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與蔣介石

楔子
前篇
一、胡蔣二氏的祖籍與家庭
（一）祖籍
1、上莊
2、溪口
（二）家庭
1、胡傳與蔣肇聰
2、胡、蔣祖先的傳說
二、少年老成的「糜先生」與「瑞元無賴」
（一）寡婦教子
（二）秉性自幼相異
（三）春暉
三、相異而又相似的婚姻
（一）胡適的婚戀
1、「名分」婚姻
2、知識伴侶
3、重新「假設」失敗
4、新文化與舊倫理
（二）蔣介石的婚戀
1、談戀愛適得其反
2、「不得已」的「好色」
3、與宋美齡結婚
（三）相異相似，孰得孰失
四、文武兩道與兩種革命
（一）胡適的求學與文學革命
1、胡適學文
2、文學革命
（二）蔣介石的求學與政治革命
1、蔣介石習武
2、政治革命
五、訪蘇各有心得
（一）蔣介石由訪蘇而反蘇
1、孫逸仙「以俄為師」
2、代表團的使命
3、與孫中山不同的心得
（二）胡適為蘇俄的政治大試驗所感動
1、驗證蘇俄的「狄克推多」
2、對新俄持理解態度
3、蘇俄走的也是美國的路

中篇「介石」與「適之」
一、「羅伯斯庇爾」臥龍新隱士
（一）中國式「羅伯斯庇爾」的形成
1、蔣介石提議北伐
2、蘇聯顧問在廣州
3、「羅伯斯庇爾的革命獨裁」之形成
4、黨內合作的本質
5、鮑羅庭「迎汪抑蔣」失販
（二）臥龍新隱士
1、胡適的新思考與新的抉擇
2、大都會的隱士
3、眾顧「臥龍」胡先生
二、蔣介石統一全國胡適之筆伐國民黨
（一）蔣介石統一全國
1、繼續北伐
2、削平新藩鎮
（1）中央集權
（2）中原大戰
（3）黨內的反對派
（二）胡適筆伐國民黨
1、投石問路
（1）撰寫《名教》
（2）端詳新政權
2、人權運動
（1）重操「言論事業」
（2）人權運動
三、國民黨與胡適較量
（一）國民黨圍剿胡適
1、言不成理的批判開道
2、各級黨部群起討伐
3、社會上的反響
（二）胡適不服、反攻
1、不服
2、尋機回敬
3、國民黨無力的迴響
4、社會餘音
四、蔣介石與胡適相知
（一）黨政部門的感應與相知
1、與政府中「民主派」的感應
（1）「治權行使之規律案」
（2）「人權法草案」
（3）勵行國語教育
2、國民黨黨內反對派的應對
（1）胡漢民對黨治體制的設計
（2）胡漢民不與胡適「共中國」
（3）汪精衛充當黨內「民主」派
3、蔣介石採納反對者的意見
（1）蔣介石的「江電」
（2）軟禁胡漢民
（3）宋子文找胡適聯絡
（二）胡適擬徹底「修正國民黨」
1、「修正」方案
（1）七條改革國民黨的方案
（2）前所未有的革新創見
2、使政府像個近代政府
（1）擇自覺努力革命之路
（2）不以「征服」求統一
（3）使國民政府成為「穩固」的中央政府
（4）中央政府應為社會的共信物
（三）較量而相知

後篇1鞏固政制無黨政治
一、重擇高效政制
（一）蔣介石擬選擇高效政制
1、蔣汪接近
2、擬選擇法西斯蒂
3、鼓吹法西斯主義
4、新生活運動
（二）蔣介石、胡適晤面
1、蔣、胡第一次相晤
2、「建設的政治哲學」提綱
二、檢討民主進程
（一）《新月》等刊物的回應
1、國民會議的許可權
2、對蔣介石演詞的批評
3、對《約法》的批評
4、為新生活運動進一解
（二）應建具中國特色的憲政
1、南京政府的大病所在
2、走中國特殊風範的憲政之路──無黨政治
3、中國極需恢復社會重心

