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記得胡適之先生以前告訴我他讀書和作文的要訣。他說讀書有心得，一定要寫下來。寫下來之後，才能變成你自己的知識。
胡老師這句話，真是深得我心。因為我自己很早便有相同的體驗。回憶自己的青少年期，我識字不久，便由雙親和塾師的引導，養成了寫日記的習慣。寫日常見聞和讀書札記很自然地就會變成「日記」的一部分。真的，寫日記、札記最能幫助記憶。縱是忘記了，也能一索即得。
寫讀書心得的小品，其內容有的是選自人家的著作；有的則是自己的意見。世態所見既多，書又讀得五花八門，札記也就寫得七零八落。長的札記往往變成一篇小論文，乃至自我欣賞的小創作；最短的則可能只是一兩句雋語名言。閱讀的範圍漸次擴大到古今中外、文法理工，那麼下筆的興趣也就隨遇而安了。
抗戰期間讀大學，害了「發表慾」，每把這些小札記，分類編纂，然後按其性質，分別向有不同好惡的報刊上去投稿。這些小稿件，往往也被一些有好心腸而又有相同好惡底編輯們採納了，並寄來少許稿費。在那一碗豬肝麵便立刻可以減輕夜盲的歲月裡，小小的稿酬，實在是大大的鼓勵。──漂母一飯，終生難忘。
大學畢業後，在海內外也做過一陣子期刊編輯什麼的。助編、合編、輪編、主編都幹過。值得一提的是五十年代之末，在民主聖人胡適之的策動之下，我們十來個碩士博士者流，為著宣揚民主、提倡新學，曾在美國紐約辦了三年的中文月刊叫做《海外論壇》，由大家「輪編」。那時海外作家既少，又發不起稿費，本社社員停筆不寫，外界就拉不到稿子。為趕印刷限期，輪編者就只好自己動筆了。最糟的稿荒時期，有時甚至從頭到尾，從社論到副刊，往往出於一人手筆。
在這一窘迫情況之下，有寫雜文習慣的人就可大派用場了。
我們籌辦《海外論壇》的原始目的，本是針對時艱，提倡民主。這家小刊物，雖然胡適之、雷儆寰諸前輩對它都呵護備至──雷先生竟把它列為《自由中國》的海外姊妹刊，但是《論壇》的本身卻是一樁很痛苦、很深刻的失敗經驗。
──它失敗的基本原因是起於中國知識分子不能民主合作的傳統劣根性。古人說，「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事實上正相反。中國知識分子之「絕」，是我們對下既能發「令」，對上也善於「受命」。可是我們彼此之間卻不能「平等合作」。我們平等合作的結果必然落得個「拳腳交加」（像台灣今日的立法院）或「按鈴控告」。所謂「中國知識分子」，事實上個個都是「單幹戶」。單幹戶找不到「夥伴」（company），組織不了「公司」（company），《海外論壇》也就關門了。
「提倡民主政治？」我們生為「中國知識分子」，「我們配嗎？」──這問題太大了，學問太深了。哪是「全盤西化」這四個字可以解決得了的？個人自慚不學，自慚淺薄，也就不再造次以漢語來寫「時文」了。是「失敗主義」在作祟吧，一停筆便幾乎停了二十年！
二十年不是個短時間。任何一種文字，你如丟下二十年，重提筆桿你會覺得這枝筆其重無比；用這枝重筆你也會寫得別字連篇。
既然拋荒二十年，為什麼又重董舊業，再作馮婦呢？這就不能不感激劉紹唐、胡菊人這兩位與我有「相同好惡」的大編輯了。
