了整個和優化原有的成果，也嘗試把部分研究重點重新放在「本土」（即香港和嶺南）與整個中國的關係上，也希望把研究重點由着重於「思想」和「觀念」，重新集中於「人」或「人物」上。在經過數年的醞釀和思考後，逐漸推出「香港家族與百年中國」，以及「港澳人物與中國變革」等研究課題。當中一個硏究和出版的計劃，名為「商業/文化/社區：香港企業家傳記系列」（Commerce,
Culture, and Community：A biographical Series）。這個計劃預算出版一系列的香港人物傳記，而以企業家先行，包括莫仕堯、莫幹生、利榮森，利國偉、李耀祥、董浩雲等。
本來我們當初的意圖是集中於香港企業家和商人，以他們來代表近百年的香港文化，其後我們注意到我們所選擇作傳的入物，遠遠超過企業家和商人的身份，他們對於香港社會的發展，扮演着多元而重要的角色，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保留，對社會的革新和進步，對發展敎育和文化，都有很大的貢獻。正由於此一原因，這套傳記撰寫時的重點，便會放在計劃主題標出的三個方面：他們在企業或商業（Commerce）上的地位、他們在保存中華文化或引入西方文化（Culture）的貢獻，以及他們在華人社區（Community），甚至參舆政府管治時所扮演和擔任的角色。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的香港人物傳記計劃，主要是要出版專書。在這方面，我們得到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成為合作夥伴，大量減輕了出版時的編輯和行政工作，使學者能夠專注於研究和寫作，是一種理想的配搭。我們對中華書局給予中心的幫助和信頼，表示由衷的感謝。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硏究所
當代中國文化硏究中心主任
梁元生
前言（節錄）
筆者因為從事華人家族企業研究多年，而有缘與內地不少學者結緣。在不同場台的學術交流中，南開大學歷史系的侯杰教授曾多次建議我們在內地出版有關家族企業的硏究成果，讓內地讀者了解更多華人家族企業在香港的成長和發展經驗。我們同意內地的民管企業（在香港則一律稱為家族企業）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如雨後春筍般誕生以來，已經進入傳承接班階段，同時又歩入必須透過引入現代管理或擴大資本源頭以配合轉型升級，才能令企業進一步發展的關鍵時刻。香港家族企業的發展曾經歷過內地家族企業現時碰到的各種問題，當中汲取到實踐的經驗和敎訓，值得內地的民營企業借鏡。此外，由於受到兩地不同的出版和發行制度限制，香港的研究沒法在內地廣泛流通，導致內地民眾未能更好地了解和認識香港的情况。職是之故，不論是學術界還是商界，在討論內地家族企業碰到的問題，或是尋求借鑑方法時，都不會求道於香港家族企業的發展經驗，而只知向主導現今世界經濟秩序的歐美及日本等發建國家取經：然而，這種未能察覺本國歷史、文化，宗敎及傳统等與西方世界存在不少差異的盲從，只會令其在思考家族企業的管洽、傳承，現代化及多元化等問題時，掉進理論與現實存在巨大差異的誤區。
我們同意，西方的發展經驗很多均具參考價值，但中國文化其實亦有其積極性和建設性。更重要的是，我們無法否認，我們有些核心價值與文化歷史，是西方所沒有的：而西方的某些思想觀念和宗敎習俗，則是我們所缺乏的，情况就如種族或血統的基因烙印一樣，我們如果未能察覺，或一廂情願地以為這些差異不重要，硬把某些體制套上身，輕則徒勞，重則可能產生不少預料之外的問題，甚至令先章血汗落得關門大吉的下場。
就以「家」的概念為例，我們都知道，崇敬袓先，慎終追遠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不少人的家中，至今仍會裝設祖先牌位，毎逄時節或祖先忌辰，後人均會上香拜祭；清明節或重陽節更會隆而重之地舉家拜祭，近年祭祀的儀式更可謂愈來愈受重視，亦愈來愈計較排場。背後原因則如黃仁宇所言，「中國人在血緣裡係裏獲永生」，錢穆則指中國社會的「家世傳襲，可説是一種普通水平的不朽」。1
中國文化長久以来均藉着拜祭祖先的儀式以彰顯血脈延續的傳統，若與基督教信仰中要求信徒只能全心敬拜上帝，不能敬拜袓先、偶像或其他任何神祇，並視上帝救贖為獲得永生的唯一途徑的文化相比，便會十分清楚地看到彼此間的巨大差異。這亦是錢穆進而指出「西方人的不朽，在其死後到別一個世界去；中國人的不朽，則在他死後依然留在這一個世界內。這是雙方很顯著的一個相異點」的核心所在。
在不同文化、宗教及傳统的環境孕育和成長的家族企業，雖然有不少諸如以發展為本，只講盈利、講求效率的近似之處，但在某些方面上則顯然存在差別。如果我們只一廂情願地相信，一套源於歐美的管理概念或理論，例如強調控股權與管理權分家，可以完全適用於在中國文化環境下發展起來的家族企業，則未免過分單純和天真。
套用粱漱溟指中國文化乃「早熟文化」的概念，我們或者可以這樣説，死亡乃人類或任何生物的必經之路，相對於某些相信只有神的救贖才能得到永生的信仰、文化或社食，中國文化卻將「永生」寄託在子孫血脈不斷繁衍的自然定律之上。由於不同文化對「永生」與「延續」的信念截然不同，作為其核心載體的家族，在面對挑戰或威脅時，其應對、取捨的原則與策略有別，自然顯得不難理解。正因如此，我們在理解華人家族企業如何處理企集管治，接班傳承及發展策略時，自然亦應考處其適應性和差異性，而非盲目相信商業管理理論，可以如自然科學的定律般，放諸四海皆準。
對於現今的內地企業而言，香港華人家族企業的發展經驗，無疑比西方家族企業的發展經驗更具參考價值，主要原因是港商在吸收西方文化、走向現代化管理，以及在利用現代資本市場（企業上市）以擴大企業領域，徙而走向國際商業舞台等，面上，曾經有過不少寶貴的實踐和調適經驗。正是基於以上不同層面的思考，我們乃受侯杰敎授的啟發，着手整理文稿，並集結成書。
本書所輯錄的文章，主要來自2004年出版的《香港華人家族企業個案研究》一會，該書出版時雖然倉卒，但卻受到不少讀者的歡迎，晃眼間該會已出版十年，現已成絕版書，向隅者眾；其他收錄的文章，部分曾在不同會刊上發表過（例如《才德之間：華人家族企業與婦女》，《華人家族企業與股票巿場》、《香港社會科學學報）等），另有不少文章乃首次發表，是我們多年研究的最新觀察。對於那些曾經發表過的文章，我們因應相關家族和社會的最新發展與變通，作出了補充和更新，讓讀者可更全面地透析企業的與時並進和不斷創新。而本書除了會在香港出版繁體版外，同時亦會在內地以簡體字出版，藉以接觸各地請者，並希望他們能回饋更多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