後篇2抗日戰爭
一、臥薪嚐膽低調抵抗
（一）蔣介石臥薪嚐膽
（二）胡適低調抵抗
1、低調與抵抗
（1）主張交涉、求得十年的和平
（2）感謝李頓調查團
（3）要學到「能弱」
二、「安內」憲政
（一）蔣介石安內的演變
1、對地方勢力的「統一」
（1）突發的「閩變」
（2）粵桂之患
2、調整對中共的策略
（二）胡適主張憲政「安內」
1、憲政安內
（1）專制不是現代建國的必要階段
（2）民主政治是時代的趨勢
2、新式獨裁在中國亦無必要
（1）汪蔣的許諾應予肯定
（2）新式獨裁不如幼稚園政制
（3）求一政治的共信
（三）「安內」與「攘外」的關係
三、長期抗戰理智苦撐
（一）蔣介石長期抗戰
1、第一階段
2、相持階段
（二）胡適主張理智苦撐
l、由避戰到苦撐
2、對汪精衛外交路線的批判
3、弱國更需要外交──國際組織的構想
四、任書生為大使透視日本侵華
（一）蔣介石任書生為大使
1、應徵出使
2、勉力執行政府所交外交任務
3、拼命的「過河卒子」
4、書生大使
5、不合則去
（二）胡適透視日本侵華
1、以中國為其「利益線」。
2、走民族擴張自殺之途
3、現代化中的「保留」
4、對中日關係的瞻望
（三）中國國際地位在抗戰中提高

終篇1從勝利走向失敗在野幫政府的忙
一、先禮後兵回歸教育界
（一）蔣介石先禮後兵
1、重慶談判
2、形式上的政治協商
3、訴諸武力
（二）胡適回歸教育界
1、就任北大校長
2、不組政黨
二、單獨「制憲」「行憲」在野幫政府的忙
（一）蔣介石單獨「制憲」「行憲」
1、制憲國大
2、行憲國大
（二）胡適在野幫政府的忙
1、對憲政的評價
2、不入政府
三、冷戰中的熱戰論兩種政黨
（一）世界冷戰格局中的中國內戰
1、《中蘇友好同盟》簽訂前後
2、在內戰中失敗
3、史達林不守國際準則
（二）胡適論兩種政黨
1、天真的建議是「歷史錯誤」
2、論兩種政黨
四、第二條戰線論學生運動
（一）北大的學生運動
1、美兵強姦北大女生沈崇案
2、第二條戰線
3、軍警捕學生要依法
（二）論中國學生干政
1、學生干政的原因
2、學生要理智守法
3、「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

終篇2死守臺灣抱節守志
一、絕處逢生政府諍友
（一）難兄絕處逢生
1、念念不忘反共復國
（1）離開大陸
（2）絕處逢生
（3）「毋忘在莒」
2、偏安經營
（1）改造國民黨
（2）經濟建設
3、恢復總統職位
（二）難弟為政府諍友
1、現代的「伯夷」
（1）不食「嗟來之食」
（2）痛定思痛的中美關係
2、作政府的諍友
（1）函諫
（2）面諫
（3）借古諷今——威權與自由的衝突
3、「兩峰對峙」
（1）《自由中國》
（2）「雙水分流」
二、再次任總統容忍與自由
（一）難兄連任總統
1、再任總統
2、仍欲伺機反攻大陸
3、經濟繼續起飛
4、總統連任死而後己
（二）難弟的容忍與自由
1、逆流勇進，出任中研院院長
2、遵憲，反對總統三連任
3、政治家的風度
（1）容忍與自由
（2）容忍與內戰
（3）容忍與言論
4、雷震案
（1）鼓勵雷震組織在野黨
（2）袒護雷震
（3）胡蔣對話