紹唐最初派給我的是一項中文翻譯工作。他要我把早期用英文寫的《胡適自傳》翻譯成漢語。這項翻譯工作，我原先是不想幹的。但是這位長於辭令、善於派工作的劉傳記卻說，胡適是位歷史人物啊！也是你的老師，別人如把他的英文自傳譯糟了，你不好說，同時對你也不太好。──我仔細想想紹唐之言實在大有道理，心裡一直很矛盾（我不想把時間浪費在翻譯自己的著作上），最後還是承擔下來了。一翻兩年，竟然變成劉傳記「野史館」內的「野史作家」了。「野史」原是寫不盡的。在紹唐兄不斷的鼓勵和領導之下，胡適傳記之外，歷年治史心得，想到適之老師「寫下來」之遺訓，一時亦竟如脫韁野馬，一發難收，十餘年來又寫了數十萬言。
這些不成系統的隨筆札記之作，值不值得選輯成書，保留下來？我自己一直也是很矛盾的。
個人數十年之所學，不及先師適之先生之什一。胡適二十來歲便暴得大名，思想已成定型，從心所欲不逾矩，一輩子沒有變動，死而後已。然而我這個不爭氣的學生，雖已年逾古稀，而思想卻時時「逾矩」。個人學殖淺薄，固然是主要原因，然數十年來歷經憂患，國破家亡，閱歷之多也一言難盡，而古今中外，名儒碩彥又插架琳瑯，做到老、學到老，我掌握過幾家學說呢？值此諸子起、百家爭鳴的開放時代，余小子如不知輕重，自覺對國事民生已掌握到答案，自己思想已有定型，豈非妄自尊大？
我個人雖不敢說像梁任公「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挑戰」，然在此十年千變的大時代中，不斷觀察、不斷思考、不斷摸索、不斷讀書的求答案心情，則數十年未稍輟也。既然尚在摸索，難成一家之言，則「藏之名山」亦且大可不必，自出選集就更是犯不著了。此吾心理之所以矛盾也。
但是「人」畢竟是社會動物。你自己個人之外，還有家庭、親友和社會大眾對你的影響。劉紹唐先生是我的摯友、編者和發行人。多少年來，他一直要為我出本「唐氏四書」（因為他已替我出了三本書）；而我個人則因為事忙人懶，始終把好友諍言當成耳邊風，沒有抽出時間，和他認真合作。
最近我的另一位老友陳宏正先生，也要替我「出書」。他這出書的行動，比我這位疏懶的作者本人，更要認真十倍。宏正是一位有至高成就的企業家，而近年來在海峽兩岸的文化界卻是無人不知的怪傑和「文化大護法」。他把他辛勤得來的企業利潤，不用之於吃喝玩樂（他個人生活實在儉樸不堪），而用之於文化事業──尤其是推動「胡適學」的研究。近年來海峽兩岸所召開大型的有關胡適的「國際學術研討會」、「講演會」、「論文競賽」和「胡適百歲紀念郵票」之發行等等，幾乎都是陳君一手推動的。在這「七十子亡而大義乖」的沉悶時代，胡老師地下有知，對這位與他毫無關係的小崇拜者的義舉，該會由衷地感激吧。
宏正知道我是一個頗招物議的「胡適小門生」，因而他也就極力勸我把零星舊作，拼起來「出書」。他甚至主動地把拙作搜出若干篇，編好目錄，弄到「萬事俱備」的程度，真令我惶愧不盡。我的這些不成系統的舊作，泰半都是在《傳記文學》上發表的，《傳記文學》享有版權；劉紹唐兄乃請該社執事先生再事搜羅，由紹唐親自主持，分編為兩卷。有關史學與紅學者，編入《史學與紅學》；有關傳記、書評諸纇，則編入《書緣與人緣》。這兩卷書名也是紹唐代取的。
傳記文學社諸執事都是當今最有效率的出版工作者，他們不但把拙著雜文編排妥當，並打出清樣，三校竣事，登出預告。如撳動電鈕，則旦夕之間便已書在坊間矣。然社長先生客氣，純為禮貌問題，他要我這位作者於出版前，看一下大樣。孰知他卻高看我這個馬虎文人。我把這萬事俱備的出版樣品帶回了美國。一旦走入課堂，教起書來，便把我自己的書稿擱下了，一誤經年。
