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本土論述2012：官商勾結

【本土論述的風格】

　　本刊是一本人文科學刊物。每年舉辦論壇，邀請各界人士就香港本土具爭議性的議題進行討論與交流。本土論述網羅了多種風格。盡量網羅收納港中台三地的文化評論觀點。

　　有老有嫩、有軟有硬、有中有西、有左有右，就是本土論述的風格！

【本期簡介】

　　「香港市民支持『有條件獨立』的人數，與2007年有所增加，應是不爭的事實。原因可以很多，既可以是民族、 文化，又可以是歷史與社會，其對香港人的主體性又有甚麼影響？這裡留待讀者自行評價及分析。 －－ 陳智傑 王慧麟」

　　每年的《本土論述》文章，大抵分為研討會討論及邀稿兩部分。首先，每年年中左右，就會決定來年的論壇主題，並會把論壇主題發言輯錄成書。不過，在決定主題之時，往往與社會上之熱門話題刻意保持距離，以免研討會變成時事評論會。起初，論壇在大學小型課室舉行，得到不少學術先進，社會朋友全力支持。後來也因為經費原因，也因為希望可以走入群眾，遂與序言書室合作，以小型講座形式進行，參加的朋友也變得年青起來，討論時頓感活力！在此謹向序言的朋友，特別是李達寧先生的協助及推廣，衷心致謝。

　　同一時間，本刊亦會就一些特定議題邀請學者先進撰文，在此，感謝顧問委員會的眾多學者，在本刊編輯窮追猛打之下，在繁忙的工作（現在香港學者工作極為沉重，其非學術工作亦往往不為學術機構鼓勵）之中，撥出寶貴時間寫下極有份量之文章，為本土研究出一分力。另外，我們會留意年青及有潛力之本土學者，誠邀他們為本刊撰稿。他們的論點，確實為本刊注入更多活力及學術力，在此我們亦感謝他們的無私奉獻，坦白說，他們交稿往往是最準時的！

　　今年的《本土論述》，延續過往的年刊風格，有平時不露面，在財經博客界十分著名的隱士順叔，撰寫兩篇文章，側面反映了九七年前後的華資及中資財閥的崛起及變化，讓讀者可以透過財經角度，了解本土官商結合之脈絡，值得再三閱讀。

　　呂大樂教授、方志恆博士與張少強教授亦剖析了整個官商結合的政治架構。延續本土研究的主體性討論，本刊顧問劉國英教授及羅永生教授親自操刀，輔以孔誥鋒教授、黃偉國教授及李祖喬先生以及港大民調結果，相信讀者對於本土「主體性」的議題，有更深入的理解。繼續燃燒的，還有性別與主體之議題（金曄路博士及胡嘉明教授），以及新界的無窮盡想像（鄒祟銘先生及陳劍青先生），相信今年《本土論述》仍然可以為讀者帶來更多的新思維及新衝擊。

　　最後，還要多謝新力量網絡的一班義工，以及本刊編輯委員會的同寅陳智傑及張嘉雯的無私協助。－－王慧麟 2013年2月

作者簡介

馬家輝

　　傳媒人、專欄作家、文化評論學者，現為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助理主任。生於香港，台灣大學心理學系畢業，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碩士，威斯康辛大學社會學博士，著作於兩岸三地出版。

梁文道

　　身兼專欄作家、電視節目主持、時事評論員、牛棚書院院長等多重角色。評時事、寫文化、講飲食、參與文化及社會運動。近年，於內地出版著作、主持節目；但他依舊家在香港，留守香港。

王慧麟

　　文字工作者，曾任職香港特區政府，傳媒及學術機構，倫敦大學亞非研究學院法律系哲學博士。

陳智傑

　　香港智庫新力量網路秘書，活耀於公民社會。

香港的政商關係與官商聯盟作者:方志恒

(節錄)

如果看香港的政商關係，我想先講一個故事給大家聽。在1983年，即是當時香港進入一個過渡時期，也是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問題的一個關鍵時期。當時北京派了一個新的新華社社長許家屯來香港，處理香港過渡時期的問題。許家屯在1983年來香港之後，他用了三個月的時間，就做了一輪調查研究功夫去掌握和約見好多人，去掌握香港的政治形勢。他三個月後，回到北京述職，向當時中國的領導人，建議怎樣處理香港談判的問題。他有幾個好簡單的方針，他認為最重要就是拖住英資，穩住華資，團結台資，僑資，壯大中資和吸引外資。這個就是他當時建議給鄧小平在北京處理香港過渡問題的方針。我們會看到由80年代甚至到現在，北京對港政策的核心就是穩住資本家。在許家屯的回憶錄都寫得好清楚，北京所定義的港人治港就是要建立一個跨階屠的聯盟，而這個跨階屠的聯盟是以資產階級為核心的。

換言之，北京就整個對港政策去建構香港政治秩序是以建構一個官商聯盟為核心的，而這一樣東西事實上不是一樣新的東西。剛剛大樂都有提到，其實殖民地時代的殖民地政府和商界已經有很謹密的關係，甚至話當時已經有一個官商聯盟。北京整個對港的核心或者一個戰略可以這樣說:「它要延續或將它認為在港英時期運作得相當之成功的一個官商聯盟的一個模式是97之後繼續延續下去。」這個是它整個對香港，我甚至相信這個核心，到現在還是一個未有好大變化的一個基本判斷。這樣就帶來一個問題，為何97年之前那個官商聯盟似乎我們看得到相對的運作是比較暢順，也似乎對政府的管治有一個比較正面的作用呢?但回歸之後，似乎我們看到官商關係有好多的問題，政府和商界本身有矛盾，商界和民間也有好多的矛盾。為何會出現這些變化呢?我自己在過去幾年做博士論文的研究，主要就是想審視這個問題。

簡單來說，我的研究會看得到回歸前和回歸後政商關係和官商聯盟的變化，主要有四方面。第一方面就是回歸前，相對當時殖民地時代的商界，那一個時代，商界的壟斷性比較強，即是剛剛大樂所說，大家是分地盤的。那時英資是佔據了不同的行業，大家有一個微妙權力的平衡。而當時商界和政府的溝通是比較順暢的，原因是除了壟斷性比較強，也因為有一些代表直接坐進在行政局中，即是現在的行政會議。如果看回很多殖民地的研究，我們會看得到例如怡和或者匯豐，它們每一屆都有人進入行政局。

他們的大班是直接坐進行政局，這樣對當時政商的溝通是好有一個幫助，為什麼?在商界，當時主要談及英資，它們的壟斷性好強，而直接有一個代表坐進行政局，令到政府要出一些政策，所謂要諮詢商界，就比較容易，因為最能夠有決策權的商界代表已經坐進行政局中。我自己找的實證研究會看到，踏入70年代末，如果以恆生指數的市值來計算，幾大英資財團談及是佔了六，七成，而匯豐和怡和這兩間最大影響力的英資財團，正是它們自己所佔的恆生指數都超過四成。換言之，當時要處理商界和商界的關係，政府比較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