楔子

　　新文化運動就是為了促使新政治的實現。1915年黃遠庸曾致書《甲寅》的編者章士釗，指出當今講求政治革新，「當從提倡新文學入手，綜之當使吾輩思潮，如何能與現代思潮相接觸，而促其猛省。而其要義，須與一般之人，生出交涉，法須以淺近文藝、普遍四周，史家以文藝復興為中世紀改革之根本，足下當能語其消息盈虛之理也」。章士釗不以為然，認為政治是社會的本因，政治好了，「而後有社會之可言」。所以章在《甲寅》不提倡文藝復興運動，專致力於政治。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則大倡中國的文藝復興。他說：政治界雖經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嘗稍減。其原因之小部分，則為三次革命皆虎頭蛇尾，未能完全以鮮血洗淨舊汙；其大部分，則為盤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倫理、道德、文學、藝術諸端，莫不黑幕層張，垢汙深積，並此虎頭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此單獨政治革命所以於吾之社會，不生若何變化，不收若何效果也。

　　即是說，單獨政治革命，只是換了朝代，國號雖也改為共和國民，但文化依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仍與過去一樣，人們依然盼有真龍天子。所以「如今要鞏固共和，非先將國民腦子裡所有反對共和的舊思想，一一洗刷乾淨不可」。因此他提出二十年不談政治，「而從教育思想文化等等非政治的因數上建設政治基礎」。 重建文化與政治新的互動關係，即新文化運動。

　　孫中山認同了這種關係，他在1920年說：自北京大學學生發生五四運動以來，一般愛國青年，無不以革新思想為將來革新事業之預備。於是蓮蓬勃勃。發抒言論。國內各界輿論，一致同倡。各種新出版物，為熱心青年所舉辦者，紛紛應時而出。揚葩吐豔，各極其致，社會遂蒙絕大之影響。雖以頑劣之偽政府，猶且不敢攖其鋒。此種新文化運動，在我國今日，誠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倘能繼長增高，其將來收效之偉大且久遠者，可無疑也。吾黨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於思想之變化，兵法『攻心』，語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種新文化運動，實為最有價值之事。

　　胡適是文藝復興論者，在美國留學時，即研究中國文字現代化，是首舉文學革命義旗的急先鋒，以此促進中國政治現代化。時值袁世凱的美國顧問古德諾鼓吹民主政體不適於中國，因中國從未有過民主。胡適則認為「恰恰因為中國不曾有過民主，所以她現在必須擁有民主」。 願意把中國「死馬作活馬醫」。 「但求歸國能以一張苦口，一支禿筆，從事於社會教育，以為百年樹人之計」。

　　他在五四時期說：現在國中最大的病根並不是軍閥與惡官僚，乃是懶惰的心理，淺薄的思想，靠天吃飯的迷信，隔岸觀火的態度。這些東西是我們的真仇敵！他們是政治的祖宗父母。我們現在因為他們的小孫子——惡政治——太壞了，忍不住先打擊他。但我們決不可忘記這二千年思想文藝造成的惡果。

　　他本希望在既有軍閥政治基礎上改革政治。後發現「要求他們制定出一個能應付中國今日需要，滿足國人希望的憲法，簡直是與虎謀皮」。軍人干政，猶如「秀才遇著兵，有理說不清」。北伐勝利後，他把希望寄託於國民黨。他認為國民黨的素質遠高於軍閥。

　　北伐軍的出師告捷，不僅贏得競爭對手的崇揚，社會的輿論亦眾望所歸。1927年2月顧頡剛在致胡適的信中說：「這一次的革命確比辛亥革命不同，辛亥革命是上級社會的革命，這一次是民眾的革命」。值得注意的是，這時有人把蔣介石與胡適相提並論，把北伐戰爭與新文化聯繫起來。這決非偶然現象。

　　1927年5月23日，北伐軍已勝券在握，杭州的一位叫任白濤的寫信給胡適，其中有一段這樣寫道：你在南京的演講，關於「文學革命」的部分我是完全首肯的。並且希望你今後設法繼續做未完的工作，免得失墜了你的前功！——我覺得現在中國的戰爭，就某點上說，算是白話與文言之戰；換言之，新文化──尤其是新文學——的運動，從筆尖移到槍尖上了（但一半自然要靠筆——政治部）。某年，我從東京返國，路過北京，有個朋友告訴我說：「《新青年》上所登的反動派的文字，都是他們社員自作的；因為找不到反動派的文字。」好了，如今可以不必再費自作反動派文字的特別苦心了！所有的反動派——就文學上的是所謂「海派」——都是明目張膽地樹起彼等的反動的旗幟來了！——我相信「文學革命」不成功，一切革命是不會成功的，它的基礎是不穩固的。