紹唐知我拖拉的個性，倒未迫催，而宏正則是個著重效率的現代企業家，他對我催書則函電交馳。有些對我過譽的讀者，看見預告之後，也寫了些熱情洋溢的催書信函，讀之令我臉紅。本年十月，我又攜眷返台。自知實在不能再拖，乃把沉重的樣稿揹到北京，揹到瀋陽和避暑山莊，最後又揹回台北，原封未動的還了劉紹唐。
紹唐沒有責我。然而我自己卻每好事後自悔自責。承兩位老友及讀者如此高看，而我個人則「不識抬舉」一至於此。因此寫這篇小序算是向老友磕頭賠罪。
並向愛護我的讀者們報告這兩本拙著遲遲出版的來龍去脈，敬祈海涵，並請嚴厲指教。
至於胡菊人先生替我在香港出版的那本小書《中國之惑》，那就更說來話長了。
我認識菊人三十多年了。在五十年代末期，他還是個青年。那時他和他那位美麗而甜蜜多才的女友，原是我們「海外論壇社」在香港編輯發行的總代理。我和他二人真是魚雁常通，情同手足。菊人「妻宮」極好。後來他和另一位甜蜜美麗而多才的劉美美嫂結婚，他以前的女友也嫁了我的一位極好的朋友，我們三家仍保持著通家之好，直至今天。
《海外論壇》之後，當菊人接編《明報月刊》時，不久我們又有了職業上的聯繫。原來我在五十年代末期曾寫了一部《李宗仁回憶錄》的中文底稿（是專給李宗仁看的）。這一底稿後來由於李宗仁自美「潛逃」而被哥倫比亞大學所「查封」。一封十餘年。至七十年代中期哥大當局恩高德厚，竟將原稿發還予我，並允許我「覓商出版」。這一下我同菊人才又搭線了。
菊人這時正主編《明報月刊》而譽滿海外。他得到有關李稿的消息，乃爭取該稿的首印權和連載權。我們雙方都安排好了，可是哥大當局則因此稿部頭太大，複印困難而遲遲未能交出。在我二人都有點失望的情況之下，我們也時時提起了《海外論壇》的往事。菊人說，暫時拿不到李稿，你也可單獨替《明月》寫寫稿子嘛。
這是一九七六年的春末。也真是「無巧不成書」，我這時剛有位搞圖書館的朋友，送我一本大陸上（文革時代）官方出版，「內部發行」，每本書都編有特別號碼的「祕籍」，叫《毛澤東思想萬歲》，分上下兩卷，都百餘萬言。
這本大書太精采了。它所記載的才是貨真價實的「毛澤東思想」；它所勾畫的才是具有原來面目，亂頭粗服的土老兒毛澤東。這本「禁書」太可愛了，以它和坊間精裝的《毛澤東選集》相比，則《毛選》只是一部裝模作樣，令人作嘔的偽書。
愛不忍釋之餘，這年暑假我攜妻女去加拿大度假，乃攜此書為唯一「度假書」。當妻女去市場購物、樂園玩耍或夜晚就寢之後，我就陪「毛主席」娓娓傾談了。這本書是毛皇帝晚年的《實錄》。毛氏晚年被人捧昏了，不知自己多麼睿智偉大。信心大了，嘴巴也大了。原先作詩還怕人笑話。作起來講四聲、工對仗，不敢馬虎。現在「放屁」也可入詩了。以前談馬列、攻胡適還吞吞吐吐，怕露出馬腳來，現在胡說亂語，也自覺無傷大雅了。──總之，這本書展示出真正的毛澤東。它也幫助了我們更深地去探索「中南海」的真相。文革初期，毛公口口聲聲說，文革只預備搞半年就結束。但是文革終於演變成「十年浩劫」。何以由「半年」延長到「十年」呢？讀《實錄》之後才恍然大悟──噢！原來是毛氏膽大妄為，發得出，收不了。「十年浩劫」是「收不了場的結果」！嗚呼！
搞歷史的人，抓到一本「奇書」或「祕籍」、「禁書」，是放不下去的。我把這百萬言巨著細細地咀嚼了。從紐約咀嚼到渥太華；再從渥太華咀嚼到紐約。
習慣支配我寫點「札記」。一動筆，不得了，也變成了老毛的文革──「收不了場」，一下便寫了六萬五千字。
「寫了這大堆垃圾幹嘛呢？」靈機一動，小胡不是要我寫稿子嗎？這不是稿子嗎？──其中或有可用之材。這樣我一古腦兒便把這大紙口袋寄給菊人了。並抱歉地告訴菊人，這是一包大垃圾，但其中或有點可用的材料──有「新聞價值」嘛。足下可選用則選用之；不可用則拿去抹抹桌子，丟掉它。
函去不久，我就收到菊人的回信。菊人說，他把這包稿子和「他的老闆」一道看了。他二人決定「全部採用」。
菊人的來信使我感到驚奇，也感到尷尬。驚奇的是編者和作者臭味相投到如此程度。尷尬的則是，哪有這樣長的「書評」呢？縱使是評「毛主席的書」。再者，我評了些啥子，自己也胡塗地記不清了。
我這篇書評後來在《明報月刊》竟然連載了半年，才由《李宗仁回憶錄》出來接班。還有，當我撰此稿時，毛澤東還健在；四人幫的鋒頭正健。到《明月》刊載時，毛氏已短命而死；四人幫也已鋃鐺入獄。因此在行文口氣上，就要煩編者酌量修正了。
在編排次序上，菊人也作了新安排，以配合每期的文氣而避免「連載」的枯燥。至於作者姓名，我們也同意保密。因為我的「八十老母」還健在故鄉。在海外亂評「毛主席的書」，不是鬧著玩的。
一轉眼十來年過去了。國事滄桑幾變，而菊人亦自《明報》轉《中報》，後來自辦《百姓》半月刊。在「六四」的前一年，菊人兄忽然提議要把我當年那篇「書評」配上若干近作來出個單行本。說做就做，他編排、打字、校樣，一切也都弄到「萬事俱備」的程度。也是為著循例送作者一觀，把校樣寄給了我，而我事忙人懶，竟至一拖兩年。最後還是原封未動還給了菊人。其後由陸鏗兄寫了篇序，並代取書名「中國之惑」，兩個禮拜就出版了，但是這部校樣在我的辦公房卻躺了兩年，為此我自己也無法原諒我自己。真也要向菊人伉儷磕頭才對。書此以誌吾過，並感激老朋友們的好意。
以上便是這三本小書《史學與紅學》、《書緣與人緣》及《中國之惑》從撰稿、發表到編印成書的大略。它們都是作者平時意到筆隨，札記性的零星作品之彙積。沒有顯明的系統，也談不到深度。不過筆者漸入老境之時，數十年國仇家難的煎熬，和千百卷中西典籍的浸潤；半輩子教讀異邦、心懷故國的感慨，發而為文，也不能說沒有發憤之作。只是我祖國文明深厚，當前世界學問無邊。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終日栖栖遑遑，追隨群賢，日夜進修之不暇，何敢以愚者點滴之得，故步自封？賢達讀者批覽我書，如不遺在遠，隨時惠函辱教，則企拜不盡矣。是為序。
一九九一年十月十三日於台北南港
他序
陸鏗先生序
謹以至誠，向讀者推薦唐德剛教授的評論文集《中國之惑》。
安徽出人才，以近代人物論，李鴻章、段祺瑞、柏文蔚、陳獨秀、胡適、馮玉祥、張治中、孫立人、趙樸初、楊振寧，皆聲聞天下，唐德剛教授其一也。
德剛，一九二○年出生於合肥，今年足七十歲，年屆古稀，生氣蓬勃。其文章之生氣，更具振聾發聵之功。抗日戰爭期中於國立中央大學歷史學系畢業。戰後負笈美國，繼續史學深造，在哥倫比亞大學得博士學位。遠於五十年代末期，即在哥大執教，與五六位老教授分教一門「漢學概論」，德剛分到之課，乃「論雜家」。由於求學時代早已遍讀雜家著作，功底深厚，治學授業，發而為文，自己亦變成「雜家」，新詩、舊詞、散文、小說無一不寫，政論尤顯其「雜」之特色。更難能可貴者，其文風別具一格，寓意深邃，而妙趣橫生。文字之運用，已入化境，嬉笑怒罵，超凡拔俗，既有韓昌黎之雄渾，又富蘇東坡之俊逸，兼具馬克．吐溫的辛辣和海明威的天真，尤可敬者是他有一顆熱血沸騰的中國心。
讀德剛之文，可以明顯地感受到中國心的跳動。即使他以春秋之筆，批評時政，毫不留情，有如其鄉賢包龍圖之嚴峻，仍然流露充沛之民族感情。
詩人聞一多在〈祈禱〉一詩中有句：
請告訴我誰是中國人，
啟示我，如何把記憶抱緊；