　　還在1926年底，蔣介石到江西南昌，指揮北伐軍進發浙江，肅清孫傳芳在蘇、浙的殘餘部隊，又到武漢，與馮玉樣國民軍的代表討論完成北伐大業。胡適此時尚在倫敦參加英國庚款諮詢委員會的會議。12月18日接到袁昌英女士的信，有云：胡先生，我近來心目中只有兩個英雄（你曉得婦女的心目中總不能不有英雄的），一文，一武。文英雄不待言是胡適，武英雄也不待言是蔣介石。這兩個好漢是維持我們民族命運的棟樑！我的靜坐的時候頗不多，然而一得之則默祝這兩人福壽與成功！

　　任白濤把北伐戰爭與新文化運動視為延伸的關係，有著深遠的意義，他把「白話」比作政治上的平民，「文言」則是貴族。新文化運動到北伐戰爭，是「從筆尖移轉到槍尖」，也是兩者的互補關係。袁昌英把「筆尖」與「槍尖」落實到代表人物身上。把胡適與蔣介石放在這個時代一併思考，稱之為一文一武的英雄好漢，共同「維持我們民族命運的棟樑」。是面向未來寄予希望的視角提出的。這也是首次。

　　嗣後有人認同這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革命的互動關係，1935年清華大學政治哲學教授張熙若為紀念五四寫有一篇《國民人格之培養》，即是把五四新文化運動與北伐戰爭相聯繫，歌頌其「震動所發出的光輝」。他引《莊子》：「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舟也無力」的話，作為民為邦本的新解。這裡的「厚」，不是數量，而是品質。指出中國原和十八世紀以前的歐洲人一樣，政治上沒有地位，是被動的。聖賢大哲教誨他們一個「忠」字。民國成立，是自由、平等、獨立、自治的新學說，戰勝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諸種舊觀念的紀念碑。但當時的新思想還只知其形式而不瞭解其精神，五四運動後，才「捉摸到歐美民治的根本」。這「根本」就是「個人解放」。「提綱挈領的說，當然是所謂思想解放」。由此，人即由過去為他人做工具，成為獨立存在的有價值的人，推動社會的大進步。「民治政治不過是個人解放的諸種形態之一。」他說：民治在大體上是今日政治上的康莊大道，其它炫耀一時的政治都是旁門左道，不久還歸消滅，不足為法。在理論上，除了民治只有共產，而廣義的講共產也只是民治的推廣，而非其推翻。……本來五四運動和民國十五六年的國民革命運動是走向這個方向的。

　　蔣夢麟也在《新潮》中說：五四以來的文學革命，增強了人民對於社會與政府的不滿，為國民革命鋪了一條勝利之路，對於北伐順利的成功大有幫助。

　　把北伐戰爭當作新文學運動的延續與發展，把蔣介石與胡適相提並論，長期來，不為學術界主流所認同，但持此論者，認為這正是當時社會實踐的必然，似無任何意識形態的背景。這不過是新文化運動的創導者當初所預設文化與政治互動關係的初衷，此時終於有人認同罷了，並總結其為民治主義康莊大道的必然走向。

　　雙方的代表人物：胡適與蔣介石正是在國民革命時結的緣，是時代的選擇。他倆結緣的方式，不落俗套，有其特色。結緣後的雙方，在三十多年的後續歲月裡，彼此心心相印。一方主要以政論的形式批評與建白：一方則注意對方之所言，或有所採納。彼此的所言所為，是正是謬，可從不同視角與立場見仁見智。他倆的相互關係，樹立了我國知識份子與政治首腦之間的新範式，以批評諷喻的平等方式代替了固有的啟奏、頌德的君臣模式，僅就這點，或是值得一書的。

　　為能瞭解前此的淵源，設前篇，先介紹兩者的基本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