請告訴我這民族的偉大，
輕輕的告訴我，不要喧譁！
唐德剛教授的《中國之惑》，就是最好的回答。
一九九○年十一月感恩節
編者序
編者的話（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副會長 孔強生）
唐德剛教授一生勤於讀書、思考和寫作，著述甚豐。《中國之惑》是他的力作，原由胡菊人先生和陸鏗先生合辦的百姓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於一九九一年在香港出版，已絕版多載，坊間難覓。
二○○九年秋唐教授不幸病故，「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同仁開始整理他遺存在紐約的手稿、論文、詩詞、書信，並在各地搜集逸文、遺篇，準備選編後陸續付梓。前編《民國史軍閥篇：段祺瑞政權》已於去年初由遠流出版公司印行繁體字版，《中國之惑》的再版也在計畫之中。
去夏遠流游奇惠主編賜郵，告屢得熱心讀者投函，希望購買此書，故有意重新出版。本會得此佳音，即開始修訂工作，由余負責初稿，然後交美國的禤福煇會長和其他會內先進審定。
胡菊人先生和唐德剛教授是數十年知交，《中國之惑》的寫作和成編，與胡先生密不可分。
本書初版主要收入了唐教授七、八十年代在香港《明報月刊》和《百姓》半月刊發表的文章，其中的曲折經過，詳見唐先生的自序。
現在駐足回望，距本書最初問世已二十餘年，國事又多幾番滄桑。這次再版，主題仍定為以兩岸三地為對象的中國現代史史論，保留了原書的主要部分和精華，另藉此機會，做了一些修訂：首先是增選了唐教授一篇七十年代的舊文、多篇八十年代在《傳記文學》等其他刊物發表的文章及九十年代的新作，內容依然上起文革，接續《毛澤東專政始末》，但下限由一九八九年民運前後延至一九九七年鄧小平去世和香港回歸，更為豐富。其次，初版中部分篇目的題材和篇幅略顯不一，現已酌情剔出，將補入唐先生的其他相關文集。
全書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國共通論」是唐教授讀《毛澤東思想萬歲》這本「祕籍」的系列「書評」，原用「劉容」筆名在一九七六至一九七七年的《明報月刊》刊出，共七篇，其中〈毛公知識分子論──四論毛澤東的知識分子政策〉為本次新增。這幾篇文章可稱經典，常讀常新，連載時即膾炙人口，胡菊人先生在〈塵埃裡的珠玉──序唐德剛《五十年代底塵埃》〉一文中有精采回憶。
唐德剛教授一向認為，中國近現代史由現代化轉型運動的各個階段構成，是從傳統宗法社會向全民政治、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的轉變。本書第二部分「兩岸發展」涵蓋了海峽兩岸在毛澤東、蔣介石時代結束以後的變化和發展，共收文九篇，〈「黑貓白貓」是什麼「主義」？──也談對鄧小平的「蓋棺論定」〉以下六篇均為新版增收。
香港回歸是一代盛事，唐教授非常關注。第三部分「香港回歸」收錄了四篇相關文章，除〈為國共兩黨臉紅──讀「中英協議」感慨萬千〉外，其餘三篇為本編增補。
唐德剛教授不但是讀書萬卷的學者，更是憂國憂民、時刻關心中國前途的知識分子，雖寄居海外，但心懷故國，所見所思，形諸筆墨，乃有斯作。唐教授學貫中西古今，行文氣勢磅【石薄】，幽默生動，見解深刻，聲名早播。我們謹獻是編，以誌紀念，並與讀者諸君共享。
二○一三年四月二十八日於旅次
